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714-1919)

作者简介

宋丽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与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出版专著《“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该书获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及其学术史意义”从目录学的角度切入，对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进行整理和研究。本章搜集爬梳了《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国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和新目录规划》《马礼逊手稿书目》《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鲍迪埃中文藏书书目》《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汉籍解题》等三十余种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并指出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在“中学西传”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视阈中萌蘖与茁发，先天地携带着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在西方翻译传播的因子，不仅勾勒出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大致进程；同时又反映了编纂者的小说观念，与十九世纪以降西方汉学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传统目录学对说部（尤其是通俗小说）著录相对缺失和滞后的境域下，异军突起，成为促进中国小说目录学发展的异质文化资源。而西方汉学家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或存在于西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中，或存在于西人关于中国典籍的著录中，或存在于西人编撰的图书馆藏书目录之中。这些书目以其独特的存在形态和著录方式，将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汉学相勾连，在中西小说观念的碰撞和融通中，促进了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学术构建，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第二章“西方中国古典小说版本意识的历史嬗变及其校勘学价值”采用版本学的方法考察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版本“一书各本”现象的关注和研究。本章以西方学者对《玉娇梨》《穆天子传》《聊斋志异》的版本处理为中心，描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版本意识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自觉整理的历史嬗变。并指出西方汉学家将西方传统的文本校勘学和中国传统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相结合，不仅激发了西方学者小说版本意识从沉潜到萌发再到自觉整理的变化，而西方学者将考证校勘的方法引入乾嘉学派忽视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版本整理的做法，无疑在小说版本的研究上占了先机，从对版本的重视、内容的校勘和版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小说版本校勘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三章“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选本与小说的文本化”从文本的角度切入，考察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选本及其文本化过程。西方汉学家编选的中国古典小说选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文本化的重要途径，主要有西人编纂的中国古典小说译文选集、中国文学作品选和中国文学史著作等文本形式。这些文本集译本、样本、选本于一体，相应地具有间质性、展示性与批评性等特征与功能。通过翻译、展示和批评，西人编选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不仅实现了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的文本化，而且自觉地以西方的小说观念审度中国小说，从小说的译名、起源、类型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小说文体的认识和建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经典化进程。此外，本章还对法国汉学家巴赞编撰的《元代》展开较为细致的研究，不仅梳理《元代》所著录的作家作品，探究《元代》所呈现的元代文学的全貌，而且将《元代》置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语境中，重新审视其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插图与中国古典小说域外的视觉传播”。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大都配有插图，插图与小说文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而当中国古典小说经由翻译越界游旅于西方时，生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衍生的文本形态，即中国古典小说的西译文本。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文本亦较早就开始添加插图，本章即对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本的插图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本插图的发展轨迹大致与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的翻译进程相吻合，经历了一个从滥觞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的历史嬗变，且小说译本插图受到了西方中文书籍的收藏状况、西方汉学的研究进展及西方印刷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此外，中国古典小说译本中的插图不仅具有提示文本情节、展示人物形象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同时又将西方流行的艺术风格和中国插图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文本插图，作为中国小说插图的域外生成，是中国古典小说插图的有益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阅读和传播。此外，本章还对明清外销瓷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图像传播展开具体考辨，指出瓷器充当了中国古典小说插图的物质载体，不仅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器物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插图在西方的传播，而且为中国小说西译文本添加的插图提供了诸多借鉴。 第五章“‘才子书’：明清时期一个重要文学概念的跨文化解读”将“才子书”置于“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学文化的双向交流中，探究“才子书”在西方的译介、研究和接受，并通过“才子书”的历时性研究，辨析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的互动，进而在西方汉学和国内小说研究的耦合关系中重新审视和研究“才子书”。本章指出“才子书”是明清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和文化现象，而“才子书”的西游和东洄又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耦合关系，共同促进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首先，明清时期“才子书”在国内的流行无疑触发了西人对“才子书”的关注和译介，“才子书”是最早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亦是早期小说译介用力最多的地方。其次，西人在前汉学时期对“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十九世纪初汉学的正式成立，而且促使“才子书”的译介和研究成为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传统。再次，十九世纪西人对“才子书”的译介、研究和接受在汉学促力下不断推进和深入，不仅译介的“才子书”种类和译本增多；而且就“才子书”的概念由来、书目著录及其文体特征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且西人对“才子书”的接受又逐步渗入西方的文学创作、汉语学习及汉学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最后，现代的汉学研究不仅继承了早期汉学“才子书”的研究传统，在对小说评点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才子书”的文人性；而且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小说研究的动向，促使国内小说研究从对“才子书”通俗性的重视转向对其文人性的深入探究。 第六章“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欧美的著录与接受”。《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皆鲜见于晚清官私书目，却较早受到西方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的关注，被著录入《马礼逊手稿书目》《皇家亚洲学会中文文库目录》《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籍目录》《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韩文和日文书籍目录》等西人编纂的中国书目。本章即探析１９世纪西方藏书家、目录学家对《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小说名著的著录，及其对中国小说的认知与评价，并进而描述《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小说名著在西方的翻译和接受状况。 本书第一章“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及其学术史意义”与第二章“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版本意识的历史嬗变及其校勘学价值”从目录、版本、校勘等角度探讨西方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文献学研究；第三章“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选本与小说的文本化”与第四章“插图与中国古典小说域外的视觉传播”从小说选本与插图的角度审度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考察；第五章“‘才子书’：明清时期一个重要文学概念的跨文化解读”以“才子书”为中心，辨析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研究；第六章“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欧美的著录与接受”则以《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为个案，从文献、文本、文体等方面考证中国小说名著在西方的著录、翻译和接受状况。可以说，本书是试图构建以文献、文本和文体为三大要素的西方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体系的初步尝试。 本书论述近代西方人如何接触、整理、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为了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