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社会学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先后主持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研究成果《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内容简介

第十一章　工作与家庭

第四节　工作-家庭矛盾冲突的现实呈现

前面介绍了工作-家庭关系的相关理论，以及工作-家庭平衡或冲突的前因、结果与机制。在现实中，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冲突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总是难以避免。个体层面的矛盾冲突也会渗透到宏观层面。本节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展示工作-家庭矛盾冲突的现实情境。

一、宏观层面

就业水平（尤其是女性的就业水平）和生育率是工作-家庭关系的核心指标。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两个指标都在不断下降。

（一）两性的就业率持续下降，但女性的降幅超过男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两性的就业率持续下降，且因工作 家庭责任难以兼顾等原因，女性的就业率降幅更大。２０２０年，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口中，女性占４０．７６%，男性占５９．２４%，二者相差近２０个百分点。在女性群体内，就业率也持续降低：１９９０年，女性就业人口占１６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７３．７６%，２０１０年这一比例降至６１．６９%，２０２０年这一比例仅为４８．０６% （比男性低２０个百分点），在过去３０年间，女性就业率以年均０．６４个百分点的速度降低，高于男性的０．４６个百分点。这种现象可能与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有关。女性作为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比还较低，与教育相匹配的职业地位还有待改善。

女性就业率下降是一个全球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全球多国女性的就业率呈现下降态势，即便是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如冰岛，也是如此。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无疑会推迟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从而使得在分母一定的条件下，分子却在缩小。又如，这种下降可能也与就业统计的口径有关：当前的就业形态更为多样化，不是只有坐在办公室里才算是工作，故可能有很多不坐在办公室里却也在工作之人并未在统计 “在业”人口时被覆盖进来。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三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等一批新职业，便是对此类情况的直观呼应（当然，并不是所有新的职业类型都未被纳入在业统计）。此外，该现象也与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有关，婴幼儿养育的困境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生育率不断下降并持续低于更替水平

女性的劳动就业率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反过来是不是意味着生育率和子女数量会相应提升呢？其实不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首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多年，社会刚从战乱中趋于平和与稳定，加上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给出生人口的猛增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或动力；其次，尽管时有波动，但中国在接下来的年代，经历了约２０年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最后，在１９９０年有明显回升（主要由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带来的效应——她们进入了育龄期）后，最近３０多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基本上在波动中趋于平稳，总体处于低位。１９５０年，中国的出生人口约为２０００万人，１９６３年猛增到２９５４万人，此后慢慢降低，１９８２年仅为２２３８万人，不过１９９０年又增加至２３９１万人。此后，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分别为１７００多万人、近１６００万人和１２００多万人；２０２１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仅为１０６２万人。实际上，自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经历了“七连降”，２０２２年和２０２３年，出生人口数量都低于死亡人口。

出生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女性的年龄结构以及生育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增长，于２００８年臻于顶峰，达到３７９４９万人。２０１０年后，育龄妇女数量以年均五百多万人的规模减少，未来还将持续减少，育龄人口总量收缩会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降低，加速人口负增长的速度。同时，生育水平持续走低，２１世纪以来的总和生育率都在１．３以下。

宏观层面就业率和生育率的双双降低，与个体层面日益严峻的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是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女性、职业女性、全职妈妈等热议的话题，也是婚姻家庭社会学重点关注的议题。在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全面参与非农劳动且职场竞争越发激烈的宏观背景下，这一问题不是仅有中国女性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职业女性或有就业意愿和职业发展意愿的女性所遭遇的共性问题。进而，这一问题也不是仅有女性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两性面临的共性问题：当男性也参与育儿事务时，他们同样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难题。通常，男性的工作 家庭平衡问题不如女性的凸显，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依旧停留在“外”上，但在新时代，在女性人力资本大大提升的时代，男性也被要求“从外而内”，回归家庭。

２０１３年，脸书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出版了畅销书《向前一步》，成立了 “向前一步”组织，这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热议，而且成为鼓励女性更好地在职场施展雄心抱负、追逐梦想、敢于分享、敢做领导、永葆积极心态的“心灵鸡汤”。当然，她的成功故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的，只适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地位较高、有议价能力的女性。也就是说，它忽视了社会的结构问题、歧视和压迫、制度安排、社会政策等。２０１２年，４９岁的安妮玛丽·斯劳特开始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这是她梦想的机会。但两年之后，她决定离开这一职位，并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一文，反思自己的人生决定，对阻碍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障碍予以批判。她之所以决定辞职，一是因为她希望能够陪伴丈夫和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满足成长中孩子的需求；二是因为在完成高级别的政府工作时，她很难做到兼顾工作与家庭。可见，即便是身居高位且收入丰厚的女性，也很难兼顾工作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