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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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浩，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域外汉字及相关文献研究，在文字学理论建设方面有所建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项，市教委创新项目1项，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项。出版专著10部，其中5部获上海市哲社学术著作出版资助，2部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发表专业核心论文60余篇，多篇得到转载。

内容简介

第一章 汉字传入与传播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孔子与老子以及随后的百家争鸣，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性格，成就了烛照世界的灿烂文化。汉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基因载体，以其自身的承续与进化，引导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演进。大汉的强大，大唐的繁荣，首先表现为文化的繁荣和强势，也正是一个文明化育万邦的力量所在。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随着考古发现而不断前移，1951年在大阪府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考古发现了一面神兽镜，其上有铭文曰：“景初三年，陈是作铭铭之，保子宜孙。”这面铜镜的出土与传世文献形成呼应，就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857页。]后又诏书报倭女王，特赐绢帛、铜镜、刀等物品。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出土的铜镜也应是魏明帝曹叡所赐。 1958年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考古发现了一片“贝札”上书“汉隶”二字[ 斋藤忠编集：《日本考古学论集》之十，《日本和大陆的古文化》，吉川弘文馆，1987年，第137页。]，由其他陪葬物推定该墓时代为公元前三世纪左右，这似乎可以说明汉字早在战国末期就进入了日本。 史书中记载早期与倭国交往发生在汉代，《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1页。]说的是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金印给倭国国王，这与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有“汉倭奴国王”铭文的金印相吻合。 （现藏于福冈市美术馆的“汉倭奴国王”铭文金印） 从上述出土文物与史料看，实物汉字传入日本始自汉代有确证，始自战国末期多少有些疑问，那就是先秦时期何以有“汉隶”这样的文辞？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徐福出海求仙记载，但目前出土的实物文字并不能支持徐福等人东渡到日本。因此，汉字传入日本的时代应保守地定在汉代，而且是东汉。日本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广岛、京都、大阪等地都出土过汉代有铭文“货泉”“货布”的钱币，也能证实这一判断。另外，日本东大寺山古坟出土金象嵌铁刀，其铭文曰：“中平庚午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练清釖，上应星宿，下辟不淑。[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けやき出版社，2016年），第278页。]”中平（184-189年）为汉灵帝刘宏年号，中平无庚午，当是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时间之差或是地域遥远，讯息不能畅达之故。 有了汉代的交流，魏时交往更为频繁。据《三国志·魏书》，从魏景初二年到魏正始九年的短短10年间，双方使者往来7次，分别在景初二年两次、正始元年两次、四年、六年和八年，其中正始元年这次还有“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857页。]。当然，“答谢恩诏”应是出自魏人手，但可以说明倭王已知可以通过汉字文书与魏皇帝交流了。当然，倭魏交流还有不少铜镜铭文证据。录于下[ 铜镜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けやき出版社，2016年），铭文相同的铜镜每有不止一面出土。]： 1.青龙三年方格规矩四神镜铭：青龙三年，颜氏作竟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寿如金石宜侯王。 2.景初三年画文带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詺詺之，保子宜孙。 3.景初三年三角缘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吏人詺之，位至三公；母人詺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4.景初四年盘龙镜铭：景初四年五月丙午之日，陈是作镜。吏人詺之，位至三公；母人詺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 5.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铭：正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州师，杜地命出。寿如金石，保子宜孙。 魏时的文字交流使倭王认识到学习汉文的紧迫性，倭王把目光投向了百济这个更早接受汉字汉文化而又近在咫尺的王国。《日本书纪》载： （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阪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阪也。 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及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 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始祖也。[ 见《日本书纪》“阿直岐等来归”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71年。] 又《古事记》载： 亦百济国主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雄马雌马各壹以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 天皇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士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有和迩吉师。此人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而一同贡进。而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 见《古事记》“百济之贡”条，《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1971年。] 两文献相对照，《古事记》中的“和迩吉师”便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的日语音读，应神十六年（285年）自百济国前往日本的王仁带去了《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这也可能就是当时的汉文教材。然而，这里说的《千字文》应该不是南梁周兴嗣（469-537年）编纂的《千字文》，或是《古事记》记录之误，或是当时有另一种“千字文”材料[ 从日本木简资料看，出土《论语》木简的地方往往伴有《千字文》木简，而且这些木简都是习字简，这也说明《论语》和《千字文》是当时通行的汉语汉字学习教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古事记》误记。]。不过当时通行的教学材料很可能是《急就篇》，但汉以后的《急就篇》有2144字，王仁在百济及日本用于教学的或是删节本。 日本有了汉文老师，无疑有利于汉字学习与使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布展有“七支刀”，因其刀两侧各有三个分支而得名。刀铭曰： 正面：泰始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钢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永年大吉羊。 反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铭文源自宫崎市定《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中央公论社，1983年），略改。] 日本九州熊本县玉名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大约作于倭王珍时代（438年曾遣使南朝宋）的大刀，其上铭文曰： 治天下获加 多 支卤大王世。奉为典曹人名无利[ 为氐俗字形，汉魏六朝碑刻中习见。]。八月中，用大王锜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为十握三寸上好扞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往往得王恩，世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利，书者张安也。[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けやき出版社，2016年），略改。] 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出土大刀，其铭曰： 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记[ “七月中”，日本森博达《日本书纪成立の真実》以“中”字用法为例论述稻荷山铁剑铭文受到朝鲜三国影响，董志翘《〈日本书纪〉中特殊语言文字现象考察》（南京市大学报2017年第2期）已详细论证这种用法在《史记》中已大量出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比。 反面：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铭文源自光田庆一《古事记以前的文字资料》（けやき出版社，2016年），略改。] 兵器铭文自战国就习见，然寥寥数字，初无有类此长篇者。 上述三刀之第一刀“七支刀”应是百济所铸，其余二刀乃铸于日本，因而此二刀铭文为汉字，文辞为汉语，只是其中人名、地名皆日语音译，如获加多支卤（ワカタケル）、无利（ムリテ）、伊太和（イタワ）、乎获居（ラワケ）、意富比垝（オホヒコ）、多加利足尼（タカリスクネ）、已加利获居（テヨカリワケ）、多加披次获居（タカハシワケ）、多沙鬼获居（タサキワケ）、半比（ハテヒ）、加差披余（カサハヤ）等皆人名，斯鬼（シキ）疑地名。 从长文刀铭的汉文功底看，铭文作者应是汉人，或是汉人后裔，江田船山古坟刀铭“书者张安也”便是明证。但作刀者“伊太和”，一作“伊太加”，据考证是日本第十八代天皇——反正天皇[ 末永雅雄：《日本的武器大刀和外装》，雄山阁书店，1992年，第66-67页。]，而稻荷山古坟刀铭中的“获加多支卤”是日本第二十一代天皇——雄略天皇，即《宋书·蛮夷传·倭国》中的“倭王武”。这位倭王武在公元478年上表南朝宋顺帝，其文曰：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廊上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闇[訚]，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勤忠节。[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95页。] 此表文辞迤逦而畅达，颇有六朝骈文之风格，这其中有可能是沈约编入《宋书》时作了润饰，但该表出自汉人之手无疑。《南史·夷貊传下》也有该表部分内容，移录于下，以相对照： 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道迳百济，装饰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臣亡考济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今欲练兵，申父兄之志，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4—1975页。] 以上所举文献说明，在五世纪前后，大凡郑重场合，一般都以汉人执笔，而这些主笔人就是日本早期汉字的传播者。 《北史·倭传》载：“（倭）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137页。]”又：“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同上。]”从《北史》看，日本有文字实赖佛经自百济传入，这似乎有厚此薄彼之嫌，即夸大佛经传播对文字传播的影响，而忽略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作用。在佛法的名义下，七世纪处的日本来使及他们所带的国书并合乎礼法，难怪隋炀帝不悦，抑或是汉文学艺不精，言辞不当。然而，此时日本正值圣德太子摄政，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圣德太子亲笔作宪法十七条，强调贵族豪门以礼为本，效忠天皇，尊奉佛法。具体内容如下：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转，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四曰，群臣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五曰，绝餮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日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岁？顷治讼者得利为常，见贿听谳，有财者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 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见恶必匡。其谄诈者，则为覆国家之利器，为绝人民之锋剑。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世少生知，克念作圣。事无大少，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因此国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终日难尽。是以迟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尽。 九曰，信是意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 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日者赏不在功，罚不在罪。执事群卿，宜明赏罚。 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十三曰，诸任官者，同知职掌。或病或使，有阙于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识。其以非与闻，勿防公务。 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悦，才优于己则嫉妒。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则以私妨公，憾起则违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谐，其亦是情欤。 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间，可以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曰，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辩，辞则得理。 十七条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儒家文化精髓，也饱含佛法要义。若是大业三年所上国书出自圣德太子之手，实在是有些蹊跷。然而，隋炀帝虽然未作回复，还是在大业四年遣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以尽礼数。裴世清得到倭王的盛情接待，回国时，圣德太子的妹妹和一些学问僧一同来隋学习。从此以后，留学僧成了传播汉字文化的主力军。 圣德太子的汉文水平说明在当时的日本贵族阶层学习汉文成为风尚，汉字的使用还是和汉语紧密关联，即汉字是以“真名”的形式存在和传播。 公元607年，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铭文： 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年仕奉。[ 铭文源自木崎爱吉编的《大日本金石史》（好尚会出版会，1921年）第20—21页。] 公元623年，法隆寺金堂释迦造像记： 法兴元卅一年，岁次辛巳。十二月，鬼前太后崩。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宫法皇枕病，弗愈干食，王后仍以劳疾，并著于床。时王后、王子等及与诸臣，深怀愁毒，共相发愿，仰依三宝，当造释像尺寸王身。蒙此愿力，转病延寿，安住世间。若是定业以背世者，往登净土，早升妙果。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后即世。翌日，法皇登遐。癸未年三月中，如愿敬造释迦尊像，并侠侍及庄严具竟。乘斯微福，信道智识，现在安稳，出生入死，随奉三主，绍隆三宝，遂共彼岸，普遍六道，法界含识，得脱苦缘，同趣菩提。使司马鞍首止利佛师造。[ 铭文源自木崎爱吉编的《大日本金石史》（好尚会出版会，1921年）第28页。] 上引两篇法隆寺铭文形成鲜明对照，“药师如来像”造于推古天皇十五年，其铭文虽全为汉字，但与古汉语句法多有不合者，如“劳赐、誓愿赐、坐、仕奉、崩赐、受赐”等为敬语形式，“寺药师像作、造不堪、大命受”都不合古汉语语序，而是日语语序，这种文本形式学者习称为“变体汉文”。而第二篇“释迦造像记”则全依汉文句式，标志着日本七世纪时的汉字使用情况，即虽用汉字“真名”，但文风有汉文和变体汉文两种，此消彼长，还伯仲未明。 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全面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史称“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用汉字制定律令。701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亦全用汉字。 进入八世纪后，日本汉字的使用出现一些变化，先是真名为主，偶有假名，到八世纪后半叶的万叶假名流行时期。在文体上也是汉文、变体汉文、宣命体等并存。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编者安万侣曰：“然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即辞理叵见以注明，意况易解更非注。[ 安万侣：《古事记》，享和三年刊，长濑真幸校订本。]” 安万侣说的情形在古代韩国同样存在，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如此，郑允容在其1856年成书的《字类注释·序》中说：“书契之作也，以言为字。言以道事指物，而事与物各有其字，故古书谓字曰言。华人言与字一，故识其字体，而音义具焉。东人言与字二，故以方言释义辨音，而复求之字体，所以烦而难也。[ 郑允容：《字类注释》（手写本），建国大学校出版部，1974年影印本。]” 看来这是汉字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太安万侣的解决之道较为灵活，能全用训则已，不能则音训交用，但取辞达，不求工整，也就是辞意难明之处加注以说明，辞意易解之处则不予加注。如： 烛一火，入见之时，宇士多加礼斗吕吕岐此十字以音。[ 安万侣：《古事记》，享和三年刊，长濑真幸校本，第12页。] “此十字以音”即表示“宇士多加礼斗吕吕岐”十个汉字在这里只表音读而不表义，即假名，这十个汉字对应音读为ウジタカレトロロギテ。“烛一火，入见之时”则为真名，若以假名表记为ヒトツビトモシテイリミマストキニ，需要十六个汉字来表记这些音（即安万侣说的“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用真名只有七个汉字，无疑大大缩短了文本的长度，提高了表记效率。然而，汉语与日语毕竟词语不能对等，部分汉语词在日语中会有意义的变化，即“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这时就需要加注。在《古事记》中，加注的情况十分常见。如： 奥踈神训奥云淤伎，下效此。训踈云奢加留，下效此。[ 安万侣：《古事记》，享和三年刊，长濑真幸校本，第15页。] “淤伎”即オキ，“奢加留”即ザカルノ，这样加注是防止汉字“奥踈”的本义对理解造成负迁移。 《古事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学创作，由于言与字不一，因而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的难度相当大。《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都采用了变通的办法。但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怀风藻》却是纯汉文的诗集，诗集中收录64位诗人的120首诗，编者不详，其《序》追叙汉字传入日本及传播使用脉络，并抒追慕先哲之怀，故移录如下：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於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於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於鸟文。王仁始导蒙於轻岛，辰尔终敷教於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 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 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润德光身，孰先於学。爰则建庠序，微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模弘远，夐古以来，未之有也。 …… 遂乃收鲁壁之馀磊，综秦灰之逸文。远自淡海，云暨平都，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余撰此文意者，为将不忘先哲遗风，故以怀风名之云尔。于时天平胜宝三年，歳在辛卯，冬十一月也。 此《序》辞藻骈俪华美，又不失义正言切，可踪六朝文之典范，不辍前修遗风。其诗也如何？录一二首以为例。 文武天皇25岁时作《咏雪》曰：“云罗囊珠起，雪花含彩新。林中若柳絮，梁上似歌尘。代火辉霄汉，逐风回洛滨。园裏看花李，冬条尚带春。[ 淡海三船编集：《怀风藻》，宝永二年刊，第8-9页。]”而朝臣往往年长者能作汉诗，《怀风藻》中收录大臣高市麻吕、多益须、古麻吕等多在四五十岁后作的作品。这固然有皇家学习汉文的优势，也有朝中贵族大臣以汉文为风尚的追求。 《怀风藻》是以天皇为代表的权贵核心对汉文的最后坚守，这份坚守将为教育的推广所突破。实物文字输入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怎样才能在传播中被接受，就在八世纪，汉字在日本经历着种种尝试。与《怀风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成书于八世纪后半期的《万叶集》。 就其形式看，《万叶集》有短歌（一般5句）、长歌（五五音和七音反复交替，最后以两个七音结尾，通常伴有反歌）、连歌（长短句相连，以至百句百韵）等，内容上有相闻歌（亲友间互相赠答或恋歌）、挽歌、杂歌等。如第一首《杂歌·天皇御制歌》曰： 笼毛与美笼母乳，布久思毛与，美夫君志持，此岳尓，菜采须儿，家吉闲名，告沙根虚见津，山迹乃国者，押奈户手，吾许曾居，师告名倍手，吾己曽座，我许者背齿，告目，家乎毛名雄母。[ 大伴旅人编集：《万叶集》，庆长刊本，第7页。] [假名]：こもよみこもちふくしもよみぶくしもちこのをかになつますこいへきかなのらさねそらみつやまとのくにはおしなべてわれこそをれしきなべてわれこそませわれこそばのらめいへをもなをも [训读]：篭もよ、み篭持ち、堀串もよ、み堀串持ち、この冈に、菜摘ます子、家闻かな、告らさね、そらみつ、大和の国は、おしなべて、我れこそ居れ、しきなべて、我れこそ座せ、我れこそば、告らめ、家をも名をも。 [汉语译文]：一手持木铲，美哉小木铲！一手提竹筐，精巧小竹筐！来此山冈上，采菜少女郎。愿你把家告，愿你把名讲。在此大和国，惟尊我为王；在此国土中，惟服我为皇。抑或先由我，开口将家名，通统对你讲。 《万叶集》是一个极端，歌集虽皆以汉字记录，但几乎全用假名，即假借汉字记音而已，中国读者无法望文生义。当然，用汉字记音不始于《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及一些金石铭文中皆有，唯独《万叶集》以汉字记音为常态耳，因此学界习称“万叶假名”。“万叶假名”是汉字适应日语的一种尝试，但由于一音往往可以用多个汉字记录，乃至数十字对应一音，用者极不方便，阅读也相当困难。 该书梳理了日本的汉字主要发展脉络，从汉字传播学、汉字发展史视角，充分调查日本各时代汉字使用的字量、字频、异体、形义关系变化，在宏观上把握日本汉字发展规律，丰富汉字发展史和传播史的内容。作者在课题研究和书稿的写作中做了杰出的工作，借助现代数字化工具，引用了大量日藏文字材料的一手文献，即原始档案，并在多处附有原档图像，使其论述对象一目了然。一些日藏文献与我国文献有着很深的渊源，本书采用了相似文献参照和共有文献对读的方法，并对异同之处进行归类和逐条分析，在揭示其奥义的同时也使成果得以集中展现，体现了本书不凡的学术品位。全书共有四章，探究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发展情况，以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日本汉字传播史，为跨文化汉字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