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古典文学的奥秘/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第六辑

作者简介

王梦鸥（1907－2002）：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所。笔名梁宗之，研究领域遍及经学、文学、小学、美学。曾任教于厦门大学、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日本广岛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曾参与制作中央电影公司的影片，并兼任编剧委员。著有《礼记校证》《邹衍遗说考》《唐人小说研究》《唐人小说校释》《古典文学论探索》《传统文学论衡》《文学概论》《文艺美学》《文心雕龙：古典文学的奥秘》等。

内容简介

介绍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学论” 《文心雕龙》一书，据清儒刘毓崧的考证，大约写成于南北朝时代南齐之末，等于公元六世纪初年（这问题请参酌后文时序篇末的解说）。在这以前，中国已有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而对于文学作品也有了种种不同的意见。不过那些理论性的著述，经过长久的岁月，或存或亡，到了现代很难说出它的实在情形，最好是依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亲自说明他当时所及见的前人理论性的著述，较为允当。关于这一点，他在《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谟，无益后生之虑。” 这里，他提出的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今见于《昭明文选》卷五二；陈思王曹植《与杨德祖书》，今见于同上书卷四二；应玚《文质论》，今见于《艺文类聚》卷二二；陆机《文赋》，今见于《昭明文选》卷十七；挚虞（仲治）《文章流别论》及李充（弘范）《翰林论》，分别亡佚于唐宋之世，其残文今见于清严可均所辑《全晋文》卷七七及卷五二者皆不及原书十分之一。此外，桓谭（君山）《新论》，严辑于《全后汉文》卷十三至十五，然有关论文之语不多。刘桢（公幹）《论文》，除刘勰于《风骨》及《定势》二篇引述者外，已不可复见。应贞（吉甫）遗说，载籍久亡；陆云（士龙）论文，今但见其与陆机的书信中一些偶发的意见而已。如果依据刘勰当时所“详观”的前人文论，不管是尚存的或已散佚的，在其篇帙与内容组织上，可说没有一个比得上《文心雕龙》，然则称《文心雕龙》为我国空前未有的文学理论巨著，当不为过。 这样巨帙的专门著述，把中国上古迄于作者的时代，凡是他披览过的名篇伟制，一一都收为他的研究对象，中间既不假借外来的文学思想，纯粹使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来探讨纯粹国产的文学，处处保持着“观澜索源，振叶寻根”的态度，又可说是以中国人的才智建立的中国文学理论，便显得更亲切、更地道，也更具有代表性。尽管它的成书时代去今将近一千五百年，但就其纯粹性来评鉴，也是绝后的。所以自从这本书写成，既得到当时文坛领袖的称赞，而且在印刷术尚未发达，抄写流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仍拥有不少的读者。颜之推从南方流徙至北方，现在看他的《颜氏家训》论起文章，就有不少地方使用刘勰的遗说。历经隋唐五代，写文章的人虽未一一指名道姓，但引述这本书中的成语或套用刘勰的观点者，更是随时都可遇到。自宋以下，研读这本书的人，愈后愈多；至于近世，《文心雕龙》的研究者更从而作多方面的探讨——然而，如同唐宋诗人都在挦扯李商隐，却未见第二李商隐出现一样，研究《文心雕龙》者虽多，亦未见有相等的《文心雕龙》的著作出现，便可证明这书被称为“绝后之作”，于今仍不算是过分夸大。 作者：从刘舍人到沙门慧地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其生平事迹略见于《梁书》卷五十，《南史》卷七二，但后者实际是删削前者而成文；故《梁书》之刘勰传，文字稍详于《南史》。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莒，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莒县，但因永嘉（307-312）之乱，北方沦陷于异族，东晋明帝于南徐州置东莞郡以统流亡南下的人们。刘勰的祖父灵真，与刘宋时代的雍州刺史刘秀之是兄弟，《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云：“秀之世居京口”；京口，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然则刘勰当即生长于此。刘灵真的生平无可考，其子刘尚，即是刘勰的父亲，曾为越骑校尉。倘据《颜氏家训?涉务》篇所言“南渡士族……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之语，则这“越骑校尉”亦似是食禄用的虚衔。所以刘勰这一系应算是京口刘氏一族中较为没落的一家。本传云：“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这里说他“早孤”，是不太清楚的陈述。因“早岁”并不等于“幼年”，只是说他尚未成年，刘尚便已亡故了。刘尚挂个虚衔，多少还有俸禄可支，及其死后，刘勰的生活便发生了问题。但他不别谋出路，独找定林寺的和尚僧祐投靠，这里面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家贫不婚娶”五字，似须分开来看，例如：无力婚娶，可能是为着家贫；但不愿婚娶，便不是仅为家贫而已。以刘氏家世，纵因贫困不能与当代显贵的子女结亲，但以一个笃志好学的士人，似亦不难求得淑女，而其问题或在于刘勰个性本即无意成家。有了这样的个性，就容易了解他不依亲故，宁自托迹于空门了。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说僧祐于齐永明中（483-493）甚为竟陵王萧子良所礼敬，曾大量收集佛经，请人校订卷轴，撰写目录提要。同书卷十四《僧超辩传》云：超辩于齐永明十年（492）终于山寺“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按自汉以来，世俗无不重视墓道碑文的，凡被邀请撰写碑文，除显要者外，大都是大名士大作家；即使教下的风气，似亦不在例外（《幼狮学志》十五卷三期潘重规之《刘勰文艺思想以佛学为根柢辨》一文，考辨甚详）。是故，僧祐请刘勰为超辩撰碑，当与其邀请刘勰编纂定林寺经藏一样，都是要借重其学力与文才。易言之，刘勰著有文名是前因，而依僧祐是后果。这个后果，不仅有关家贫，也笃定了他“不婚娶”的意愿。这都是在他撰写《文心雕龙》以前，齐永明年间之事。 《僧祐传》又云：梁武帝非常礼遇僧祐，凡僧事硕疑，皆勅就审决。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并尊敬僧祐的戒范，当他是个大师。这是说僧祐由齐至梁，愈受皇家显贵的崇拜。其中，丁贵嫔，是昭明太子萧统与简文帝萧纲的母亲；而临川王萧宏，其人虽无可取，但他是梁武帝的六弟，也是刘勰初出茅庐时的长官。如果从萧宏与僧祐的关系或从与僧祐有关的许多皇亲国戚，以及刘勰出仕，首先充任临川王的记室等事实看来，则刘勰之走出寺门，是否受到沈约的提拔，事未可知；但他的文才得到萧宏的赏识，却显而易见。刘勰与僧祐相处至十年之久，而且“博通经论”，他当时没有立志做个义解的名僧，也不像前世诸子那样撰写其治国匡俗的政论，而独对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文风进行纠正的工作。这种意愿，但看他在写《程器》篇的结论，说：“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以及“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一段话，便可知他虽寄迹僧家，遇有机缘仍要进入仕途的。这是他著作此书而未仕时的自白，及遇贵人提拔，所以本传说他“天监初（502）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这里使用“引”字，益可想见其起家入仕第一是由萧宏的汲引了。 《梁书》萧宏传云：天监元年（502），萧宏封临川郡王“三年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此处称“中军临川王”，则其“引兼记室”当是天监三年以后。《南史》卷五一的萧宏传，对其为人，描写得较为详细，说他是“好内、乐酒、沉湎声色”，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他统精兵抵御北魏之入侵，但因其懦怯无能，落得大败逃归（此事，《通鉴》卷一四六记于天监五年）。但为着是梁武帝的胞弟，不仅未见受罚，反而“迁司徒，领太子太傅”。而其时，据道宣《高僧传》卷六《僧旻传》云：“（天监）六年，制注般若经……又敕于惠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卷。”如果这记载无误，则刘勰自天监三年至六年，一直是兼萧宏的记室。接着，刘勰本传又言：“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然而，他何时迁为车骑仓曹参军，史文不明。杨明照把那“仓曹参军”笺注为尚书度支的僚属，似乎欠妥。依理他的迁官当未脱离萧宏的关系，因尚书度支属下虽有仓曹，但萧宏从中军将军以至司徒，他的府里也有仓曹。《文献通考》卷四八“三公以下官属”云：“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有丞相太宰、太傅、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诸公，及位从公开府者，置官属有长史、司马、咨议参军，掾属从事中郎、记室、主簿、列曹参军、行参军舍人等官”，所谓列曹参军，即包括功曹、户曹、仓曹、中兵、骑兵等。刘勰之由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其官称要在“车骑”二字，车骑是将军号，不是尚书度支。到了下文“出为太末令”，这个“出”字不唯指述他离开京城，亦表示他离开了临川王的统属，其时代虽不能考定，但应在那八八卷经论分类编成之后。太末县于南齐时代属于东阳郡，《隋书?地理志下》云：隋文帝平定江南，“废建德、太末、丰安三县”并入东阳，开皇十八年（598）又改名金华，盖即今浙江金华市境。所谓“政有清绩”，似称其廉洁，未必即有“能”名。以一个久习经论而专长文艺的学者治理万户以上的县份（汉制：凡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他能得个“清绩”，就是很了不起的了。 接着，刘勰传又云：“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按：《梁书》卷二九萧绩传云：“天监八年（509）封南康郡王……十年进号仁威将军。”依此称谓，则刘勰之正除南康王记室，当在天监十年后。萧绩是梁武帝的第四子，本传说他“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俭约，所有租秩，悉寄天府”。这就与刘勰前任长官大不相同了。萧绩于天监年间，前后曾出任南徐州南兖州的刺史，刘勰或因兼有昭明太子的通事舍人之职，时在京城，故有机会建议南郊北郊之礼概用蔬果供祭，且受到昭明太子之“深爱接”。杜佑《通典?职官》云：通事舍人为太子庶子属官“掌宣传令旨，内外启奏。梁亦有之，视南台御史，多以余官兼职。”然后人习惯以此兼职称刘勰为“刘舍人”，或因其较“步兵校尉”尤合于他的身份。步兵校尉，自魏晋以下依循后汉之制，为五校尉之一。《文献通考》卷六四云：“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必给，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如或梁世情形相同，则刘勰当时以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亦可算是皇族肺腑所以有此“优差”。 最后，刘勰传末云：“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这关系到刘勰的卒年，史文没有年月的交代，使得后人一直摸不清这本名著作者的生卒年代，因亦不能确知他活在世间的年寿。然而各家对他卒年的推测中，今人范氏注《文心雕龙?序志》篇引用慧皎《高僧传》的记载较为接近。因为慧皎自序其书的记载是“始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467-519）”，亦即他著书的终限是天监十八年，而作序的年代可能更在这十八年之后。唐释道宣的《高僧传》卷七，编有《慧皎传》，但对于慧皎的生涯却以“后不知所终”五字了之，反不如今本慧皎《高僧传》书后附录龙光寺释僧果的记载，说慧皎于“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岁二月舍化，春秋五十有八”。这记载如若可据，则慧皎实卒于承圣三年甲戌岁（554），距其所自言《高僧传》的终限，尚有三十五年之久。换言之，在那三十五之中，侯景没有叛乱以前，任何一年，他都可以制作这篇序；但撰写那“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的传记，必然是在作序之前，因此《高僧传》中许多传记，可信都是天监十八年前写成的。而其中《僧柔传》（见卷九）、《僧祐传》（卷十三）、《僧超辩传》（卷十四），载有三僧卒后，其碑文俱由刘勰制作，慧皎并称之为“东莞刘勰制文”；尤其是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五月，慧皎亦称其碑文撰者为“刘勰”而不用“慧地”僧名，如果这不是因慧皎远在会稽，不知刘勰已受敕出家改名，则刘勰之出家，可信是在十七年之后。后二年，梁武帝改年号为“普通”，这年号一共用了七年之久，刘勰传说他变服出家“未期而卒”，则其卒年或即在这七年间。不过，今人或据宋僧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把刘勰著书五十篇之事，缀在昭明太子卒年之下，因疑刘勰之卒，应在大同三年（537），却替他增添了十多年的寿命。但综其一生，依据其自述者推算，他著作《文心雕龙》的年龄，当为《序志》篇所说的“齿在逾立”，梦随仲尼南行，因而有感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之一段话。亦即他于三十多岁开始撰写《文心雕龙》。其时代接近南齐末季至梁武帝初年，这样经历了梁天监至普通年间，前后二十余年，则其享寿约在五六十岁左右。论其生存岁月，正在所谓“齐梁文学”鼎盛的时代，他之专意论“文”，不能不说是深受环境的影响。所以身居僧寺，而整理的是许多佛书，但写完《文心雕龙》四十九篇之后，却在《序志》篇云：“自有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可见他当时思想的坚执，把孔子远驾于释迦牟尼之上。有些坚执，则循着“学而优则仕”的教训，一受到萧宏的招引便决然登上仕途。然而真正体验到现实的仕宦生活之后，又积渐促起幻灭的感悟。虽然，因其文集，到了隋代即已不见流传，故有关那促使其幻灭的言论无从知晓，但他长期保持着与僧人的交往以及其素食的习惯，仍可从零星的记载中钩稽而得之。此外，齐梁短世，诸事之纷更变化特别迅速，这出于他的亲闻目见，可能亦加深了他对“永恒”的追求。例如僧祐《弘明集》收载他写的《灭惑论》，观其为佛教辩护的热诚虽不及其论“文”的奥博，但态度坚决，足可预示其削发为僧是个顺理的行为，同时亦可看出他对道教邪术所利用的人性弱点以造成尘俗污浊之种种世相，这或许亦是促使他思想转变之一助力。使他始于栖身僧寺而终于归心佛门，从刘舍人而变作沙门慧地。 《知音》篇解读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楼，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他首先揭出“经验”的重要。这里引用桓谭的话说：他喜欢写文章又喜爱兵器，曾经分别请教于扬雄、王君大。扬雄告诉他：“能读千赋则善赋”；王君大亦告诉他：“能观千剑则晓剑”。正如俗语所谓“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见《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意林》）其实，熟能生巧，亦即“技巧”出于“熟练”的意思，不仅写作之人有待熟练，即读者亦须通晓“行情”。俗话“货问三家不吃亏”便是当为识货的起码条件，亦是读者欣赏力之基本训练。至于审辨文章，他认为六个要点必须注意：第一是看它所要表现的与所采取文辞体裁是否很恰合。因为文体是包括作家写这文章的目的及其个性的表现，他在《论文》《叙笔》诸篇已说明了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在《体性》篇又说明了不同的作家写的文章有着不同个性，如果二者都显示得明白，就是“位体”很恰当。如或在严肃的论题下大谈风月；向已死者的棂前大讲笑话，这就不得其体了。第二是措辞问题，造语用字，或繁或简、或重或轻，或用排偶或用散词，剪除骈枝，防止复出，这在《练字》《丽辞》《镕裁》等篇都已讨论，可为鉴赏的参考。第三是通变问题，因为古来文章，愈积愈多，可用的语言可能都被前人用过，因此应付日常事体的文章，不免陈陈相因，但是作家每为热情挚意或某种真知灼见所驱迫而作文，因而如何运用古语熟词以构造其新意，如《通变》篇所讨论的，要有人人首肯的新鲜语意，但又不是人人不懂的陌生语言。第四是文辞的构造可以不循固定的形式，然而语意的脉络必然要一气相衔，这才是用奇而不失正，如其《定势》篇所陈述的一些情形。好文章看来似断而实续，坏文章虽似处处是奇峰突起，其实是支离破碎。第五是直说不清，或直言不信，乃有譬喻与类例的应用。然而譬喻所取者只是两种事义之间“可能”的相似，而类例的引用则须二者之间“必然”的相同。因为譬喻只是形容词之放大，而类例却是所指述者的重要见证。所以《文心雕龙》分设《比兴》《事类》二篇，必须分晓二者之用意，然后始能判断“事义”的根据。第六是声律问题。有韵之文，多为吟诵而作，讲究声律是其文体使然；但是无韵之笔，应如平常口语，如果多是吃口的聒噪之音，亦将使人闻而生厌，何况文章是一种非对面的说话，许多语意，亦借助于音律以表示其昂奋或低沉的情调。这种助力，虽非绝对的重要，然而炳炳烺烺的巨文又有音韵铿锵的效果，与那不讲宫商者比而观之，自然要高出一层。 1．体大思精的中国美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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