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想要的人生

作者简介

红孩，原名陈宝红，1967年出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自1992年开始，从事专业新闻采编工作，先后在北京工人报社、科技潮杂志社、中国艺术报社工作，1996年调入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文学副刊担任主编，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出版专著主要有报告文学《月儿弯弯照九洲》、散文集《太阳真好》《阅读真实的年代》《东渡东渡》《运河的桨声》、长篇小说《爱情脊背》、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风吹麦浪》，文艺评论集《拍案文坛》《铁凝散文赏析》《理想的云朵有多高》、话剧《白鹭归来》、电影《风吹吧麦浪》等。 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聘为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系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艺术评论专家库成员。他荣获多项重要的奖项，包括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五届全国报人散文奖，首届东方文艺奖，主编中国散文大系十卷，代表作有《红孩谈散文：散文是说我的世界》等。他提出的文学理论“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在文坛有着广泛影响，集作家与文学评论家于一身。 同时，他多次担任全国冰心散文奖、漂母杯母爱散文奖、丝路散文奖、徐霞客游记散文奖和蒲公英奖评委，在散文界中举足轻重，对散文发展的历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仅推动了中国散文创作的多元化发展，也为广大散文作者树立了标杆。

内容简介

我的文学初恋 这头小牛是黑白花，大约只有一岁吧。我是在下午放学时分，才被告知一会儿老师要为我们表演解剖实验。我那阵子整天迷恋写小说，课上老师说了什么，同学们放学玩了什么，我基本不关心。我知道，这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不管学了多少，最终都要被分配到农场的畜牧场去当工人。班主任老师是农场兽医站的大夫，他说我们如果好好学，说不定将来能当上鸡场、鸭场、猪场、牛场的场长。我心说见你的鬼吧，老子才不想当一辈子农场工人呢！这就如同我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主题是让我们长大了当拖拉机手，还满怀深情地为我们朗诵：那一天，当我驾驶着拖拉机，驰骋在故乡的土地上，我要骄傲地大声高呼——我自豪，我是新中国的农民！ 一 这是 1984 年的夏日。中午放学，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向家狂奔，争取在 12 点以前到家，好听长篇纪实文学《在彭总身边》。在没有电视，媒体尚不发达的年代，听广播几乎是所有人的最爱。那几年，我听到的小说主要有《昨天的战争》《蹉跎岁月》《平凡的世界》《燕赵悲歌》等。如果说多年后我从事文学创作，取得一点小的成绩，当有记者采访我问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我觉得听广播对我影响很大。 1995 年，江西作家协会主席杨佩瑾的长篇历史小说《浣纱王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责任编辑庄志霞找到我，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做些宣传。我把小说看了，写得确实精彩。庄志霞便约我在江西省驻京办与杨佩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的编辑熊玉珍见面。我们谈得很投机，最后谈到小说何时开播，熊玉珍说，现在台里经费紧张，如果能找个赞助单位最好。我问杨佩瑾在江西能否找一家，老杨一听连声说，他很少跟企业家打交道，几乎不可能。看着杨佩瑾一脸的窘样，我说算了，我正在给一家企业写报告文学，我跟老板谈谈看。 我说的那家企业是北京通州区的九洲揽月床具有限公司 , 老板叫侯景奇，和我父亲同龄，早期当过农民，后来参军入伍，复员后回村里开玩具厂，之后被镇政府聘请担任九洲揽月床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那个时期，是侯景奇和九洲揽月最辉煌的阶段，我由于在乡政府工作过几年，了解这代农民及乡镇企业是如何兴起的，我们的交往一拍即合。就赞助长篇小说《浣纱王后》开播一事，我跟侯景奇只是简单一谈，他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他也是听长篇小说联播长大的，他特别喜欢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 到了家，发现父亲正和他的老师——北京市农场局畜牧水产处的处长何叔铎先生，与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坐在堂屋里聊天，母亲则在厢房里擀面条。见我进门，不等我说话，何先生说，红子放学啦。我连忙叫道：何爷爷好！何爷爷见我对那位老人好奇，就说叫他王爷爷。我打过招呼，便想打开收音机听小说联播，可一看他们在说什么事，不好打搅，就跑到厨房看母亲做饭。我问母亲那个王爷爷是干什么的？母亲小声说，那是个大人物，据你何爷爷讲，那老头是北京市副市长王纯。我听后吐了个舌头，说这么大的官到咱家干吗？母亲说，好像要在村里养鸭子。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过会儿我得听他们说什么。我问母亲，他们在咱家吃饭吗？母亲说，王市长人随和，他说别的什么也不要做，就吃我做的炸酱面，再配几条新鲜的黄瓜和大蒜。面条煮好了，我把过了水的面条和炸酱、黄瓜、剥好的大蒜送到上屋的桌子上，王市长闻着炸酱味道夸赞道：真香啊，我得吃两碗。说着，他就用筷子往碗里夹面条，看着他随意的样子，我注意打量他：70 岁左右，头发花白，两眼炯炯有神，穿着蓝色半旧的涤卡上衣，衣领上还打着补丁，脚穿一双布鞋，显得平易而潇洒。见我站在一边，王市长招呼道：小伙子别站着，咱们一起吃。我说，我妈还在煮下一锅，再等一会儿。或许是饿了，或许是我妈做的炸酱面太好吃了，一碗面两个老头不到两分钟就吃完了。等吃第二碗时，他们的节奏有点放慢，王市长嚼着黄瓜问我：你多大了？我说：17，在读高中。何爷爷插话道：这小子很聪明，学畜牧兽医，还发表过散文小说。王市长听后望着我笑道：这么有出息，跟我走吧。我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我思忖，老人家所说的“跟我走吧”是什么意思？是跟他进城上学，还是一起做事情，或者给他当干儿子干孙子？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我母亲唤我端第二锅面。从父亲与两位老人交谈中得知，王市长想搞一个生态链实验，即养鱼、养鸭、屠宰、肉食加工、饲料种植、食品销售一条龙。我觉得这个想法挺新鲜，后来听城里人说，北京大碗茶的兴起就是王市长抓起来的。多年后，王纯爷爷去世，我从讣告中得知，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担任北京商贸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只可惜当年我没有跟他走。事实是，当我跟我妈说起王市长让我跟他走时，我妈当即的反应是，他那么大的官，咱一普通农家子弟，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如果把职业高中上了，起码分配到农场能有个稳定的工作。我不禁想到，在红军时期，有那么多的人背井离乡投身革命，虽然一路奔波坎坷，甚至是流血牺牲，可活下来的都成了英雄。我不能埋怨我的母亲，她一个连北海、颐和园都没去过的农场果园工人，一个 18 岁就结婚的乡下女人，她能有什么诗和远方呢？ 二 一年后，我们即将面临毕业。在我们这个班之前，已经有三届师哥师姐毕业。他们分配的地方，都是畜牧场。其中有一个调到农场团委当了团干部，这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毕业考试前，每个人都在选择去哪个单位，有选择离家近的，也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动物的，如有人喜欢牛，也有人喜欢鱼。也有个别脑子活络， 家里有关系的，私下里找班主任老师和畜牧场领导勾兑的。我没有找任何关系。论关系，我父亲的老师是农场局畜牧水产处的处长，老先生是从我们这个农场走出去的，农场畜牧单位的领导、技术人员大都是他的晚辈学生，只要我想去哪个单位， 他老人家一句话，就可以办到。另外，市农场局的两个副局长都和我父亲有特殊关系，其中有个副局长以前下放就在我们村。我父亲当时是村贫协主席，他对副局长很尊敬，给他安排的农活也很轻，主要还是发挥他的科研特长，在村里搞小麦、玉米实验。副局长时常到我家里，往炕上一坐，抽着旱烟，谈笑风生，并没有因为下放感到有多么失落。 中考失败后，我本来托人要去一所区重点中学，可父亲想了好几日，还是放弃了。他说，上了重点中学，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如上农场的畜牧职业高中有准头。我说，上了那个畜牧班，就毁了我的青春。父亲说，在农村有什么青春，你毕业不回村里劳动，这就让很多人羡慕死哩！你妈当初到果园当工人，不知费了多大劲，就为这还跟老书记吵了一架，要不是你何爷爷几次找果园的领导，工人就当不成了。 1983 年的夏天于我是灰色的。上不成重点高中，我就在家里学写小说。我不知道小说怎么写，只是买了几本文学刊物，照着人家的样子，结合自己的经历瞎编。关于青春，是从 14 岁开始，还是从16岁开始，我不清楚，也许从早期的谈恋爱开始，具体说从性萌动开始。不管他，我的青春答卷就此开始。我要当作家，离开农场，鲤鱼跳农门，这是我的青春梦想。 1984 年，发生了一件最难忘的事。这年的 7 月 15 日，我的小说《回乡》发表在《北京农场通讯》上。这虽然是由北京市农场局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内部报纸，可对于我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是终身的，我一直把它当作处女作。记得样报是邮寄到村办公室的。当时，父亲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每天午饭后我都要到村办公室取父亲订阅的报纸。报纸主要有三种：《北京日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郊区版》。我最喜欢看报纸副刊，我是多么渴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发表在上面呀！几个月前，农场局宣传部《北京农场通讯》的主编和两个编辑到农场组稿。在座谈中，我的发言引起主编刘远英的关注。刘远英是个忠厚的老者，他在饭后离开农场前，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他很欣赏我，希望有稿子直接寄给他。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这等于是主编约稿啊！激动之余，半月后我把写就的小说《回乡》邮寄给刘老师。本来，这事我最初挺惦念，后来过了一个月也就淡忘了。这时，又赶上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庆祝，我们高中生全部被选入游行方队，每天军训十分紧张。小说《回乡》的发表，对我的青春期，甚至我的人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记得到村办公室取报纸， 看到印有《北京农场通讯》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我本能地就猜想到肯定是我的小说发表了。我小心地撕开信封，取出里边的两张报纸，看到在第四版头条显著位置上印着“回乡”二字和我的名字。我迫不及待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竟然一个字没改。那一刻，我简直疯狂了。 小说的发表，带来的惊喜很多。首先，是得到家人、同学和文友们的祝贺，当然也有个别人嫉妒的。有个农场的干部看到我发表的作品，他竟然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得意什么，刚发表一篇作品就乐得找不着北，谁知道以后会怎样，要知道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听到这个声音，我感到吃惊不小，这个干部比我大三十几岁，平常我对他也很尊重，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心说，什么叫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按年龄，他肯定没我笑得时间长。多年后，那个干部去世了，朋友告诉了我，我很是为他难过了一阵子。他喜欢了一辈子文学，至死都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作品，想来也是够遗憾的。另一个惊喜，是得到 32 元稿费。这是我的第一笔稿费。在 1984 年，我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 36 块钱。不用说，这是一笔大钱。我买了一条裤子，到邮局买了十几本报刊，还特意到农贸市场买了一只八珍烤鸡，全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即使这样，还剩了十几块钱。我开始感觉到，写作或许可以改变我将来的命运。上课时，我已无心再听那些营养学、解剖学一类的专业课，我脑子里出现的全是文学、作家。我自己的本名陈宝红，一看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名字，与之相似的还有卫红、捍东、建国等。我先把陈宝红改成陈宝洪、陈宝鸿，后又起了笔名天宇，最后在相当长的时间用陈宝洪，效果还不错。后来，取稿费要求用身份证，因为红和洪的不统一，让我经常和邮局工作人员争执，最后不得不年年在单位开证明信备案。当然，有时也遇到好说话的，简单沟通就可以。等到 1993 年，我用了笔名红孩，名声虽然响亮了，但也时常为此闹笑话。在此暂且不提。 三 分配在即。我首选鸭场，这个单位相对轻松些，何况鸭场的一位领导跟我家里有些亲戚关系。本来已经说好的事，谁料，就在这时，我参加农场的一个宣传会议，认识了种猪场的一位副书记。这位副书记是个女同志，四十多岁，很干练。她对我说，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发表作品，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你毕业分配到我们单位如何？我说，到你们那能干什么呢？不会是喂猪吧。女书记说，哪里呢，让你搞政工。 我答应了女书记。这个种猪场在全国赫赫有名，我父亲的老师何叔铎爷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大学毕业就和他的夫人来到农场，他们一起办起了这个猪场，并且培育了北京黑猪。同时，何先生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后来担任了农场的党委书记，我毕业这一年那个党委书记到市农场局担任副局长。猪场现任场长和党支部书记也都是何先生的学生。有了这样的背景，我选择种猪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有七个同学被分配到种猪场。报到的那一天，是 6 月中旬，天气热得很。场长接待了我们，讲了些鼓励的话，就把我们交给猪场的邢主任。我以为领导会按照事先说好的让我到政工办公室工作，可邢主任一句话“你们先领工作服，然后拿上镰刀到场外边给猪割点青草回来”就把我头弄蒙了。我心说，那个女书记哪去了？几天后，我从一个老职工嘴里得知，在一个星期前，女书记到农场局职工大学学习去了，至少一年后才会回来。我感到十分懊恼。 猪场南墙外有一处烈士陵园。1948 年 11 月，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支解放军开进农场，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有29 名战士牺牲。他们的遗体就埋在这里。上小学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曾在这里扫过墓。这 29 名烈士没有任何人留下名字。我被分配到猪场的前三天，每天都拉着双轱辘车，提着镰刀在烈士墓附近割草。割猪草对于农家孩子本不是什么累活儿，我想不通的是，我一个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几篇作品的未来作家，怎么能干这种体力活，更想不通的是猪场的领导怎么能这样对待知识青年？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的青春、我的理想不就化为灰烬了吗？越想越苦恼，索性我把工作服往草地上一摊，顺势往上边一躺，仰望蓝天，我不禁喊道：我要当作家！ 三天后，我们几个同学被安排到猪场喂猪，而且每个人都跟着一个师傅。我的师傅是一个叫张老咪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黑红的脸庞，也不认识几个字，人谈不上好坏，只是个本分的普通工人而已。猪场毕竟是国营农场的猪场，条件还算不错，每个工人负责二十几个圈，圈与圈之间隔着铁栏杆，一个圈一般两头猪。饲养员的任务是每天喂三次猪，早晨还要清理猪粪。干完活，在猪舍的一侧有个休息室，可以躺会，抽烟喝茶。 我没有主动帮助张师傅干活，我觉得一个高中毕业生，特别是一个发表过文章的人，不能干这种低级的体力劳动。我上班后，把工作服扔在休息室的床铺上，然后躺着看书，偶尔也起来到猪舍间走动一下。天气热，猪也很烦躁。我就用自来水把猪舍的水泥地喷洒一遍，更多的时候是往水槽里灌。我注意到，这国营猪场的猪吃的都是混合饲料，个头不是很大，但体型溜圆，五六个月就能长二三百斤，而村里人养的猪一年也长不到两百斤。 几天后，张老咪到邢主任那里告我一状，说你们哪里是给我派来个学徒，实际是派来一位祖宗，他那一副书生气让我实在有些压力。邢主任找我，希望我能虚心向师傅学习。我说我是高中生，喂猪纯粹是大材小用。邢主任不好办，就去找场长。这时，农场的一位工会副主席到猪场来，说要整理一份场长科学养猪方面的经验材料，本来这活儿要由场工会的人写，可工会副主席一直欣赏我，他想给我一个机会，便直接提出让我来写。我知道机会来了，便利用两天时间搜集资料，并且采访了几个工人、技术员，然后便在家写了起来。说实话，这种公文色彩很浓的文件过去我没有写过，我喜欢写抒情的东西，于是我写道：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敬爱的场长这一天来到猪栏旁，他抚摸着小猪的后背意味深长地说，小猪小猪你快长，首都人民需要你！文章写罢，工会副主席规定 3000 字，我写了足有 4000 字，我想，如果领导嫌长，可以再删去 1000 字。场长把书记、工会干部、技术员等七八个人找来，说一起听我把文章念一下，提提意见。工会副主席说，别紧张，正常念就行。话是这样说，可我内心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必须抓住，如果抓不住，我就真的要喂猪去了。 在我抑扬顿挫、表情丰富地朗诵后，在座的十几个人都笑喷了。场长说：你小子写得倒是很生动，可写汇报材料不能风啊雨的，你这么一抒情，人家都会认为猪场是公园呢！工会副主席说，未来的猪场就要建成花园式的。他建议我把抒情的部分删掉，再充实一些实在的东西。我说，那样的文章一般人都会写，我只会写文学性的。场长说，那就让别人再改改。这次写材料虽然没有让我去政工办公室，但场长也知道我是喂不了猪的。张老咪就跟别人说，千万不能让这小子喂猪，他如果喂猪，非给喂瘦了不可。我内心里十分感谢张老咪，不，是张师傅。不过，在我内心深处还有个真实的想法。在 1985 年，猪肉价格突然走低，而玉米等饲料价格却走高，很多养猪场存栏很多，不敢轻易出栏，都想等年底、春节卖个好价钱。在这种情形下，就考验养猪人的智慧了。我在笔记本上曾写下顺口溜：高价粮，低价猪，谁养猪，谁是猪。当然，这话我没有跟猪场里的人讲。多年后，有记者采访我，我给他讲在猪场的日子，说了这个顺口溜。那位记者说，您那时就很有经济头脑啊！如果您不当作家，一定会是个企业家。我听后一笑，说企业家也有很多一脑子糨糊的。 猪场以养猪为主，还兼顾办起了养鸡场、铸钢厂、提琴厂，并且还引进草坪种植，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在猪场待了半个月，我被安排到养鸡场负责鸡蛋和肉鸡的销售，这是个相对轻松的差事，而且有点权力，也极有人缘。在那个工资低，物质还不太丰富的年代，买各种商品大都需要票证。鸡蛋农贸市场虽然也有，但毕竟没有鸡场内部的新鲜便宜。鸡场的场长也是何先生的学生，从北郊农场调来，他对我很放心，入库出库都由我一人负责。 猪场距农场机关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只要不是特别忙，我可以经常到农场机关宣传科、工会等科室找文友们聊天。更多的时候，我喜欢到各个鸡舍帮助女工干活，这些女工年龄较大，和我母亲差不多。干完活，就和女工坐在一起聊天，说说场里场外的事。在畜牧场，人们最喜欢聊的是男女荤故事。不管怎么聊，人们也不会急，因为见得太多了。不是有那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一天，我见一个配种员正赶着一头公猪到母猪圈里配种，那公猪性急，总要一次就解决，可那母猪左躲右躲就是不让公猪上，气得配种员直骂咧咧。这时，一名女饲养员正好路过，她一看到这情形，就开玩笑说，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这公猪比你还笨！配种员一听，反击道：要是你让我配一下，准保一炮成功！不信你现在就脱了试试！女工更不示弱，说：就你那二两肉，还不够老娘一口咬的，我一顿能吃五根火腿肠！于是，四周路过的职工就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最早听畜牧场的工人讲荤笑话还觉得脸红。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渐渐地还觉得那也是一种文化。我很注意观察人们讲荤笑话时的表情，也常把他们讲的内容进行联想。有时想着想着，自己的裆部也弄得胀胀的，我感到脸红，觉得自己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畜牧场最让我惊心动魄的是一次因男女之事引发的血案。 农场企业叫国营，里边也有一些合同工和临时工。养鸡场有几个女临时工，二十几岁，来自北京郊区，长得不算漂亮，打眼一看也有几分让人喜欢。这些临时工，特别想转变成合同工，那样就可以长期留下来。特别是女临时工，极想在场里找个固定工、合同工。我虽然刚到场里不久，也有女工对我暗送秋波。我那时哪有心思谈恋爱，我脑子里想的是尽快离开生产单位，调到机关去。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血案发生前，我已经隐约感觉到鸡场有个叫小段的女孩有点问题。小段比我大几岁，独立管理一栋鸡舍。我管销售，下班正常回家。偶尔有打防疫针那种事，我们就加夜班。夜班不管多晚，我都回家。也有的人就勉强在鸡舍里的休息室住。小段她们在场里没有集体宿舍，每天工作休息换洗衣服全部在鸡舍休息室。小段平常见我面总爱跟我笑，她每月回通州老家一趟。回去前，她要买两只处理鸡，那鸡多是互相争斗时受重伤的，一块钱一只，再者就是买点硌窝的鸡蛋，一块钱能给二十个。对于小段她们这种临时工和场里的老职工，我向来是比较照顾的。 一天上午，我到小段鸡舍转了一圈，看她在休息室睡觉，我说这会儿该给鸡槽上饲料了，你怎么能睡觉呢？小段说，她有点乏。我说，那我先帮你吧。小段说，她再眯会儿，很快就起来。鸡场的活儿我都会干，最有意思的是推着车子在鸡架上捡鸡蛋。这些鸡蛋大都是刚下的，还带着热乎气。 下午四点多钟，一个老师傅在往库房交鸡蛋时，她向我叨唠说，小段已经好几天没按时给鸡槽上饲料了，再这样下去领导就要把她辞了。我说，我也注意到了。老师傅说，这女孩子说不定有心事。我见四外没人，壮着胆子对老师傅说，小段会不会怀孕了？老师傅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责怪道：你可别瞎说，人家小段还是姑娘呢！我说，我有一种直觉，您没发现她的眉毛有点立起来了吗？老师傅说，我不懂。我说您再往后观察几天吧。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从食堂买了几个肉包子走进张师傅的鸡舍休息室。张师傅家在农场宿舍，离单位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她每天中午都回家吃饭。这样，这里就成了我中午的休息室。这天饭后我正在听广播，忽然听得外面一阵乱嚷，有人喊：快到场门口看吧，来了一帮人把老安打了，晚了要出人命啦！我赶紧下铺，跟着人群跑向场门口。只见有五六个小伙子，手里拿着棍棒，站成一排，场里的十几个青工手里提着铁锹、木棍也站成一排，双方保持着对峙状态。而那个所谓的老安，也就是鸡场的技术员则满脸是血哎哟哎哟地叫唤着，看来打得不轻。走到近前，就听对方人群里的一个男子说，姓安的，你说这事是公了还是私了？场里的一个青工问：公了怎么讲，私了怎么讲？对方说，公了送派出所，告他强奸罪！要是私了，他必须给我妹妹5000 块钱，或者让那姓安的回家离婚！青工说，当然是私了，不过你要的钱也太多了，老安一个月才挣六七十块钱，一下他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小段哥哥说，那我不管，姓安的，耍流氓时你怎么那么痛快，你以为提起来裤子就没你事了，告诉你，我的这个条件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我天天过来打你，非打你个终身残废不可！ 在双方争论谩骂得不可开交时，场长来了，他一嗓子就把所有人震住了。场长说，你们都到场部来吧。于是，人们纷纷起哄般地往场部走，生怕这事闹不大似的。此时的我觉得心跳快得厉害，真没想到小段怀孕被我一语成谶。更没想到，致使小段怀孕的竟然是技术员老安。回头细想，这也不奇怪，老安是技术员，经常到鸡舍里检查工作，有时晚上也要观察鸡的睡眠、休息状态，这时间长了，就很容易跟女工聊在一起。他要是想撩小段，以小段的阅历经验是很难拒绝的。 第二天，场里做出决定，给予老安记过处分，工资降两级，取消全年奖金，另给小段 3000 元补偿金。小段呢，觉得在场里实在没法待了，就只好辞职。我记得她还有几块钱的欠款没交给我，我也不好追要，就以损耗给抵销了。至于我说的小段眉毛立起来，不过是我看到公鸡母鸡交配时羽毛立起的情景，便想到人做那事时也应该如此吧。 四 初中毕业百无聊赖，经我母亲他们单位一位烧锅炉的诗人介绍，我认识了农场的几位热爱文学的机关干部。在农场工会的书架上，我看到了第一本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刊物《北大荒文学》，知道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分类，还看到了版画。这本来自北国边陲的刊物，安静地平放在书架上，而于我她就像一团火，瞬间把我燃烧起来。我把刊物装进书包里，生怕被人要回去。 在农场，除了看到《北大荒文学》，还意外看到两本农场自己编辑的刊物《双桥之春》和《农场春秋》。这两本刊物的作者都是农场职工，也有当地的农民。我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写了电影剧本。应该说，在 80 年代中期，一个农场能出这两本刊物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如果早出生几年，这刊物上一定会刊发我的作品。 1985 年，有几件和文学有关的事情让我至今无法忘记。这年 2 月，《当代》杂志发了一个山西作家专辑，记得作者有成一、郑义、焦祖尧、李锐。这几位在当时文坛都是很知名的作家，我没想到其中的李锐竟然是我们双桥农场人。李锐的小说名字叫《红房子》，写的是农场机关东大院的事。李锐的父亲在建国初期到双桥，任农垦部农机学校的校长兼农场的场长。李锐上的中学不是双桥中学，而是在通惠河边上的杨闸中学，1969 年他插队到山西。小说《红房子》的诞生，对李锐如何我不清楚，但对我们双桥地区的文学爱好者是莫大的鼓舞。就是说，我们农场的题材也能写好，也能在《当代》那样的大刊发表。我把这期《当代》买了好几本，没事就翻翻看看。后来，李锐曾经的几个中学同学都跟我要这本刊物看，他们不称呼李锐，而称呼他小时候的名字平九。多年前，我和李锐通过一次电话，告诉他我也是从双桥出来的。他听后，态度很平淡，也就没聊更多的话。 李锐之外，还有个儿童文学作家杨福庆也是从双桥走出来 的。他老家在农场机关东边的郭家场村。80 年代初，杨福庆先在朝阳区文化馆与陈祖芬、刘延、沙小青做文学辅导干部，后调入 《儿童文学》和《中国校园文学》杂志。我见过杨福庆两面，谈了有个把小时，他送我一本短篇小说集《鸡酸枣》。 80 年代，是文学狂热的年代。很多作家都是一夜成名的。多年后，当我和《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周明、《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石英老师成为忘年之交，我就无限感慨地对他们说，我要是早认识你们十年，或许早成大名了。那是一个造就文人的时代，也是一个造星的时代。1984 — 1985 年，我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组织的多次文学讲座，见到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诗人，如萧军、袁鹰、刘绍棠、陈建功、郑万隆、韩少华、李陀、杨炼、张辛欣、晏明等。每次听完讲座，大家都心潮澎湃，仿佛自己就要成为作家了。 1985 年的 6 月，就在参加工作一个月后，我参加了朝阳区文化馆的组稿会，请来的编辑分别是《北京晚报》的魏铮、《丑小鸭》的王彬，还有《散文世界》的一个编辑，我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我带去的是一篇 6000 多字的短篇小说《村口那家小店》。王彬和魏铮就小说创作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没有多说话，只是认真地听，快到晌午，文学馆的老师问谁带作品了，说可以留给编辑老师。我下意识地举了下手，就把稿子交了上去。我心想，这稿子肯定不行，试试运气吧。 很快，也就是两个月后，《散文世界》就给朝阳区发了一个“芳草地”小辑，共有三篇散文。看到样刊，大家都很羡慕。这时，我就担心起我的小说的命运了，编辑看了吗？他能认可吗？如果发表会提前通知我吗？连续几个月，我去报刊亭买报刊时，每次都买《丑小鸭》，打开刊物，第一眼就看目录，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记得第九期，在十期预告中，竟然出现我的名字和小说篇名《村口那家小店》，这无疑使我异常激动。我期待尽早见到样刊。可是，在第九期后，第十期却迟迟没有出刊，我听城里的文友说，《丑小鸭》的主编出了问题，杂志停刊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郁闷，心说要停也别停第十期呀，那可是我即将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开始啊！ 在我焦急的等待中，又发生了一件让我兴奋而尴尬的事。这年的八九月，北京作家协会在鲁迅文学院开办一个为期五天的培训班。朝阳区文化馆推荐我去。收到北京作协的通知，我非常激动。在文学狂热的年代，作家协会不知令多少人神往。特别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 18 岁的青年，这个机会多么难得。可是，我要是连续五天请假，单位能同意吗？我把信揣在身上几天，几次见到场里的场长、书记我都试图张口，可又都咽了回去。在最后会议报到日的前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找到书记，跟他说我要去北京作家协会学习。书记接过会议通知，上下打量了我几眼，一改往日温和的态度严厉地对我说：你要当作家我不反对，可我们这是生产单位，我没有批准你去开会的权力！书记的话瞬间让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当时都有了轻生的念头！我知道我来到这个单位像投错了胎！ 第二天，我还是请了事假。从我家到鲁迅文学院骑车 40 分钟就能到。下午两点钟，我在报到处见到了北京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陈予一，因为同姓，便多了一些亲切。按规定，我交了 9 块钱 和 5 斤粮票，然后就拿着房间钥匙走进二楼的宿舍。那一刻，我内心是惶恐的，总觉得如果我就此辞职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成为作家了。然而，当我打开被子，正要休息时，没想到被子上的一片发黄的水渍让我瞬间感到恶心，那分明是某人尿床留下的痕迹。 我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把被子扔在一角，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我考虑要不要找陈予一要求换个房间，但如果我说出理由，陈予一肯定尴尬至极，我怕因此会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正在我犹豫时，忽听隔壁房间传来男女呻吟的声音，间或还有女人的尖叫，畜牧场的经验告诉我，那一定是两个男女抱在一起交配呢！对不起，在那个时期，我还不会用做爱那个词，我只知道交配！ 我悄悄打开宿舍的门，往楼道看了看，地面除了一堆散乱的卫生纸和几团被蹂躏的纸团外，再无其他。当时我就想，这就是鲁迅文学院，这就是走出丁玲、邓友梅、蒋子龙等著名作家的鲁迅文学院啊！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是彻底的失望！想到此，我在桌子上匆匆地给陈予一留下一张纸条，告诉他我只能待半天，明天还要上班，单位只给一天假。其他的我什么也没说。一周后，陈予一把钱和粮票邮寄给我，并希望我多和他联系。 多年后，当我多次走进鲁迅文学院采访、学习、讲课、会友，一切都变得新鲜美好，特别是 2003 年我参加第二期高研班的学习，就此结识了全国各地的文友。我更没想到的是，在《丑小鸭》工作的王彬老师后来调到鲁迅文学院，从培训部主任干到副院长。我是 1985 年底在一个不起眼的报刊亭上买到《丑小鸭》第十期的。王彬老师在我小说的后边还配了评论，这让我对他感念终身。 转过年来，我调离种猪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贾平凹盛赞的著名散文理论大家：中国散文界的领军者之一、“十届冰心散文奖”负责人及评委红孩，在本书中提出散文的标准是“从我到达我们”，为散文创作和评判树立了重要的标杆。在他的指导下，许多文学爱好者不仅在散文写作上取得了显著进步，甚至成为散文界新星、名家、冰心散文奖的获得者。 2. 他的散文是中小学生范文的标杆：红孩擅长写中短篇散文，这些作品往往以精炼的笔触、深刻的情感和独到的见解打动人心。他能够巧妙地捕捉生活中的细微之处，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刻的思考，将读者带入一个个充满情感和哲理的世界。他不仅长期是中学生散文写作的理论指导老师，也是中小学生散文写作的优秀范文提供者。 3. 励志散文：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得主红孩写给每一个追梦的人，和他以前的书不同，这本书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无论身处何种艰难的境遇，只要心中有梦，勇于追求，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活出想要的人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4.名家力荐：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感动推荐，文学大咖蒋子龙、肖复兴、赵丽宏等纷纷倾情推荐，喜爱文学的人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不可错过的必读之作。 5.人生指南：多维度的生活哲学，适合每一个年龄段的读者 红孩善于用平实的语言讲述深刻的故事，在本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活画卷：从梦想的追求到现实的反思，从爱情的甜蜜到乡愁的惆怅，从青春的懵懂到岁月的智慧，让读者感悟生活的真谛。无论是文学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与启迪，可以收藏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