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第17辑)

作者简介

梁永佳，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知名高校。近年来，梁教授主张“以中释外”，致力于用中国古代思想解读远方的社会文化，同时通过加强当代中西方学术的对话，探索中国概念的社会科学意义。研究旨趣包括本土宇宙观、亚太民族志，田野工作点遍及中国西南地区、南印度和新加坡。目前已出版《地域的等级》《象征在别处》、Religious and Ethnic Revival in a Chinese Minority等多部著作，并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American Anthropologist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内容简介

编者按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对中国先秦文献的研究，长期湮没在“汉学”领域，甚至一度受到有意忽视。近年来，葛兰言的学术思想逐渐为国内外人类学家所重视。王铭铭、汲喆、赵丙祥、宗树人（David Palmer）、纪仁博（David Gibeault）、梁永佳、张亚辉等诸多学者都认为，葛兰言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汉学家、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而应被视为一位对一般人类学有原创贡献的人类学家。实际上，葛兰言对法国人类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路易·杜蒙（Louis Dumont）、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均有直接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我国老一代学者、葛兰言的学生杨堃先生（1901—1998），曾多次撰文提醒学界重视葛兰言的学说。值得一提的是，写下《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晚年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放弃了从村落逐级向上认识中国的思路，转而投入对葛兰言的研究。可惜天不假年，弗里德曼未能完成这项研究。四十多年过去了，从中国社会生产一般人类学理论的思路，早已被用中国经验探讨西方理论的模式所取代。尽管几乎所有欧美顶尖高校都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提供了教授席位，但中国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越做越小，很少出现新的、能引领人类学风格的议题，也没有出现过像葛兰言这样对一般理论产生影响的人类学家。甚至，很长时间内葛兰言的主要作品连英文版都没有，也没有中文版。听法国朋友说，葛兰言的文笔绚丽多彩，追求老派文人的风格，并不容易懂。看来，语言的隔阂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清楚葛兰言到底做了什么。好消息是，听说葛兰言文集的中文版翻译进行得颇为顺利，这令人十分期待。 本期“葛兰言专栏”，我们重刊三篇曾湮没在历史中的珍贵文章，并配上几篇当代学人的新作。我们希望配合已有的葛兰言研究，将这个领域引向深入。感谢岳永逸、宗树人、张亚辉、黄子逸、毛若涵和几位译者的鼎力相助。 祭祀理论：从泰勒到史密斯再到弗雷泽 王铭铭 祭祀（sacrifice）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借助供奉与各种“他者”（天地、物、神、物神、逝者等）交往的方式，是人处理广义人文关系（物我自他和人神关系）的办法，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亦富含对世界及人与其关系的宇宙观想象。 关于祭祀，人类学奠基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威廉·罗伯森·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1846—1894）及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给予了程度不一的重视，并相继提出三种不同的解释。三位巨匠活跃于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鼎盛期（泰勒和麦克伦南）及鼎盛期向式微期过渡的阶段（史密斯与弗雷泽）。他们带着时代气息和与之相关联的关切求索祭祀的“原始”，通过源流辨析界定了祭祀的由来与本质，并得出了不同结论：泰勒改良曾被用以贯通物我的精神论概念，提出了万物有灵论（animism）解释；史密斯基于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1827—1881）的定义提出了图腾论（totemism）解释；弗雷泽对其前辈泰勒和史密斯的解释进行批判和综合，提出了巫术论（magic）解释。 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崇新弃旧，淡忘乃至抹杀了这些曾有广泛影响的解释。然而，必须指出，学术上“温故”不仅是必要的（借此我们方能明了所从事工作的本来旨趣），而且对“知新”是有益的（从中我们能得到启迪）（王铭铭，2020a，2020b）。具体就祭祀这个课题而论，20世纪以来，人类学界给出的新解释很多。做理论溯源或学术史定位时，新主张提出者至多只会提到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解释，殊不知这一解释是在对英国古典人类学“原始宗教理论”之一解释（史密斯解释）的反思性继承中提出的（埃文斯-普理查德，2001：57—92）。为了“破旧立新”，年鉴学派有选择地对当年的另一种解释（泰勒解释）进行了“否证”（Hubert & Mauss，1964：1—9），但其事业与其批判对象——如泰勒的智识论（intellectualism）——思想遗产之间的关系难以彻底切断，因而年鉴学派实难阻碍“另类思想”以新的面孔——如结构人类学的“野性思维”理论——重返学界（埃文斯-普理查德，2001：24—56、93—118；Jones，1986）。显而易见，要理解新解释，我们不能不理解与之相对、相关的旧解释；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其后的“新学”，都是在返本开新中“创新”的。 鉴于从学术的“现在时”返回其“过去时”有以上必要性和意义，我将通过撰写本文重返19世纪晚期诸祭祀理论，并对其形成与变异过程加以再现。 行文之前，有几点“技术性问题”需要交代： 1. 本文述及的经典都具有极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内容，而我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其中一个特定方面——祭祀（特别是其“原始”）——的解释。由于我写作本文的旨趣仅在于讲述古典人类学祭祀理论演变的“故事”，因而，本文必然有其局限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对原典的全面复原。 多数学者在对西学进行翻译时将本文重点关注的“sacrifice”译作“献祭”，而一些汉学家在研究东方古礼时则将“祭祀”一词译作“sacrifice”。我在本文选择以“祭祀”来翻译“sacrifice”。这样做考虑有二：其一，在本文论及的文献中，并不是所有“sacrifice”都被解释为自下而上的“献”的等级化人神关系。其二，倒过来用被“西译”的汉语概念“祭祀”翻译“sacrifice”，有助于我们对即将进入的不无困难的西学之旅与所在文明关联看待。 2. 本文将追溯和理解古典人类学的祭祀理论（当作其写作主旨），这无疑会使本文有其缺憾——如，使之缺少思想的社会史和“集体心态”文脉分析。所幸者，有关于此，人类学史大师史铎金（George W. Stocking，1928—2013）的论著（特别是Stocking，1987，1995）专业而翔实，既为本文将要进入的学术思想史之旅铺平了道路，又为我减少了原本必然会承担的代价——若须承担说明思想与时代相关性的任务，那么我便会顾此失彼，失去专注于思想的理解之机会。 3.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经典引据了大量民族志素材。作者如何用这些素材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但由于我在此处要做的工作主要在于识别先贤提出的祭祀理论，因而，有理由“悬置”分析这些素材的由来、可靠性及作用的工作。 4. 本文引用的文献有不少只有外文版，但有两部经典（《原始文化》和《金枝》）已有了汉文版。研究时我诉诸原版，但引用时，有汉文版者，我主要依据汉文版。 旧文、新作交相辉映，重访葛兰言的生平与思想； 回溯经典著述及思想，重返学术之过去以立新说； 回归历史，深耕田野，重述文化新旧貌及其流变； 名家云集，聚焦前沿，共同解读人类学之“现在”。★名家云集，重磅刊载当代知名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最新力作。 ★拭去蒙尘，重访葛兰言，呈现一场关于中国文明的精妙绝伦的学术论辩。 ★重读经典，回溯祭祀、礼物等经典理论，在“返本”中推动人类学一般理论创新。 ★扎根田野，以扎实的民族志材料描绘变迁，回应集体记忆、婚姻制度等中层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