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民国散文英译风格研究

作者简介

宋颉 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近年来，主要从事翻译学、英语教学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科技翻译》《开放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开放远程教育模式下英语学习者母语思维的负迁移及应对策略研究”等课题多项。2015年，出版译著《迪士尼大电影双语阅读·海底总动员》，并参与翻译《世界远程教育经典文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电视片《说戏》等。曾参与编写《新远程英语教程》等教材。2004年，获上海市“育才奖”。

内容简介

对民国散文英译风格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之后，本章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与译者主体性理论为基础，结合“序”、“后记”等副文本，聚焦翻译的审美主体译者，旨在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方面深入分析民国散文译者风格的成因。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发现，散文译者在选材上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与个人偏好，因此笔者认为选材风格应纳入散文译者风格的考量范围，体现出散文文体翻译的特殊性。 6.1 外部因素 6.1.1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或世界观，是规范我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形成的框架体系。意识形态可能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Lefevere，1992：41）。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翻译也是热点之一。国内不少研究者（蒋骁华，2003: 28；孙宁宁，2005:107）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研究焦点转向文本之外，对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翻译研究不能脱离文本内部研究，不能将这种影响绝对化。 意识形态对民国散文的译者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培基尤其如此。意识形态与张培基的工作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45年，张培基曾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者。该刊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是当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文化刊物，关于抗日的舆论占据了该刊的主要内容。之后，张培基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外文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是中国外文局的重要成员单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祝贺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的贺信中曾指出，外文出版社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优秀图书，在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可见，张培基的工作背景与政治因素联系紧密，意识形态对张培基的翻译实践与翻译风格必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意识形态对张培基的翻译取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蒋骁华（2003: 25）曾指出，很多因素会影响翻译取材，但是政治因素是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方面，它产生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也是如此，在翻译取材上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主要表现在：第一，选译的散文作品不少出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例如，《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一册选取了革命领袖朱德元帅的散文《母亲的回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散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方志敏的作品《清贫》，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等。第二册选取了李大钊的散文《“今”》，瞿秋白的散文《儿时》，张闻天的散文《生命的激流》。第二，选译的散文作品中不乏体现革命精神和政治色彩的篇目。例如，巴金的散文《做一个战士》创作于抗战之初，表达了自己激昂的斗志和对青年人的期望；郑振铎的散文《离别》洋溢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茅盾的名作《白杨礼赞》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北方抗日军民坚强不屈的崇高精神；冯亦代的作品《忘了过去就是犯罪》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和政客抹杀历史事实的无耻行径。 其次，张培基的翻译选材顺应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服务。例如，选入《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一册的文章中包括廖承志的《致蒋经国信》。该信写于1982年7月，虽然看似个人间的书信往来，但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张培基在散文英译时选取该信，符合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体现较多意识形态的内容。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每个散文篇目之后都有对作者作品的简要介绍。虽然这些简介篇幅不长，但是充分体现了译者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带有较多意识形态的色彩。例如，在简介《野草》一文时，张培基（2007：190）指出，该散文写于抗战期间，采用象征手法激励国人坚定胜利的信心，对处于困境中的革命者都有启发意义。第二册简介散文《雨前》时，张培基（2007：205）指出，对久旱盼甘霖气氛的渲染流露出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光明的无限期盼。 与张培基相比，徐英才散文英译本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明显较弱。一方面，在翻译选材时，徐译本没有选取革命家创作的散文作品，也没有为政治利益服务的篇目。另一方面，徐译本中不包括作者作品简介的内容，意识形态的色彩不甚明显。 在卜立德的散文英译中，也发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在叶圣陶《知识分子》一文的“译者后记”中，卜立德（1999：216）指出，叶圣陶能预见到中国共产党胜利后知识分子的命运令人敬佩。但是，他似乎没有预见到，人们想要说服知识分子成为新政权温顺的仆人，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政权下都更加温顺。译者还写道，同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式的”这一前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新生。译者的观点有失偏颇，明显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以致于对中国的评价不甚友好，也有失偏颇。 6.1.2 赞助人 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力量，比如个人或团体，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权力机构，出版社，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等（Lefevere，1992：15）。 赞助人也是对翻译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策略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张培基亦是如此。张培基的散文译著《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2007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系该社推出的“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之一。外教社积极响应国家“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号召，旨在通过推出该丛书，向海外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使海内外读者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因此，就出版社而言，必然希望散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尽可能地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体现了赞助人的影响，也较好地满足了其出版初衷。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张培基译本重视中国经典诗文的传译，尤其是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例如，老舍的《想北平》一文中提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古诗。该诗句出自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向来被视为经典名句流传至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张译一方面采用解释的翻译方法，在译文中补充说明了诗人的姓名、时代等背景信息；另一方面，在该篇注释中对诗人诗作及翻译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这样的翻译方法有利于国外读者理解该诗句的内容，也较好地将中国的古典诗歌进行了推介。又如，在梁实秋的散文《时间即生命》中，引用了“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该句出自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张译不仅采用加字法，增加了Confucius says的文字，而且在注释中将《论语》中完整的语句及其含义进行了清楚的交代，有助于国外读者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深入了解。 其次，张培基译本重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例如，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穿着黑布大马褂”。马褂原为满族人骑马时所穿的服饰，后来逐渐成为日常所穿的便服。民国时期，长袍马褂被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统用黑色面料，织暗花纹。?因此，马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负载词。张译译为mandarin jacket，较好地保留了该词的文化特色。又如，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提及“什刹海”、“玉泉山”等北平的风景名胜，也具有非常浓郁的地域特色。译文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法，分别译为Shi Sha Hai Lake，Yu Quan Shan Mountain。这样的译法既保留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又便于国外读者理解。 除张培基之外，卜立德的散文英译同样体现了赞助人的影响。卜立德的译著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出版社的性质必然使赞助人对学术性尤其重视，并影响译者的翻译风格与策略。在此影响下，卜译本学术型的翻译风格极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卜立德译本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进行了研究。在《古今散文英译集》的“序”和“引言”里，卜立德对中国和西方散文进行了比较，还对中国从古代散文到现当代散文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论述。 第二，卜立德译本对散文作者进行了研究。除了散文译文之外，卜译本为每位作者撰写了详细的评论，介绍其个人身平、思想倾向和创作特色等，有的译文还有“译者说明”和“译者后记”等内容。 第三，卜立德译本资料翔实，为散文研究提供了借鉴。卜译本的参考文献包括两部分：“原始资料”和“翻译与研究”，列出了个别散文的出处，并列出英美国家出版的中国散文译作或研究著作。 因此，卜立德的《古今散文英译集》不仅是中国散文不可多得的经典译作，而且是研究中国散文发展的一部著作。该书表现出严谨的学术规范，新颖的研究范式，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刘士聪，2005：51-56）。 本书聚焦民国时期，将民国散文英译作为研究主题，选题具有新意，有助于推动汉语散文的英译研究，并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增加徐英才、卜立德等译者的译本，为散文英译研究增添了崭新的语料，扩大了研究范围。此外，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加强了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在翻译美学的基础上，增加描述翻译学、操控理论等理论支撑，体现了多维度与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