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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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哲学所需要于政治哲学的，不仅是哲学的政治辩护，而且首要的是哲学的理性奠基。 政治哲学着手应对哲学生活所面对的神学—政治要求。它就何谓正确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它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能对自己的回答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活方式。它转向那些迫使哲学证明自身权利的信条和禁令——只要哲学不该停留在一种单纯的决断之巅或保持为一桩信仰之举。 因为只有当哲学将那些依据一种人类的或超人类的权威而提出来或可能提出来反对哲学的意见和异议纳入哲学研究的时候，它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和真理。哲学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变成政治的，才能获得一个哲学上牢靠的基础，这是包含在苏格拉底转向中的决定性洞见。 哲学生活的理性奠基既不能通过理论设定和推演的方式来达到，也不能依赖于遥遥无期的体系工作的完成。哲学必须在与其最强有力的对手、最严苛的替代者的对峙中，用问答辩难的方式来检验自身的合理性。 并且哲学必须在当下就进行这种对峙。对于哲学生活来说，这种对峙是奠基性（grundlegend）的——“奠基”一词要字面地理解，无法被拖延，同样也无法委诸他人。 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政治神学的批判引起了哲学的特别兴趣。因为政治神学在反驳哲学时所依据的权威是全能的上帝。 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一样以政治事物为其对象。两者都认为，在政治的领域中爆发的对于何谓正确的争论是最重要的争论，“我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是第一位的问题。 两者的与众不同在于它们都是反思性的、都劳心于它们的自我理解，虽然出于极为不同的理由，两者都要求自己对于自身有着清楚的解释：哲人和信靠启示的理论家的思想与行动，分别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各自的核心。 与政治哲学不同，政治神学要求自己陈述一种以神圣启示为最终根据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政治神学毫无保留地以信仰的答案为地基，希望能够在它试图进行解释和应用的启示真理中寻得确信。 与之相反，政治哲学——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则完全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何谓正确的问题，它努力就人类从自身力量出发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尽可能地展开这个问题……

内容简介

文摘 哲学所需要于政治哲学的，不仅是哲学的政治辩护，而且首要的是哲学的理性奠基。 政治哲学着手应对哲学生活所面对的神学—政治要求。它就何谓正确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它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能对自己的回答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活方式。它转向那些迫使哲学证明自身权利的信条和禁令——只要哲学不该停留在一种单纯的决断之巅或保持为一桩信仰之举。 因为只有当哲学将那些依据一种人类的或超人类的权威而提出来或可能提出来反对哲学的意见和异议纳入哲学研究的时候，它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和真理。哲学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变成政治的，才能获得一个哲学上牢靠的基础，这是包含在苏格拉底转向中的决定性洞见。 哲学生活的理性奠基既不能通过理论设定和推演的方式来达到，也不能依赖于遥遥无期的体系工作的完成。哲学必须在与其最强有力的对手、最严苛的替代者的对峙中，用问答辩难的方式来检验自身的合理性。 并且哲学必须在当下就进行这种对峙。对于哲学生活来说，这种对峙是奠基性（grundlegend）的——“奠基”一词要字面地理解，无法被拖延，同样也无法委诸他人。 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政治神学的批判引起了哲学的特别兴趣。因为政治神学在反驳哲学时所依据的权威是全能的上帝。 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一样以政治事物为其对象。两者都认为，在政治的领域中爆发的对于何谓正确的争论是最重要的争论，“我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是第一位的问题。 两者的与众不同在于它们都是反思性的、都劳心于它们的自我理解，虽然出于极为不同的理由，两者都要求自己对于自身有着清楚的解释：哲人和信靠启示的理论家的思想与行动，分别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各自的核心。 与政治哲学不同，政治神学要求自己陈述一种以神圣启示为最终根据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政治神学毫无保留地以信仰的答案为地基，希望能够在它试图进行解释和应用的启示真理中寻得确信。 与之相反，政治哲学——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则完全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何谓正确的问题，它努力就人类从自身力量出发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尽可能地展开这个问题…… 文摘 哲学所需要于政治哲学的，不仅是哲学的政治辩护，而且首要的是哲学的理性奠基。 政治哲学着手应对哲学生活所面对的神学—政治要求。它就何谓正确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它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能对自己的回答构成致命威胁的生活方式。它转向那些迫使哲学证明自身权利的信条和禁令——只要哲学不该停留在一种单纯的决断之巅或保持为一桩信仰之举。 因为只有当哲学将那些依据一种人类的或超人类的权威而提出来或可能提出来反对哲学的意见和异议纳入哲学研究的时候，它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利和真理。哲学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变成政治的，才能获得一个哲学上牢靠的基础，这是包含在苏格拉底转向中的决定性洞见。 哲学生活的理性奠基既不能通过理论设定和推演的方式来达到，也不能依赖于遥遥无期的体系工作的完成。哲学必须在与其最强有力的对手、最严苛的替代者的对峙中，用问答辩难的方式来检验自身的合理性。 并且哲学必须在当下就进行这种对峙。对于哲学生活来说，这种对峙是奠基性（grundlegend）的——“奠基”一词要字面地理解，无法被拖延，同样也无法委诸他人。 正是在这种关联中，政治神学的批判引起了哲学的特别兴趣。因为政治神学在反驳哲学时所依据的权威是全能的上帝。 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一样以政治事物为其对象。两者都认为，在政治的领域中爆发的对于何谓正确的争论是最重要的争论，“我当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人类而言是第一位的问题。 两者的与众不同在于它们都是反思性的、都劳心于它们的自我理解，虽然出于极为不同的理由，两者都要求自己对于自身有着清楚的解释：哲人和信靠启示的理论家的思想与行动，分别是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各自的核心。 与政治哲学不同，政治神学要求自己陈述一种以神圣启示为最终根据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政治神学毫无保留地以信仰的答案为地基，希望能够在它试图进行解释和应用的启示真理中寻得确信。 与之相反，政治哲学——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则完全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何谓正确的问题，它努力就人类从自身力量出发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来尽可能地展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