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论丛（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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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几点经验——以平津战役纪念馆为例
　　曹静
　　（平津战役纪念馆）
　　摘要：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是纪念馆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展览展示推陈出新的基础与支撑。革命文物征集工作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和工作规律，不同于征集其他类别文物，需要在工作的磨炼中逐渐认识并加以归纳总结。以此促进革命文物征集工作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
　　关键词：革命文物 征集 经验 流传经历 征集经过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飞速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着全国人民迈入新时代。此时此刻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更加清晰、明确，努力弘扬革命传统，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从而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思想追求和信仰。革命文物是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载体，是博物馆、纪念馆发挥展览展示、教育宣传等功能的基础和源动力。
　　革命文物的搜集和收藏备受重视。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可以为博物馆、纪念馆的事业发展注入新的资源和新的活力。没有征集，不会有丰富的馆藏，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自然无从谈起。由此征集工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革命文物有着鲜明的区别于其他类别文物的自身特点，它决定了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有一套独有的制度标准、工作方法、业务流程和工作规律，需要征集人员在工作中深入学习，不断摸索，用心体会，加以总结。
　　征集是一项原则性很强，同时灵活度又很大的工作。因为征集文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与人打交道，所以需要工作人员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能够判断文物价值的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最终将文物征集入馆。革命文物的征集不同于其他类别文物的特点在于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饱有赤诚，相互理解；既要业务能力过硬，又要饱含深情。通过十余年的工作，笔者个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特性，总结出一些宝贵的工作经验。
　　一、坚定立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征集过程中，征集人员必须明确：“我是博物馆人，我代表博物馆为国家征集文物。”要尊重自己的职业，端正态度，保持正确的职业操守，摒弃各种私心杂念。另外，征集文物有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时候难以制定计划。如果上级一味地下达任务指标，只能令征集人员盲目追求数量，为了征集而征集。甚至可能会做出损公肥私、隐瞒欺诈、杜撰虚构，甚至违法乱纪的事情来。
　　在涉及经济往来时，例如个人捐赠的经济补偿、购买价格的确定等，坚持公平合理，既要令文物出让方满意，又必须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因此，特别是收购文物时必须聘请相关专家进行鉴定，必要时邀请多位专家召开论证会，由专家出具鉴定意见和出价。在双方认可价格的情况下，必须完整履行好手续，签订购买协议，双方签字盖章。
　　对于出让方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尽量协调满足，力争促成文物征集。例如，出让方就是物主本人时，文物是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总有不舍的感情在其中。他们最常问的很可能是，文物给了你们还能不能拿出来看看它。我们要理解这份感情，给予肯定回答同时，简要说明程序。让对方明白事情的可操作性，更容易得到对方的理解和信任。在讨论出让方关切的问题时，必须亮明立场、明确态度、清楚表述。说明现行国家法律、政策和制度，坚持按规定办事。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不要使用“可能”“争取”“尽量”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关键问题上要直接面对，不宜过分婉转，避免造成歧义，引起争端。例如，会有出让方希望把所提供文物放入展线长期展出，借此展示物主人的贡献和功绩。对待这样的重要诉求，征集人员必须在请示相关领导后，给出明确答复。特别是不能展出时，要直接回复，并说明原因。不要说“我们尽量争取 ”之类的话，造成日后工作中的纠纷，甚至会使文物出让人认为有故意隐瞒和欺诈之嫌，质疑博物馆的诚信。
　　征集人员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表述，确保文物的征集经过和流程经历的真实性。尽量避免受主观认知的影响，随意放大或缩小文物的价值。特别是文物与某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具有联系时，究竟是直接联系还是间接联系，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佐证作用，这些都直接影响文物价值、等级判断。
　　举例说明：平津战役纪念馆所藏“苏静在北平和谈和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时使用的钢笔”和“苏静参加北平和谈时使用的怀表”两件文物，同是苏静同志使用的，也都是北平和平谈判时的物品。其中，钢笔直接用来签署协议，可以说是北平和平谈判的直接见证物，自然意义非凡，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怀表并没有具体使用情节，价值自然不可相比拟。
　　二、无偿捐献是革命文物征集的主要途径
　　博物馆工作中的文物征集途径有接受捐赠、收购、拨交和馆际交换等方式。目前，在实际工作中革命文物征集是以无偿捐献为主。捐赠者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形。
　　馆藏革命文物捐赠者主要是革命前辈，或者他们的家属。革命前辈作为文物的物主、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深厚的情感支持，愿意通过纪念馆的收藏和展示，让后人了解历史，歌颂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所捐的文物对他们来说是“亲密的战友”、“崇高的荣誉”和“战争的记忆”，其中蕴含的情感是无价的。因此，这类文物的征集需要投入的是情感，而不是金钱。在接触过程中，这些革命前辈会对自己的战争经历如数家珍。征集人员不能只做倾听者，要能够与他们对话，对相关历史烂熟于心。让他们知道征集人员了解历史，热爱文物，对他们的经历能够感同身受，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相信纪念馆会善待文物，才能放心将文物捐赠出来。有些前辈舍不得将珍藏的文物捐赠出来，对此，我们应该从情感角度理解他们，尊重个人意愿，与之建立长久的联系，通过热情的交流、长期的关怀，不断增加信任，当他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时，可以首先想到纪念馆，这就是工作的成功。
　　时至今日，很多革命前辈已经作古，文物保留在子女甚至孙辈手中。他们非常珍视、崇敬长辈的功绩，大都拒绝用长辈的物品换取经济利益。但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收藏不是长久之计，有如何保管及自己的后辈人是否能够爱惜这些物品的忧虑。他们希望给自家的“宝贝”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既彰显长辈的功绩，又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纪念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纪念馆的专业化水平是他们关切的重点。让他们了解纪念馆有专业化保管团队，是一个宣传展示历史的平台，还是一个将长辈功绩永载史册的永久收藏机构，让他们真正放心把文物交给纪念馆。
　　无偿捐赠作为征集的主要途径，亦是无奈之举。一些民间收藏者愿意把收藏品出售给纪念馆。但因为鉴定难度大，最终很难完成收购。革命文物的鉴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真伪鉴定和价值判断。一方面，革命文物确实存在真伪难辨的问题。因其年代较近，单就材料、形制来说均有据可查，甚至沿用至今，仿造难度不高。还有一些一般物品，目前存世量较大，旧物市场随意可得，且市场价格不高，根本无须造假。革命文物真伪的辨识难度大，在工作过程中，不得不避免采取收购方式征集。
　　另一方面则是革命文物的价值判断。革命文物的价值不在于文物本体的珍贵、稀有，而主要源自文物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关系，文物的内涵和背后的故事。而这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关系，文物的内涵和背后的故事，难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很难证实。除非提供者就是物主本人，否则仅凭收藏者口述是不足以采信的。针对珍贵文物，物主本人的讲述也需要有相关书籍的著录作为佐证。在无法判断文物价值的情况下，征集工作特别是收购，几乎无法开展。
　　另外，革命文物缺乏合理的定价体系，没有标准可以遵循。不能像古代文物或者艺术品可以参照历年拍卖市场价格给出定价。也不能单纯以文物的材质、形制、功能等本体信息来定价。有些革命文物在不了解其内涵的情况下，就是废品，一文不值。
　　尽管要考虑文物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关系，亦不能根据文物使用者级别高低，或者文物涉及事件大小来确定文物价格贵贱。加之，所出价格还必须经得起审计、审查。因此，聘请鉴定专家给出的价格会偏于保守，往往与收藏者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难以达成一致。
　　三、获取文物信息的原始资料是征集中的重要任务
　　每一件馆藏文物都需要记录完整的文物信息。通常必须记录的文物信息有名称、年代、质地、尺寸、来源、完残情况和形状内容描述等几个方面，这些都属于文物的基本信息，也称为文物的本体信息。但革命文物光记录基本信息是不够的，是由革命文物的价值形成方式决定的，也是革命文物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文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是什么年代、什么材质、什么形制 而是决定于谁使用过，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件，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信息越准确越翔实越能说明文物的经历，体现文物的价值，对于文物的研究、宣传、展示也至关重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主要由物主以书面或口述的方式提供。采集这些信息的最佳时机就是在文物征集过程中。
　　征集过程中，必须采集的文物信息包括三部分：一是物主简历；二是文物流传经历；三是文物征集经过。这三部分信息体现了文物的社会属性，详细记录下来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文物的社会面貌。了解文物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并且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又基于什么情形把它捐赠出来。革命文物信息采集一般以征集人员向文物提供者采访问答的形式进行。
　　物主简历，一般是指革命文物的使用者、制造者（如文件、手稿的撰写人等）的基本简历。物主不一定是文物提供者。简历要在记录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等基本信息的基础上，着重记录物主与文物相关的个人经历、所从事的工作；记录物主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简历可以从一些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查到。其他物主简历则必须由个人提供。
　　文物流传经历，主要记述文物在社会上使用、流传过程，包括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关系、文物的内涵和背后发生的故事。它是革命文物价值判定的关键内容，直接体现文物价值所在。有的文物能够讲出非常完整、传奇的故事，有的文献类文物本身就记录着重要内容，还有的文物则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这样的流传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