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研究（2023年第1辑）

作者简介

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学术委员、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创办在政界、学界有广泛社会声誉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主持研制“中国国家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主持创立国家级的“中国民主治理数字化平台”；组建由国内多所重点高校参与的“全国治理研究协作网络”；创办国内首个以治理研究为主旨的学刊《中国治理评论》。 俞可平教授曾长期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调研，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大型国际合作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共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多篇，专著、合著、编著100多种。

内容简介

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组织。国家的演进是复杂的、历史的，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形态和特征，这些形态和特征存在连续性和变化性，前期结构对于后世国家形态存在深远影响。早期国家、成熟国家和现代国家存在类型上、构造上、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周、秦之巨大差异，古希腊、古罗马之巨大差异，足够让我们从国家形态视角对其进行重新区分和重新认知。 中国、西方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型，是彼此独立完成的，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第一次进入成熟国家形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熟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更娴熟地掌握国家这种有史以来最有权势和能量的组织，人类的统治能力、统治规模都较早期国家有了极大提高，生产力、社会经济水平也随之提高。留给世人最深刻印象的帝王将相、王朝逸闻、战争故事最密集地出现于成熟国家阶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西方各著名大帝皆然。 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形态的层次，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文明的层次，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飞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成熟国家虽是前现代国家，但依旧可以掌握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数亿的人口，集结上百万的军队。秦朝的军队规模就曾达到1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暴力资源之一。罗马军团曾长期称霸西方，形成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中国和西方在向成熟国家转型时，走的是不同的路。这是一次政治大分流和文明大分流事件。在此后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和西方进一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国家发展道路大分流不是偶然的，而是源自深层次的文明结构、政治传统、地理结构和族群结构，以及重大事物到来的先后顺序。 中国的成熟国家——秦至清朝的君主官僚制国家，西方的成熟国家——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尽管都不完美，甚至存在巨大缺陷，但都具有大量的先进元素和现代元素。前者拥有中央集权、直接统治、官僚制、现代国家机器、开放的阶级结构、高社会流动、能力主义、文官统治、世俗政治等要素，后者拥有共和制、法治、公民政治、议会制、选举政治等要素。通过人类历史的延续性，这些要素深刻影响了世界国家史和世界政治史。中国和西方成熟国家形态所带来的这些要素，虽然具有极大差异性，但也具有强烈互补性。十六七世纪以来，它们在“地理大发现”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交流和互动。这种互动和互补带来了非常震撼的革命性成果——推动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层次。当然，这是需要条件的，是西方文明在内外交困时率先取得的巨大突破。劣势可以转化为优势，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禁锢和政治制度的破碎，带给西方人绝地重生的机会。 成熟国家一般地需要跨越国家机器现代化、社会和阶级结构现代化、国家和人民关系现代化、国家统治方式现代化、国家经济形态现代化五座“珠峰”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主要代表之一是民族国家）。现代国家集成了中国、西方古代国家特别是成熟国家的诸多要素，并将这些要素升级改造。随着西方的对外扩张和侵略，现代国家范式逐步扩散到全世界。可见，从源头上来看，西方化（不限于希腊化、罗马化，还有后来的工业化）、中华化构成人类国家形态从成熟国家阶段向现代国家阶段转型的主体性内容。人类现代国家的起源，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交融、相互作用并蜕变的产物。这种互动的重要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西方人占据而一度被中国人无视、拒绝。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和西方在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时期发生了第一次大分流，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中国是伟大的先行者，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更胜一筹，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文明，带来中国和东亚两千余年的领先和辉煌。大约16世纪以来，因为交通和技术条件的改善，中西方历史有大合流趋势，这是中西方历史的第一次大合流，是一次高水平全方位的碰撞、交手和互动。因为中西方文明具有强烈互补性，大合流必然导致革命性的成果。文明就是如此，顶级文明要素是极其稀缺的，往往只能通过交流互鉴获取，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发明所有的顶级文明要素。因为文明结构、民族心态等的差异，大合流中蕴含着大分流的趋势。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重点建设学术平台 ●国内八校政治学院（系）共同发起的“国家+”论坛的优秀原创研究成果集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