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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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在讲课结束的时候，有人问，归根结底是否我弄错了，我所 讲的课是否是关于法医鉴定而不是事前说定的关于不正常的人，这完全不是 一码事。但你们将看到，从法医鉴定的问题出发，我最终会到达不正常的人 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曾经试图向你们指出的是，根据1810年刑法典，根据这个著 名的64条，只要人在行为的时候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就既无罪行也无犯法 ，鉴定应当允许，无论如何，也应当允许进行划分：疾病和责任之间，病理 学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主体的自由之间，治疗学和惩罚之问，医学和刑罚之间 ，医院和监狱之间的二元划分。必须进行选择，因为疯癫取消罪行，疯癫不 可能是罪行所在的地方，反过来，罪行自身也不可能是一个根源在疯癫之中 的行为。转动的门的原则是：当病理学上台的时候，犯罪性根据法律应当消 失。医学机关，在疯癫的情况下，应当接替司法机关。司法部门不能抓住疯 子，或毋宁当说疯癫(改正：司法部门)确认他是疯子的时候，就应当放弃他 ：释放(relaxe)的原则，在这个词司法的意义上。 然而，当代的鉴定用其他的机制来取代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清楚地提出来 的划分和划分原则，这些机制在整个19世纪一步一步构造出来；你们看到这 相当早就开始了：例如，从1815—1820年以来，你们看到(我要说，是通过 某种普遍的共谋)刑事法庭的陪审团宣布某人有罪，接着，同时又要求，虽 然他已被判决确定为有罪，他仍然因病应当被放人精神病医院。于是，陪审 团开始建立疯癫与罪行的亲族关系、附属关系、亲戚关系；而审判者自己， 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联接，因为人们有时看到他们说一个人完全应 当被放入精神病医院，尽管他犯了罪，因为，归根结底，他从精神病院出来 的机会不比从监狱中出来的机会多。当减轻情节在1832年制定的时候，这正 好导致产生了这样一些判决，它们量刑的调节完全不是根据犯罪本身的情节 ，而是根据对罪犯自身进行的定性、评估、诊断。一步一步，这种医学一司 法的连续体(continuum rnedico—judiciaire)逐渐构造出来了，我们看到 了它的后果，我们在法医鉴定中看到了其主要的制度化。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当代鉴定用人们可以称为医学和司法的双重定性 (double qualification)的游戏取代了医学话语和司法话语的相互排斥。这 种双重定性的实践和技术组织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常”(perversite)的领 域，这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它将统治整个双重确定 这个领域，并将在鉴定人的但也有学识的话语中，导致一系列明显过时的、 可笑的或幼稚的术语或基本概念的出现。当你们翻阅这些与我上次给你们念 的那些类似的法医鉴定的时候，映入你们眼帘的是类似“懒惰”、“骄傲” 、“固执”、“恶毒”这些字眼，给你们讲述的是传记的内容，完全不是行 为解释的原则，而是某种预言性的还原，小小的童年场景，小小的幼稚的场 景，他们已经是罪行的类似物。某种对具有犯罪性的儿童的还原，这种犯罪 性甚至用家长或儿童书籍中道德教训所使用的术语来定性。事实上，术语、 概念和分析的这种幼稚性处于当代法医鉴定的核心，其功能非常明确：正是 它将作为司法范畴和医学概念的交换器，司法范畴是由法典自己确定的，它 要求人们只能在确实有恶意或欺诈存在的情况才能进行惩罚，医学概念则类 似“不成熟”、“自我的软弱”、“超我发育不良”、“性格的结构”等等 。你们看得很清楚，类似这样关于“反常”的概念大体上允许一个摞一个地 把确定欺诈、恶意的一系列司法范畴和或多或少在医学的或无论如何，在精 神病学的、心理病理学的、心理学的话语内部建构起来的范畴缝在一起。反 常概念的整个领域，在其幼稚的词汇中得到调解，允许医学概念在司法权力 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反过来，司法概念也在医学管辖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作 为交换器，它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它的作用越大，它在认识论上就越糟糕。 另一个由鉴定加以保证的操作即：用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原则取代“要么 监狱，要么医院”，“要么赎罪，要么治疗”的制度性交替。它允许建立， 或无论如何使某种穿越整个社会机体的保护性连续体的存在合法化，这个连 续体从进行治疗的医学机构直到严格意义的刑事机关，也就是说监狱，其极 限是断头台。总之，在从19世纪开始构造的现代刑罚所有话语的内部，你们 知道得很清楚，这句不断重复的话到处流传：“你最终会上断头台。” P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