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量毛边版 黑船来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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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日本的开国：走出隘路与困境 19世纪中叶，美国使节佩里（Matthew C.Perry）率领舰队访问了日本。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佩里舰队的访问实现了“连接环绕世界的蒸汽船航线”的宏大目标。但是当时并未确立国家间交往与贸易关系，日本只是对美国船只开放了两个港口而已。然而，来自外部的这一微小刺激使两百年来安于孤立与停滞的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激变，并由此开始对外领土扩张，改变了与中国、朝鲜、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引起了全球规模的国际关系剧变。现在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东亚的国际秩序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变革。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日本实施“锁国”政策。所谓“锁国”，是指除了与有限的几个邻近国家及荷兰保持一定往来关系外，与其他各国没有国家间关系或贸易往来。更准确地说，就是限制日本人出国与回国，同时限制外国人来访。同一时代的大清国与朝鲜也实施了这一政策，而日本实施得最为严格。大清国允许国民出国前往长崎，同时规定外国人只能访问有限的几个港口。朝鲜则禁止国民出国，同时也严禁外国人进入朝鲜国境，但每年向大清国派出朝贡使团，或迎接来自大清国的使团。并且这两国对国境的实际管理比较松懈。例如，朝鲜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入境。日本与此不同，锁国甚至适用于官员的出入境，只有遭遇海难的日本漂流民是一个例外。同时对外国人来访的限制稍微宽松，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严格。日本与周边的朝鲜和琉球保持着国家间交往，每当德川将军换代时，两国使节团来访。日本与大清国之间没有国家间关系，只有大清国的商人来到长崎。为了保证德川政权体制的稳定，基督教被认为是危害日本社会秩序的邪教。近世初期，日本与借贸易之机进行传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断绝了往来。至18世纪末，日本更是禁止所有外国船只进入日本，只有朝鲜、琉球、中国、荷兰的船只例外。 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试图控制全球的动向保持高度的关注。于是产生了下列问题：面对来自西洋的威胁，怎样保卫日本？是强化封闭，还是扩大与西洋的往来？换言之，在近世初期，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处理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限制日本人出国。而到了19世纪初期，与西洋各国的关系成为焦点。是应该加强限制，还是应该扩大交往，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成为争论焦点的“锁国”与“开国”的问题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本书概括地考察了在上述新情势之下，日本的对外关系经过进一步锁国后，往开国方向逆转的过程，时间涵盖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主要分析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知识分子的对外认识以及国防构想。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不仅有对19世纪日本历史的概述，还包含更多的整体思考。笔者期待读者把这一段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中不时发生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的案例研究来阅读。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如何应对已经预见到的危机。正如不少人所指出的那样，佩里的到来并非突发事件。日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经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将波及日本，这是一个长期的噩梦，而这一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西方占据着军事与技术优势，擅长贸易，终将不断地提出交往的要求。然而，谁也无法预测这是否会成为左右日本命运的重大危机。19世纪初期，俄国使节曾两度要求到访。遭到拒绝后，俄国在虾夷地（今北海道）与日本发生了自江户时期以来的首次冲突。不过事态不久得到平息，在锁国状态中恢复了和平。此时，德川幕府的官员认为西方不会从地球的另一方出发进攻日本，从而否定了重建在长期和平状态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军备，同时下令沿海炮台开炮驱赶来到日本近海的西洋船队。这是基于过去经验并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判断。不过民间知识分子中有人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以俄国为代表的西方控制世界的运动终将波及日本，主张应当故意引起与西方船只的冲突，以此刺激幕府，达到重建军备与改革国家的目的。这就是产生于水户藩的“尊皇攘夷论”。这只是基于特定思想的一种臆断而已。然而，当1839年英国向清朝派遣军队并战胜清朝时，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推断，不如说是发自特定思想的臆断与极端论调更切中事实。 上述历史告诉我们，人在想象超出自己生命长度的长时段危机时会面临怎样的困难。重大危机或许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但这样的担忧或许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杞人忧天”，即使发生也不会发生在自己在世时。要预防未来的危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然而由谁来接受这一建议并承担所需费用或做出牺牲呢？所以，终日在担忧中度日实属无益之举，而快乐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是更有意义吗？这样，已经预见到了的危机就会逐渐被淡忘，人们更乐于继续眼前的安逸生活。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历史中找到不少类似的例子。以近期为例，太平洋沿岸有可能发生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发生的海啸地震为千年不遇的强震度地震。但是，即使是烈度较低的地震，如果发生在人口密度极高、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东京的地层下，不仅会危害当地居民，整个世界也将遭受重大打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以百年为周期必定要发生的事。此外，还有存在于超长时段与短时段之间的中等规模时段的问题，例如资源与环境的制约问题。据研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在21世纪枯竭，同时工业文明排出的二氧化碳与氧化物时刻侵蚀着地球环境，但谁也无法预测这将是二三十年之后发生的事，还是两三千年以后发生的事。以笔者管见，上面一类问题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然而，19世纪前期的一部分日本人曾预见到了长时段危机，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这一史实，或许能为人类应对未来危机提供一些参考。 其次，本书的后半部分考察了因佩里的到来而产生的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佩里的到来发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的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而这难以保证顺畅沟通，因此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荷兰文。当时，东亚地区通用的外交语言是汉文。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但很难保证荷兰文与汉文之间的准确互译。 语言上的隔阂与翻译时的困难使得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 这一条约包含了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条款，但谈到实现这一条款的条件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以谈判时使用的荷兰文文本译成的英文版本再译成的日文版本中规定为“两国政府中的一方认为有必要时”；而在根据汉文版本译成的日文版本中则规定为“两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如依据前者，当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就可以开设领事馆；如依据后者，则必须经日本政府同意方可开设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开设领事馆问题不仅关系到保护在日的美国人，还关系到开展对日贸易以及日后扩大对日交往等重要问题；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则是有可能发展成导致否定原有锁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会发生如此出入?经过对史料的考察可发现，根本原因是两个集团之间语言沟通上的困难，特别是以此为背景而发生的日方翻译以及日方使节团的两重故意造假。 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于佩里之后访问了日本，在谈判中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当事国的代表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困难重重。英国来访者没有缔结条约权，只是由并无缔结条约目的的海军军官签订了协议。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 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沟通与交际困难这一问题，对于生活在地球村时代、人员与信息交流十分平常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不易理解。而在19世纪中叶，那是一个十分切实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歧视与不信任感构成的重压对当事者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今人难以想象的。另外，使用不同语言民族间的接触以及关系的正常化也逐渐开始从语言与外交礼仪两方面改变着国际关系的规则。在原来的东亚世界，存在着以中华帝国为顶尖的垂直型秩序体系，朝贡礼仪与传统语言的模糊性使用支撑着这一体系。随着西方国家的到来，东亚的国际关系朝着主权国家间的对等秩序、追求对等的礼仪以及语言的明确性，形成由部分主权国家、从属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结构转变。由佩里到来引发的将日本纳入西方世界的事件就是这一变化过程的第一步。 再次，19世纪中期日本的这一段经历是一步步走出重重隘路与困境的典型事例。人们时常认为变化总是朝着某个固定的方向推移，因此19世纪的日本也是理所当然地朝着开国的方向发展的。然而正如本书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德川幕府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面对世界的变化却主张加强锁国。特别是时任首席老中的阿部正弘在那十年之前就主张加强锁国，并为此已计划加强军备。然而，尽管他不欢迎佩里，却同意与之缔结条约，并于三年后转向支持开国的立场。假如他当时拒绝妥协，不下决心调整政策方向，日本或许也与相邻的中国和朝鲜一样，陷入同西方抗争与被侵略的困境之中。在后人看来，19世纪的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隘路，后来又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地摆脱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遇毁灭的最后机会。 对于以历史为参照的人来说，从隘路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这一类事例实在饶有兴味。人无论是选择职业，还是择偶成家，必须要做出一定抉择。然而这一抉择是否正确与妥当，却并非一件容易判断的事。常常是身处其中的当事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而包括后世的人在内的旁人则按照与当事者不同的标准褒贬这一抉择。笔者在此不打算对这一褒贬的意义作深入探讨。不过在旁观者看来，当事者所作出的无法满足自己的目的与价值观的抉择，正是“陷入隘路与困境”的典型特征。另外，有时当事者做出的判断与抉择或许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环境的变化，逐渐发现实际上那是不妥当的决断。这时也可以称之为走出隘路摆脱困境。 日本于1930年代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当时，日本除了遭到中国的谴责之外，还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却意外地建立了“满洲国”。与此相反，对始于1937年的日中战争，日本政府在早期已经意识到应该和谈与撤兵，但却未能付诸实施，而是把战线扩大至全中国，最终陷于无法收拾的境地。陷入这一困境之后，日本又与欧洲的德国及意大利结成同盟，与英美开战，这一妄举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的灭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察觉到了陷入隘路的困境，最终采取行动摆脱了困境。1930年代的日本虽然也察觉到陷入了困境，但采取的侵略行动最终让日本尝到了千余年来首次被外国占领的耻辱。在日本于1894年发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后来对近邻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内含于这一问题中的同样结构。最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支持对外扩张的政策。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日本政府的殖民扩张路线。然而，此时日本陆军的唯一假想敌沙皇俄国已经在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中被推翻，华盛顿体系下的亚洲国际秩序趋于安定。在这样的形势与氛围中，知识分子很难表明自己对日本政府的怀疑态度。相反，出于对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担忧，社会舆论日益倾向于支持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路线。其结果是日本战败，给邻国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创伤，后世的日本人也在经受这一记忆带来的长久痛楚。 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域也可以观察到陷于隘路与困境而难以自拔的事例。美国对越南以及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典型事例。仔细考察19世纪日本的经验，再与1930年代的日本作对比，可以从中得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深刻洞察。 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 近世日本是一个拥有两位君主，由两百余个领国联合组成的特殊结构国家。本书着重概述了其中拥有全国军事与外交权、设立于江户（今东京）的德川幕府的政策决定过程。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下面对当时的政治组织结构以及进行决策时的标准程序作一解说。 近世日本国家的结构如图0-1所示。由图示可知，近世国家与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不同，为联邦型国家，拥有上、下两重结构。 图中的“○”代表近世社会中单个的社会成员，连接个人与个人的直线代表主从关系，即以土地或俸禄为媒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具体指的是德川“公仪”（德川将军）与“大名”（拥有伟大名声的领主）、“旗本”（比大名规模小，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家臣），大名与他的家臣，旗本与他的家臣等几组关系。“▲”代表的是以大名、旗本等领主为统治者的家产官僚制，其底部的“○”代表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或居住在城市的市民（前者被称为“百姓”，后者被称为“町人”）。家臣在一些情况下会从领主那里分得土地，但那只是名义上而已。大多数家臣与领取俸禄者一样不会直接统治领地，而只是从领主的租税体制中分得相应的一份。因此与其称之为封建贵族，不如称之为官僚贵族更合适。如此，在大名或旗本统治的领地上，存在着君主与其手下的家族式官僚管理民众的政治结构。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国家的根基存在于由君主与其家臣构成的主从关系，而武士与民众之间没有主从关系。他们之间虽有上下级关系，但也只是官僚制下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德川幕府就是由上述两百余个大名领国组成的联邦型国家，位于国家中心的是连同将军的直属家臣“旗本”领地在内共占全国粮食总收获量1/4的德川将军家系。德川将军家系由姓氏为德川的直系三个家系的“大大名”（御三家）和不拥有领地、居住在江户城中但拥有推举将军继位人资格的另外三个支系（御三卿）构成。御三家依其所在领国名称分别为尾张家、水户家和纪伊家；御三卿则依其所居住的宅邸地名分别为一桥家、田安家和清水家。此外还有姓松平的德川一族大名，以福井藩的松平家为首，共有17个家系。不过，这些德川家系不能担任参与德川幕府决策核心集团的首席老中一职，发生紧急事态时，只有御三家才有资格直接向将军陈述意见。 德川家系以外的其他大名分为“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谱代大名是指德川将军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跟随他的大名，或者是由德川将军提拔的大名。德川政权内阁成员的老中和若年寄均从这一类大名中选拔任用。不过，谱代大名中规模过大的大名则无此资格，但可以在江户城中靠近将军起居所位置的大厅，即“溜间”内分得一处工作间。当发生重要事件时，可以接受将军的咨询。若年寄一级官员的权力比老中要小，只从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构成幕府政策决定中心的是老中，主要是从中小规模的大名中选拔任用。 这是一个通过制约达到平衡稳定的制度安排。德川直系的几个家系构成了德川政权的核心集团，但同时也可能会争夺将军继承权。第三代将军之后逐渐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但是某一家系无直系长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依据的规则是以德川直系的六个家系为候补，并尽可能考虑血缘的亲疏程度。因此，将军家与德川家系之间，以及德川直系各家系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另外，只能从中等规模的大名选拔任用掌握政策决定权的老中。近世初期也曾有过领国规模比较大的谱代大名掌握政策决定权的例子，但因为担心他们篡夺权力，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从没有反抗能力的中小规模大名中选拔任用。这一做法的原理可以概括为“享禄者不掌权，掌权者不享禄”。这一做法不仅见诸近世日本，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奥斯曼帝国也可以看到。为了维护君主的地位，大多从身份比较低的家臣中选拔任用参与决策的官员。德川一族的大名偶尔也有被任命为老中的，但没有“大大名”被任用的事例。与上述惯例无关的唯一职位是位于老中之上的“大老”一职，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职位，幕府末期只有井伊直弼一人担任此职时被特别赋予实际决定权。 领国规模最大的“大大名”拥有古代时被称为“国”的广阔领地，他们是拥有领国的“国持大名”。他们大多不属于亲藩大名或谱代大名，而属于外样大名。例如，像幕府末期打倒了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萨摩藩或者长州藩那样，他们的领国大多位于远离江户的偏远地域。幕府末期，这些大名已经拥有了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对国际关系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并熟知外国事务，却被排除于有关日本整体的决策过程之外，因而逐渐产生强烈的不满。 近世日本以德川将军与规模大小不同的大名们结成主从关系的联合国家为主干，有关日本整体的决定由数名老中做出，老中来自中小规模的谱代大名。发生内乱或对外危机时，老中可以向大名发号施令，以大名联合力量应对。 图0-1标示了以天皇为首脑的朝廷。朝廷自9世纪迁都至京都以来，象征性地居于将军之上，并向将军颁发各类称号与官职，但从未有过对内政、外交决策的发言权。朝廷虽然也拥有规模不大的领地，不过与大名不同，这些领地交给将军管理。京都的朝廷遵守着由将军为其特别制定的法规，违反这一法规的朝廷官员将受到将军的处罚。近世日本的王权由这样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构成，不过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至18世纪末，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只有一个王权。随着对日本古代历史与神话研究的深入，开始有人认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王权，有关王权的想象力再进一步向前延伸扩大。佩里来访的五年之后发生的以朝廷为中心力量的宫廷政变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王政复古都与有关王权的这一想象力的深入人心有关。本书的考察结束于这一段历史之前。可以说，发生政治大变革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民间广泛认为在处理开国问题上德川幕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导致幕府丧失威信；另一方面，京都朝廷在对外问题上毫发无伤，还表明了对外强硬的态度，于是一部分大名与知识阶层就试图利用朝廷，由此入手开始国内政治改革。 下面介绍德川幕府内部的决策组织架构，大略如图0-2所示。 处于顶端的是征夷大将军，将军下面是四至五名阁僚老中。老中在被称为“御用部屋”的办公地点按照每月轮值制度轮流担任主持者召集会议，集体讨论处理政务，决策全国性问题以及与将军家系内部有关的事务。老中还负责监督京都的公卿以及各地大名，具体任务由监察官“大目付”执行。老中的席位座次依其任职时间先后排列，实权掌握在一至二名专门负责财政与民政的“胜手挂”老中手中。“胜手挂”是下面要叙述的“胜手方勘定奉行”的上司。老中次官若年寄则在另一地点办公，他们时常参与议事，但意见大多不被采用。若年寄通过监察官“目付”监督直属将军的家臣“旗本”。老中下面有“三奉行”“远国奉行”等，他们均为各个官厅的首长，负责领导处理实际事务。“三奉行”中包括负责管理寺院与神社等宗教团体的“寺社奉行”（5人），负责管辖德川政权所在地江户治安的“町奉行”（2人），以及勘定奉行（4人）。以在江户城大厅中的席位座次体现出来的形式上的地位而论，从大名中选拔任用的寺社奉行地位最高，由高级旗本担任的江户町奉行位于其后，但掌握最高实权的是勘定奉行。这里也体现了“掌权者不享禄”的惯例。勘定奉行的职责不仅限于财政方面，还通过派驻地方的代官管辖德川将军的领地，或处理与外国的事务等，总之除了一些琐碎或特殊事务外，几乎涵盖所有政务。 勘定奉行分为“胜手方”和“公事方”两种。公事方专门负责诉讼仲裁，除此以外的事务均由胜手方勘定奉行管辖。幕府的决策中枢由处理实际政务的官厅以及胜手挂老中统辖的胜手方勘定奉行组成。勘定奉行的下属包括“勘定组头”（12名），其下属分为“勘定”（全部约为250名）和“支配奉行”（全部约为90名），分别掌管各自事务。这些官员的身份在直接由将军过目任命的“御目见”一级家臣中也属于比较低的。但勘定奉行一职的工作难度大，为担任这一官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勘定奉行处理政务的办公处被称为勘定所，在江户城内与城外各有一处。在勘定奉行下面另外设有监察官“勘定吟味役”，负责对勘定所工作的监察。勘定吟味役的地位比勘定奉行低，但拥有向老中直接陈述意见的较高权限，共有6名。三名负责接受诉讼，另外三名负责对财务支出情况的监察。 在江户的中央官厅，设于政务次官若年寄下面的监察官“目付”（10名）为重要官职。目付负责监督江户城中官员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法规范，弹劾行为不轨者，并拥有直接向老中乃至将军上报的权力。目付下面设有高级监察员“徒目付”（约50名），由身份为“御目见”之下的武士担任，此外还有监察员“小人目付”（约100名）。目付负责审查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至幕府末期，幕府家臣中的有能力者被任命担任这一官职，监察管理旗本的工作渐渐退于次要，制定政策或上报成为主要工作，并开始主导改革。 构成幕府中枢的官职大致如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官员们常常分为几组接受老中的咨询，分组的方式不确定，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上述各官厅逐一分别接受咨询；第二，寺社奉行与町奉行各为一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为一组（略称为勘定方），大目付与目付为一组（称为监察方）；第三，在芙蓉间（江户城大厅里绘有芙蓉图案的房间）拥有工作间的官员（胜手方勘定奉行、勘定吟味役、胜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远国奉行）为一组，评定所几个部门的官员（寺社奉行、町奉行、公事方的勘定奉行与勘定吟味役、公事方的大目付与目付）为一组。至幕府末期，芙蓉间的官员提出过不少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意见，而评定所方面的官员则倾向于保守。 幕府还有被称为“三番”的军事官员，即“大番”、“御小性组”以及“书院番”。不过，这些官员只是担任将军以及各地城堡的警戒任务，不是战斗部队。德川国家的战斗部队首领始终由大名担当。大番主要负责前往京都和大阪担任二条城以及大阪城的警戒任务，后两者则负责江户城以及将军外出时的警戒任务。这些部门的长官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例如，当时普遍认为由胜手方勘定奉行转而担任大番长官的“大番头”实际上是降级使用。 此外，在幕府派往各地的官员中，有由大名担任的大阪城代和京都所司代，还有由旗本级武士担任的远国奉行，例如京都町奉行、大阪町奉行、长崎奉行以及浦贺奉行等。这些职位通常是任命两名官员，派往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官员两人一起前往当地任职；派往长崎、浦贺时，则一人前往当地任职，另一人留在江户负责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工作，每年轮换一次。在德川幕府的直辖领地还安排有代官，负责行政与征收租税工作。 上述政治组织体制在处理对外问题时是如何工作的呢？在近世日本对外关系中，对马藩的大名负责对朝鲜的“通信”，即国家间交往与通商；鹿儿岛的大名负责对琉球的通信与通商；日本整体的对外交往则由长崎奉行负责。按照惯例，中国船、荷兰船以及其他外国船只一律进入长崎港，先向长崎奉行说明来意，然后开始交往。下面介绍从众多事例中概括出来的幕府内部通信联络程序。首先，长崎奉行派出手下官员前往进入长崎港的外国船只，确认国籍，大致了解对方来意，然后向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报告。接着进一步了解情况，制定对应方案，并将获得的详细情况一并报告给江户。 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当月担任主持的胜手挂勘定奉行办公处，向其报告并商议对策。胜手挂勘定奉行立即前往当月担任主持的老中住处向其报告，并向其他胜手挂老中报告。当月主持老中当天或次日召集老中开会商议。这种会议一般称为“评议”。 老中看过长崎奉行送来的报告文件后，立即命令秘书官“奥佑笔”（秘书处负责人“笔组头”2人，秘书“佑笔”13人）查阅过去文档中同类事例的处理办法，写成文件报告上司。在秘书官“奥佑笔”的办公处存放着过去的文档。接着老中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将军身边联络官“御侧御用”向将军报告大致情况。如遇紧急情况时，则立即召集芙蓉间的官员，分发长崎送来的报告文件副本，听取他们的意见。芙蓉间的官员按照分组逐一向老中发表意见。意见搜集完毕后，老中再开会商议，并参考奥佑笔提供的意见，做出决定。如对各方意见均不满意时，则重新召集芙蓉间官员进行咨询。 老中的评议得出结论后，通常以文书形式通过将军身边联络官向将军报告，获得将军的批准。如遇重大问题时，老中就一起前往将军住处递交文书，获得将军的口头批准，将军身边联络官这时也一同参加。将军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批准，但也有要求重新审议的例子。19世纪里，除了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外，历代将军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志提出政策、发布命令，或做出人事任免的决定，几乎都是原样批准老中提出的方案与建议。 得到将军的批准后，老中就把发给大名的命令交给大目付，发给旗本的命令交给目付，一般性的决定则交给各奉行，分头下达。在老中下达的命令中，最重要的是由老中共同签署、代表将军意志的“奉书”。除了对朝鲜国王的往来书信外，将军从来不在文件上署名。 经过这样的程序做出决定之后，在江户的长崎奉行接受命令并转送给在长崎的同事，在长崎的官员接到命令后，就按照老中的指示通知外国船只代表，开始外交谈判。 由上面的解说可知，德川幕府的政策决定过程已经高度制度化。如果某一胜手挂老中得到了将军的格外信任，他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左右决策，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不论怎样，这一程序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处理对外问题时，与长崎的书信往来最快也需要一周左右，如果严格按照程序处理的话，甚至要一个月以上。西洋的蒸汽船与铁路已经大大缩短了交通与通信的时间，因此来到日本的西洋使节常常焦躁不安，佩里选择靠近江户的浦贺而不是长崎作为目的港，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谷博 2012年10月 前　　言 至今已有众多关于19世纪日本开国的著作，这里将再添加一册。其意义何在？ 本书前半部分主要分析了18世纪末至1853年（嘉永六年）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来到日本之前约60年的历史；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日本在1853年、1854年（安政元年）与美国、英国、俄国签订开港条约的外交过程。关于前一段历史，已经有了井野边茂雄《新订增补维新前史的研究》这一名著；而关于后一段历史，则有以石井孝著《日本开国史》为代表的各种研究著作。此外，关于前后两个时期的著作还有田保桥洁《近代日本外国关系史》、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等一批已成为经典的著作。新近出版的众多著述有关外交过程的主要模式大都参照这些著作，并加上了其他方面的材料。 本书将选取上述名著中被忽视的问题加以论述，并力图大幅改写该时期的外交全过程。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当时的原始材料就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的解释至少在有关外交过程和外交政策方面还有不少未解决的问题。 先看前半部分19世纪前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有如下一些问题。第一点，自1980年代前后开始，围绕近世日本是否属于“锁国”这一问题，日本历史学界提出了质疑。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只注重研究日本在“锁国”名义下对外闭关自守这一问题，而忽视了与中国、琉球、朝鲜等近邻的关系。这一倾向此时受到了批评。笔者认为，近世日本虽然重视与近邻国家的稳定关系，然而从世界史范围看，仍然维持着相对闭锁的对外关系。这一结论现在已经基本被史学界所接受。在这一意义上，使用“锁国”一词是恰当的。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确认的一个事实是，“锁国”一词并非最早出现在近世初期，在19世纪初期志筑忠雄翻译《锁国论》时已经出现了。这一事实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考察。 事实上，将“开国”与“锁国”作为幕府末期的核心政治问题始于18世纪期，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是否允许外国人进入日本。众所周知，近世初期的锁国政策是以日本人出入境为重点的。日本人出国以及重新回国成为严禁的对象。而针对外国船只的禁令只适用于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与上述国家有亲缘关系的英国。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朝鲜、琉球、中国自不必说，安南、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往来。这一体制至18世纪松平定信时代才被改变。松平把禁止入境的对象扩大至所有外国船只。 这是一个有意识地加强日本闭锁性的新政策。之后，经过各种对外事务的处理，日本人的对外注意力集中到外国船只来航的问题上。其结果是幕府末期政治斗争焦点的“开国”被限定在是否允许外国人入境这一点上，而几乎忽略了日本人出国的问题。1866年，近世日本初期原本严禁日本人出国的问题悄悄地被打破了，未遭到任何反对。 第二点，与佩里来航时相反，德川幕府于19世纪前半期反而加大了“锁国”的力度。对此，迄今为止的不少著作认为这是日本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西洋动向的无知所造成的结果。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注意到了西洋征服世界的动向，才在政策方面加强了闭锁性。这一选择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从常识的角度思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面临着超出个人人生周期的危机，“西洋某一天将会到来，但是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来”。在这一状况下，即使意识到危机终将到来，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事。假设那时的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可以继续维持长达近两百年太平的锁国状态的话，这并非不可理解的事。 第三点，更重要的是，这一“已经预测到了，但是不知何时到来的危机”的状况对于生活于21世纪的现代人来说，也并不是与己无关的问题。袭击日本列岛的大规模地震就是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对人类整体而言，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也属此列。被预测为终有一日将发生的重大事态在某一个具体时刻成为事实时，人将会怎样行动呢？大多数人都会把对未来事态的预测看作杞人忧天，拒绝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而选择快乐生活的道路。自然，其中也有认真思考这一危机的人。他们深深忧虑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机，不断敲响警钟，但是很难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们自己也一时找不到有效的对策，其中还有不少人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中。从结果来看，尽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危机到来之前强化了“锁国”政策，但还是在最后时刻转向了“开国”，从而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原因之一是，在这期间日本已经有过种种探索、思考和争论，积累了可以选择的多种对策。尽管如此，从后世来看，日本能够躲过危机还是应该称为幸运。本书对此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不过笔者仍想指出，为了生活于20世纪的年轻人，19世纪日本人的经验是值得重新审视的。 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思考了自1853年美国使节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日本时起，至翌年签订《日俄和亲条约》的历史。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其间发生的民族之间的接触都是在这之前未曾遇到过的。作为东亚的一国，日本与地球另一端一些国家的代表在此之前相互的了解仅限于少量的文字资料。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全面的对外交往，他们甚至无法直接进行语言交流。这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是如何进行的，当中发生过什么问题？对此，本书将主要围绕签订条约过程中的语言与翻译问题进行考察。其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是，著名的《日美和亲条约》至少存在两个内容不同的版本。是否允许美国在下田开设领事馆这一点上，条约的英文版与汉文版文本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出入。如果以后者为准，日本可以拒绝开设领事馆。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所谓和亲条约只不过是批准美国船只临时入港靠岸的开港条约而已，并非决定传统意义上国家间交往关系的“通信”或“通商”关系。如果允许外国官员进驻日本，也就意味着两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通信”关系。因此，在后来进行《日俄和亲条约》谈判时，这一点成为引起日本政府内部争论的焦点。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追根寻源，可以归结到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困难这一点上。当时，日本与美国的使节之间没有可以运用对方语言直接进行谈判的人才，因此主要使用荷兰语进行交流。而这一形式的翻译并非十分顺畅。另外，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同时使用了东亚地区传统的外交语言——汉文，这进一步加剧了混乱。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也起因于翻译错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访问长崎的英国军舰舰长只不过是提出了希望日本保持战时中立的要求而已，由于日方误解了这一要求，到最后不得不与本来没有缔约权的英国使者签订了条约。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名长崎翻译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 原先完全没有接触的异文化集团开始进行密切交往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双方克服了语言不同和互不信任，克服了利益冲突与面子，仍然不懈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时，谈判双方都考虑些什么，寻求解决哪些问题？当时的谈判者为了寻找可以弥合彼此差异的共通点而竭尽全力，并以此为依据去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本书将努力再现这一场景。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开港条约，对于理解后来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将有所裨益。如何看待领事裁判权也是如此。在最流行的观点中，常常只关注西洋与非西洋国家之间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一表面问题。然而，仅就幕府末期的历史环境而言，这很难称之为不平等。所谓领事裁判权，是指当地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纷争，当外国人为加害一方的嫌疑者时，其所属国家的领事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判决的制度。相反，如果当地人是加害者、嫌疑者时，就由当地国家的法院依照本国法律进行判决。当无法信任对方国家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将其置于本国法律制度之下的做法是十分合理的。友好通商条约完全未考虑除了官员以外的日本人到海外的情况，在这一范围内条约并无不平等之处。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把另一问题纳入视野：政策的大转变，即向相反方向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1854年的三个条约是决定开港的条约，并未规定“通信”和“通商”。如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对这些条约作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解释为“开国”，也可以理解为维持“锁国”。这一多义性具有什么含义呢？正如在本书前半部分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19世纪的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外交政策方面的闭锁程度。以至于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政府不顾历史事实，对有着传统外交关系的荷兰发出通告，说两国之间仅仅是“通商”，而非“通信”关系，并要求今后勿再派出“通信”使节云云。佩里以及普提雅廷等舰队的到来引发了日本政治危机，迫使当局弱化了“锁国”的政策。但是在条约缔结后，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拒绝扩大“通商”与“通信”关系。下面的事实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1855年，英国舰队为了交换日英条约的批准文书再度访问日本时，长崎奉行等人拒绝了英方希望均沾当时正在谈判的荷兰条约（通商为主要内容）的要求，极力阻止把关系扩大至“通商”。此时进入长崎港的英法舰队共有13艘。面对远远超过佩里舰队的兵力，日本代表最终未让条约超出开港的范围。但与此同时，德川幕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肯定“开国”、试图实现基本政策大转变的意见。翌年，幕府一方面拒绝了英方再度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已持续十余年坚持“锁国”政策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终于对幕府官员发出指示，要求探索通过“通商”实现富国强兵的途径。本书的末尾部分将分析反映于表面的态度与内部的议论之间的不一致，探讨政策大转变得以实现的条件。从宏观层次上看，我们不妨把幕府末期转向“开国”的政策看作日本顺应了19世纪西方推进全球化进程的第二波“宇内之大势”。它经历了由初期的强化“锁国”，到后来转向“开国”的逆转与跨越这一具有辩证意义的过程。 本书始终依据原始资料对这一过程做出全新的解释。前半部分主要参考了井野边茂雄等人的研究。考虑到丛书的体例，无法对引用的先行研究做出详细注释。但为了方便今后的研究，在本书末尾列举了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供参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