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局长自述：后9·11时代的反恐情报战争

作者简介

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美国空军四星上将，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前国家情报副总监，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目前是切尔托夫集团负责人，该集团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创立。还是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海登中心创办人，中心致力于研究情报、政策和国际安全。 刘苗苗，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现任教于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曾翻译出版《卓越领导力养成》《生而为赢》《做不可能的事》《纳粹的精神解析》等7部作品。

内容简介

第一章 系统瘫痪 马里兰州米德堡，1999—2000年 故事发生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周一傍晚，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新闻播报，突然接到电话，说电脑出了问题。软件故障导致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全面瘫痪。 “说明白点，”我在安全电话线路上询问值班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国安局的电脑系统全面瘫痪。” 系统瘫痪是因为超负荷运转。技术人员后来向我解释问题原因时称，现有的系统配置无法承受“数据风暴”。仅数据的采集量就远远超过国安局网络的最初配置，这就好比附近的切萨皮克湾的码头、防波堤和海堤，倘若不够牢固，就无法矗立在强劲的东北风中。 系统瘫痪的责任不全在我。近年来，国安局财政预算吃紧，人员精简，基础设施陈旧，极少录用新人。我们费尽心思让系统保持运转，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这个乱糟糟的系统如何维持运行。如今系统瘫痪，想找张可以参考的布线图都不容易。不妨设想下，将达伦·麦克加文饰演的电影人物放到电影《圣诞故事》中的圣诞树上，是的，就是这么不合时宜。以此描述我们当前的处境最为恰当。 那天是2000年1月24日。当时，我身为三星空军将军，在美国规模最大、权力最大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位子上刚刚坐满10个月。虽然还是个新手，但无须值班员解释，我也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信号情报（SIGINT），是个连续过程，相当于一条谍报活动生产线，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情报搜集、加工、分析与报送。此刻，遍布世界的卫星和地面信息采集站依然在拦截通信，它们采集的海量电话、传真和无线电信号依然涌入存储缓冲器。然而，一旦存入，数据就会被冻结，不能移动，也不能读取。用不了多久，情报使用者就会注意到出了问题，因为他们的显示器出现频闪或根本无法显示。总而言之，国安局现在处于脑死亡状态。 情急之下，我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安全线路上通了电话，向他汇报电脑系统全面瘫痪。显然，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坐等技术人员排查故障。乔治和我知道很多国家机密，如今我们要共同保守一个新的秘密。系统瘫痪的消息一旦被萨达姆·侯赛因或者奥萨马·本·拉登之流的恐怖分子得知，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天一大早，一场暴风雪席卷整个华盛顿，联邦政府被迫关闭，我们则趁机召集了大批的计算机工程师与技术人员。趁员工们在家休息，我们要抓紧时间让瘫痪的国安局恢复正常。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了两天两夜，但仍毫无进展，这不由得让人感到绝望。周四早上，在家休整了两天的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情报分析员正常到岗，但他们发现所有入口和刷卡器上都贴着手写的便条：“系统目前存在间歇性故障，登录前请与上级主管联系。”我们给出的解释轻描淡写。 此时此刻，系统瘫痪已成为实实在在的安全危机。中午时分，在紧急召开的员工代表大会上，我在国安局弗里德曼礼堂（以美国密码学先驱威廉与伊莱扎白夫妇命名）亲口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局里数千名员工，那些没有到场的工作人员观看了闭路电视直播。宣布完这个残酷的通知，我真诚地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密的守卫者。一旦走漏风声，就会使我们的人民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那些觊觎美国领土和人民的不法分子会更加丧心病狂。这绝对不能成为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亲爱的，你猜今天国安局出什么大事了’这样的谈话永远不要开始，这是机密，出了国安局我们要对此守口如瓶。” 这次系统崩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国安局当前急需改革的处境。无可否认，计算机设备陈旧让人头疼，但现实比这更糟糕。 国安局亟须变革。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密码立下赫赫战功，1952年，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一纸密令成立国家安全局。在很多人看来，从获取情报的数量和质量上，信号情报远比人力情报和卫星影像更有价值。 但事实并非如此。识破间谍的确很难，但我们的监听目标只要轻松地挂断电话就能让我们精心设计的监听计划功亏一篑。此外，由于通信的窃听与破解乃高度机密，国安局将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虽然成立了几十年，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后来，很多人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听说了它的存在。1975年，以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为首的情报委员会披露国安局僭越了杜鲁门总统的授权，对国内诸多名流进行秘密监视，包括简·方达、乡村歌手琼·贝兹以及著名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 这份监听名单曝光后，美国政府针对国安局的行动权限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尤其是那些被国安局称为“美国人”的特殊人群，包括美国境内的所有人以及美国境外的所有美国公民。此后多年，国安局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但在多年之后再次遭到指责，原因是行动过于小心谨慎。 国安局之所以能在“冷战”期间大获全胜，除了预算充足与技术优越，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主要对手只有苏联，而后者显然在预算与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与曾经的辉煌年代相比，如今的国安局仍然是马里兰州雇员人数最多的机构，人数和20世纪90年代基本持平，财政预算却削减了将近三分之一。我们面临的对手也不再是国力薄弱、行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的政治寡头苏联，而是行踪飘忽不定的恐怖团伙、贩毒集团以及流氓国家。他们个个使用手机、网络以及各种现代通信工具，更不要提还有俄罗斯、中国与朝鲜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对手。 越来越多的通信经过新型的商业加密，要想破译无异于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光纤宽带正在以每小时数百公里的速度进行铺设，越来越多的信息交流通过光缆飞速传播，使得窃听难上加难。现代社会的海量数据流令国安局应接不暇。 当下，私营企业与商业投资推动技术的更新换代，而国安局由于太过推崇保密，与活力四射的市场几乎脱节。1999年，美国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宣称国安局“问题一大堆”，资金短缺，领导团队出现断层。我与该情报委员会主席波特·戈斯首次会见，他就提醒我：“将军，你要将这些恐怖分子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社会上那些自由论者、倡导保护公民隐私的激进分子、提供加密服务的企业、欧洲议会以及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来势汹汹地质疑美国国安局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引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官网的原话，国安局将“对世界人民的个人隐私构成威胁”。 1997年，在我担任国安局局长两年前，欧洲议会便委托第三方对梯队系统（Echelon）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显示，国安局与其盎格鲁—撒克逊伙伴们可以对欧洲的传真、电话与邮件实施拦截与监听，趁机窃取欧洲公司的商业机密，并将窃取的机密提供给他们的竞争对手。 抛开这些商业性质的间谍活动，欧洲人还担心他们的个人隐私受到侵犯。虽然美国律法规定国安局不得将美国公民列为监控对象，但外国公民并不包含在内。截至1999年，这场论战成功地争取到美国那些公民自由意志论者，他们担心美国人民再次受到国安局的监控。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安局同时受到双重指控，既指责它无法无天，又指责它无所作为。国安局是个聋子，但这个聋子却在阅读你的每一封电子邮件。 那次电脑系统崩溃只能证明国安局技术落后，官僚主义严重。员工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召集全局最优秀的技术专家与工程师，告诉他们系统修复无望的现状。同时，因为无法及时获取情报，递交给白宫的《总统每日简报》开始严重缩水。 情报获取的底线在哪里？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孰轻孰重？恐怖嫌疑人是否需要人道对待？如何处置叛国者？ 美国反恐情报战争中迄今为止最高级别情报官员的自述，他对情报机构领导人在反恐时代需要面对的含混情报、战略取舍、抉择判断，以及内部分歧，做出了第一手的描述。 主政情报机构10年，迈克尔·海登经历了美国国家安全纪事上一些最值得铭记的事件，如9·11恐怖袭击、斯诺登“棱镜门事件”等。海登撰写本书的目的简单但坚定：没有道歉。没有借口。只是记述事实以及原因。就像他所说的：“这是一个应该讲出来的故事，没有粉饰，没有虚构。我的观点是我的观点，其他人肯定会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个观点应该讲出来，从而使这个动荡时代的历史尽可能完整。我无怨无悔，或者说至少没有很多，但我确实想使之成为一段清白且可读的历史。” 作为反恐情报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本书系统地反映了美国情报界最高级别情报官员的情报观及其所经历的反恐情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