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推手(刘伯温)

作者简介

陆杰峰，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当过两年语文老师，博览群书，偏爱历史，尤喜与人煮茶论道，臧否古今人物。闲来无事，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遂成一家说辞。著有《不为繁华易素心》等作品。

内容简介

第一章 泰山不是堆的，神童不是吹的 拼爹游戏应该这么玩 1311年，元帝国迎来建国四十周年，也是这一年，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去世，他的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取代他，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 四年前，海山通过惊心动魄的政变取得皇位，但他最终只过了四年皇帝瘾。这四年里，他似乎做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做，元帝国只是沿着历史的轨迹，一步步走进谷底。 可以说，海山的去世对帝国造成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不是人死了钱没花光，而是人死了，却跟没活过一样。 甚至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人们只记得1311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个叫刘伯温的孩子降生了，无数人的命运即将改变。 1311年七月初一，浙江处州路青田县武阳村，刚刚降生的刘伯温正圆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几十年后，这双眼睛会像利剑一样洞穿所有敌人的内心。但是在今天，不到一岁的小刘伯温需要面对他人生中的第一项艰巨任务：吃奶。 父亲刘炝正笑盈盈地逗着肉嘟嘟的小刘伯温。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像所有传统的父亲一样，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能够出人头地，至少要超越自己。 刘炝是一名分管教育的基层公务员，清水衙门，待遇并不高，而且他的任职地是隔壁的遂昌县。遂昌县位于温岭的群山中，那里非但没有多少肥沃的耕地，还常有猛虎毒蛇堂而皇之地出来害人。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的清水衙门上班，刘炝在当地官场混得恐怕算不上风生水起。 刘炝当时的收入情况，大概刚够让小刘伯温有饭吃，有书读。刘炝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一个拼爹的世界，拼爹游戏已经玩了几千年，恐怕还将继续玩下去，而自己，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一拼的爹。 “父亲给不了你太多，将来的路得靠你自己走了。”刘炝慈爱地看着小刘伯温，默默说道。 其实刘炝不知道，他能给予小刘伯温的财富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是的，他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地位，但是，凡事不能看表面，事实上，刘伯温投了个好胎，在拼爹这场游戏中，小刘伯温并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一下拼爹游戏的几种规则。 拼爹有好几种拼法，最常见的一种，是拼钱，拼权，拼地位。这种规则下的胜出者被称为“×二代”，古人文雅些，叫作“衙内”。这类人奉行的人生准则是：我的就是我的，爹的也是我的，你的是我爹的，所以还是我的。其中最知名的二代莫过于《水浒传》中的高衙内。 世人最羡慕的往往是这种，殊不知这是最落于下乘的一种拼爹模式。 第二种拼爹，是拼平台。爹决定了儿的层次，什么样的爹能给儿什么样的平台，爹的起点就是儿的起点，爹的资源就是儿的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你以为曹操是白手起家？曹操他爹笑而不语；你以为比尔·盖茨是技术宅的逆袭？盖茨他妈笑而不语。 这是相对上乘的拼爹规则，所谓爹妈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虽然也借了爹妈的势，但终归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刘伯温的“爹优势”体现在何处呢？肯定不是第一种。如果连基层教育官员的子女都能称官二代，那这“衙内”二字未免忒廉价。 也不算第二种。事实上，刘伯温的爹除了让刘伯温能吃上饭、能读上书之外，就没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后来刘伯温一步一步从浙东一介书生成长为天下第一策士，靠的都是自己抓住的机遇。 那么，在这场拼爹游戏中，刘伯温的父母留给他的财富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是：家风。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一方面说的是遗传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家风的熏陶。成长于龙凤世家，每天听到见到的都是神仙论道，天材地宝，气质想不华贵都难；而若是不幸成长于老鼠世家，每天与泥巴腐肉为伍，耳濡目染的都是“今天厨房剩下几根鸡骨头，可别让苍蝇蚊子、特务小强他们给偷走了”之类的事情，想不“獐头鼠目”都难。 那么刘伯温从小又生活在什么样的家风之下呢？ 在刘父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刘伯温的母亲。 和绝大多数勤劳善良的中国女性一样，这位母亲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在嫁给刘炝之后，她就一直被称为“富氏”。说起富氏这个家族，在刘伯温的老家青田县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是往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末年的建设部某司司长（工部郎中）、松州市市委书记（松州刺史）富韬，但是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大词人晏殊门下的富弼。当时晏殊门前有一副对联“门前桃李中欧苏，堂上蒹孚推富范”，说的便是晏殊门人中数一数二的四位人物：欧阳修，苏轼，范仲淹和富弼。在北宋时期，富氏家族声名显赫，富弼的孙子甚至进入了北宋中央军委（枢密院）。 虽然到了刘伯温母亲的时代，富氏家族已经衰落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不缺读书人。刘伯温的母亲就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是个知书达理、温柔贤淑的女人，可以算是刘伯温人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了。从这位身为贵族后裔的母亲身上，刘伯温学会了儒雅地为人，优雅地生活。 刘伯温的父亲刘炝不仅是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还是个兢兢业业的公务员，安贫乐道，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刘炝逝世后，朱元璋在《永嘉郡公诰》中这样评价刘炝：“刘炝身怀大才，却没有太大的官瘾，他只是致力于把自己的才华学问传授给他的儿子刘伯温，并教给刘伯温做人的道理，让刘伯温能够在行为上效法古人，在谋略上触类旁通，成为朝廷倚赖、百姓瞻仰的谋臣。这都是刘炝教导有方的缘故啊！（皆遗训之功，力善之征也。）” 的确，刘炝的学问可能比不上刘伯温后来的老师们，但他是一个领路人，正是他领着小刘伯温敲开了学问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刘伯温，应该以什么样的准则做人，而这一点，刘伯温一生都会铭记。 另一个时刻影响着刘伯温的人，是他的曾祖父，刘濠。 在刘濠的时代，刘氏家族还没有彻底衰落，刘濠还是个地主。我们平常说起地主，总会想到周扒皮，想到南霸天，似乎地主就没有好人，但至少刘濠是个好人，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后人记载，每次遇到“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或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刘濠就会找个山头爬上去——不是去健身，而是看看谁家没有升起炊烟，没有炊烟的家庭估计就是没米下锅了，接着刘濠就会打开自己的粮仓，赈济这些可怜的穷人。 可见，刘濠不光是个好地主，还是个家里有余粮的好地主。 刘濠有很多乐善爱民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濠一桩智救万人的义举。《两浙名贤录》上对这个故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元朝初年，一个叫林融的人起兵造反，然后毫无悬念地被扑灭了。本来这只是一次无甚亮点的造反运动，在封建王朝，这样的运动每个月总有那么两三次，可坏就坏在这次林融打的是兴复赵宋王朝的旗号力三分运气。虽然我们在古装戏里老是看到某年轻书生进京赶考，一考便中状元，然后被招为驸马，春风得意马蹄疾。但那都是故事，是文人们的美好YY，现实中像范进那种几十年都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不在少数，大部分举子想考中进士，都要花上不少年头一次次复读。 而那一年，刘伯温不过二十三岁，没有复读，一鼓作气便考中进士第二十六名。他可能不是那个年代成绩最好的文人，但依然不失为一名优秀的人才。 而且，年纪轻轻便中进士，对刘伯温来说最大的好处在于，他从此不用做考试的奴隶，不用再陷入圣贤书里面死啃圣贤的每一句话，他可以真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而很多复读生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可能到三十岁，四十岁，还抱着孔子孟子，抱着朱熹（元朝科举也考朱熹）逐字逐句地钻研，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最后获得一个光荣的称号：书呆子。 不是说孔孟之道不好，但几十年如一日地读那么一两本书，想不变傻都难。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很遗憾地耸耸肩、摊摊手，暗叹一句：“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很幸运地成为应试教育体制塑造出来的人才。他恰到好处地接受了应试教材（孔孟之道）中最精华的部分，但又没有被教材拐带傻，还有足够的时间汲取课外知识——主要是阴阳遁甲、兵法决策、天文地理类的杂书。现在的刘伯温，已经储备了足够多足够庞杂的理论知识，只等着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让他大展拳脚。 第二章 到官场去，磨一磨少年心性 撑不住了，要变天了 1333年，刘伯温考中进士，之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一休息就是整整三年。这三年刘伯温干吗去了呢？毕业旅行？当然不是，答案是，回家守阙去了。 所谓守阙，就是候补。因为官职就这么多，就算你考中了进士，没有官职空着你也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当替补，等着场上的主力队员下场。而刘伯温的板凳，一坐就是三年。 在刘伯温优哉游哉的这三年里，天下局势风云变幻，元帝国迎来了它的送葬者——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元顺帝其实不叫元顺帝，他的庙号应该是元惠宗，只不过他不幸身为元帝国的末代皇帝（也是北元的开国皇帝）。1368年明太祖北伐的时候，元顺帝识时务者为俊杰，二话不说收拾家当就退出北京，麻溜地跑回草原去了，让明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为了表彰元惠宗拯救大明将士于滚木礌石之下的“功勋”，明朝的史官给了他一个新的庙号——顺帝，意思是元惠宗放弃抵抗是顺应天意的行为，值得表扬。 其实说起来，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也是个苦命的娃儿，命途一点儿都不顺。 他本是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琜的长子，如果没有意外，等和世琜一死，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当上皇帝。 只可惜他生在元朝，对元朝的太子们来说，“没有意外”才是最大的意外。 1329年，元明宗和世琜被弟弟图帖睦尔和权臣燕帖木儿谋杀，史称赫尔都政变。第二年，妥懽帖睦尔的母亲被杀害了，妥懽帖睦尔本人则被驱逐到朝鲜半岛上吃泡菜去了。没到一年，燕帖木儿连泡菜都不让他吃，又把他丢到了广西桂林——那时候的桂林，旅游资源还没有开发起来，是真正的蛮荒之地。 幸运（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赫尔都政变后的几个皇帝都不长命，短短三年里居然死了俩。1332年十一月，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把正在广西“旅游”的妥懽帖睦尔接回了北京。 但妥懽帖睦尔不顺的命运并没有结束，燕帖木儿生怕妥懽帖睦尔追查他谋害元明宗的事情，居然拖着不让妥懽帖睦尔登基。这段时间里，燕帖木儿把持朝政，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苦孩子妥懽帖睦尔一直等到六个月后燕帖木儿重病身亡，才终于登上早就应该属于他的皇位。 当皇帝当到这份上，元顺帝确实够衰的。 更衰的还在后头。 元顺帝本以为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把皇帝瘾了，谁知道老天刚收走一个燕帖木儿，又送来个伯颜，这是个比燕帖木儿更加飞扬跋扈的权臣。 据历史记载，伯颜当时的权势完全盖过了元顺帝，“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顺帝只能继续当孙子。 而且，也正是这个飞扬跋扈的伯颜，把蒙汉民族矛盾激化到爆发边缘。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伯颜极度仇视汉人，之前我们提到过，元朝科举考试几次停考就是因为他。为了遏制汉文化，他还下诏，汉人、南人严禁学习蒙古及色目文字，同时规定只有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中央、地方衙门中的各级长官。为防止汉人造反，伯颜还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且把他们的马也都看管了起来，连农家铁禾叉也在禁用的行列里面。 最荒唐的是，为了削减汉人的实力，伯颜居然提出要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虽然这个提议因为元顺帝坚决不同意而作罢，但委实让天下汉人捏了一把汗。 这简直没把汉人当人！ 那时老百姓其实要求很低，不管坐龙廷的是姓刘还是姓赵，哪怕是姓孛儿只斤，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给他们一间茅屋遮风挡雨，他们就满足了。但在伯颜的淫威之下，老百姓非但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还差点因为姓氏连命都保不住，这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你让我没有活路走，我就让你有路没命走！ 官逼民反，那时候的中国大地，开始要变天了。当时的情况，监察御史苏天爵的一封奏折上说得非常清楚： 这几年来，云南当地民族起兵造反，海南的黎族也不再听中央的话，南方民工组织的叛军队伍尤为猖獗，先是在广西一带盘踞，然后又攻陷了湖南道州，祸害已经不小了。北方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山东地区黄河水灾，人民流离失所，中央那点赈济粮根本不够分的；本来富庶的江淮地区，老百姓也开始饿肚子了；而河北更是活跃着三千多支造反队伍，剿都剿不过来。 苏天爵一口气讲了云南、海南、湖南、广西、山东、江淮、河北等地的情况，灾民、流民、饥民遍地，反贼义军蜂聚，星星之火即将发展成燎原之势。 最后，苏天爵总结道：老百姓不是走投无路了怎么会愿意造反！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怎么能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自己享受奢靡生活呢。请求朝廷立刻想出一个平息叛乱的方案，同时赈济受灾的老百姓，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啊！ 但奏折石沉大海，因为这时候的元顺帝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去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伯颜什么时候完蛋。 这个问题元顺帝整整思考了七年，直到1340年，在脱脱的支持下，他终于雄起，灭了伯颜，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 当政后，元顺帝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终于可以甩开膀子自己大干一把了。1341年，元顺帝正式起用脱脱，并支持脱脱改革，废除了伯颜留下的暴政，平反昭雪了一批冤狱，免除了对百姓强征的各种税收，放宽了对汉人、南人的政策。这些史称“脱脱更化”的改革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老百姓的对立情绪，脱脱，元王朝这位最后的名臣，正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帝国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厦将倾岂是一人之力能够扶持。 这个时候，离元帝国的末日只剩下二十八年，离那个“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出土，只剩下十一年。 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 忠臣就要比奸臣更奸 帝国高层的风云变幻对于还在浙江青田老家坐板凳的刘伯温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1336年，刘伯温终于得到了替补上场的机会，赴江西瑞州路高安县，担任县丞一职。 所谓县丞，可以理解为副县长，正八品。按元朝的制度，县分三等，人口六千户以上的是上等县，两千户之上的是中等县，不到两千户者的就算下等县。而县丞这个职务只有上等县才有，中等县下等县总共就没几个老百姓，有一个县长管管足够了。 高安县既然有县丞，那么应该也是个人口在六千户以上的大县。 但中国古代的县丞，虽然名义上是副县长，其实更接近于县长的文秘，所以在宋代的时候县丞干脆就由主簿（秘书）兼任了。而在元朝，县丞的权力更小，头顶上除了有个县长（县尹）之外，还有个叫作“达鲁花赤”的长官。 “达鲁花赤”是蒙语“镇守者”的音译，在成吉思汗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元朝建立以后在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置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如果蒙古人实在不够，允许出身高贵的色目人替补，但绝对没有汉人和南人的份儿。所以，虽然达鲁花赤职位与路总管、府、州、县的令、尹相同，但实权大于这些官员，是一个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连县长都没有多大的权力，更别说刘伯温这个连七品芝麻官都算不上的文秘副县长了。 对于大多数像刘伯温这样通过科举考试从基层干起的小公务员来说，跟领导拉近关系，跟同事打成一片，踏踏实实办事，老老实实熬资历才是正道。熬个十年八年，总有熬出头的那一天。 这些道理刘伯温当然懂，可是上了几天班他就发现，他和他的同僚们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因为整个瑞州路的吏治已经黑透了。 黑到什么程度？刘伯温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城里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都披上了一身军警的外皮，跟贪官污吏们勾结起来，敲诈勒索老百姓。如果有谁敢不服气，绝对让你家破人亡；你要跟他打官司？恭喜你，绝对有人会坐牢，不过坐牢的人是你自己。偶尔碰上个有良心的官吏想管管事，必然被群起而攻之，最后灰溜溜地被赶走。总之，黑得像黑狗骑着黑马奔跑在黑夜中。 刘伯温在这篇文章里说的其实是高安县隔壁的临江县，但粪坑里哪有不吃屎的苍蝇，临江县是那样，高安县又能好得到哪里去。 如果有时光机，几十年后的刘伯温肯定会对初到高安县的自己说四个字：和光同尘。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和光同尘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在老鼠窝里谁也别装蝙蝠，在老鹰家里谁也别充猫头鹰。只有先跟敌人打成一片，才能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壁垒。但是，世上没有时光机，1336年的刘伯温又怎么可能懂得这个道理？他毕竟还是一个年少气盛，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所以，他非但没有同流合污，而且根本就不给他眼中这些人渣同僚好脸色看。 其实不合污就够了，不同流都已经略显幼稚，更何况还要跟整个官场撕破脸。 所以高安县的官吏们对刘伯温极度不爽。管你是什么副县长，你丫就一新来的，嚣张什么啊！ 而更让他们不爽的事情还在后头。 在这样的吏治环境下，当官的无非两类：良心喂了狗的都去贪污腐化了；还有一丝良心未泯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茶水喝干报纸看穿，干脆当个庸官明哲保身。 但刘伯温既不想当贪官，也不愿当庸官。他还记得父亲的身教，还记得曾祖父的言传，更记得圣人的教诲。刘伯温当官的目的，往大里说是为了造福社稷苍生，往小里说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二十出头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刘伯温，一心想的都是“何当扬湛洌，尽洗贪浊肠”。 于是，刘伯温作为一个异类在高安官场被树了典型。他勤奋工作，他秉公执法，他不取群众一针一线，他成了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也成了高安县全体公务员和地痞流氓的眼中钉。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可在当时，老百姓的口碑却不如官场的口碑。 被他挡了财路的贪官和在他的领导下混不下去日子的庸官，对刘伯温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口吃了他。 当然刘伯温不傻，他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但他的想法很简单：我是朝廷敕封的正八品县丞，本县的三把手。就算你们恨我，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要说刘伯温毕竟不是书呆子，这么多年的闲书也不是白看的，什么样的人惹得起，什么样的人惹不起，他心里还有点数。 但是，毕竟他太年轻了。 因为高安县的老油条们马上会给菜鸟刘伯温结结实实地上一课，未来的军师刘伯温将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什么叫作“权术”。 1339年，他们的机会来了。当时的瑞州路下辖除了高安县和临江县，还有个地级市：新昌州。一次，新昌州发生了一起命案。像往常一样，州里的官员收了被告的钱，摇一摇笔杆，于是谋杀成了误杀，死刑成了有期，有期成了取保候审。没几天，凶手就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街上了。 这种事情州里的官员做起来是轻车熟路了，只不过这次比较麻烦，原告一根筋，认死理，居然一纸诉状直接告到了瑞州路。 上访么，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过是随便委派一个官吏，装模作样地审一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但高安县那些老官油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却笑了——奸笑。 他们向瑞州路总管推荐了刘伯温，说此人能力出众，一定能够审好这个案子。总管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审不是审。 年轻的刘伯温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他还以为是县里的同僚故意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好让他能够升官然后滚出高安县。 他只猜对了一半。 刘伯温一到新昌州便迅速展开了调查。他发现案情其实很简单，没有任何阴谋也没有丝毫高智商犯罪的迹象，就是一个土豪草菅人命的普通刑事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三天都花不到，凶手被绳之以法，原告讨还了公道，一时间百姓交口称赞。 但刘伯温也不想想，这么简单的案子为什么要大老远地从高安县把他调过来。在这个案子结束后，除了凶手，还有一个人也受到了惩罚，那就是此案的初审官，罪名是渎职——这是免不了的，既然刘伯温立了功，那总得有人来背黑锅。 似乎正义战胜了邪恶，但刘伯温在高安县的日子也到头了。背了黑锅的初审官怒了，一直以来，他兢兢业业地收黑钱，勤勤恳恳地做伪证，他容易吗！现在竟然还要背黑锅，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个不上道的刘伯温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是他对刘伯温的不上道早有耳闻，他会认为刘伯温是在故意跟他过不去。 无论如何，必须让这个愣头青付出代价。一顿咬牙切齿后，初审官找到了自己的老熟人，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的靠山：瑞州路市委书记（瑞州路达鲁花赤）。 刘伯温捅了不该捅的马蜂窝。如今，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县里会推举他来审这个案子了。倚仗着达鲁花赤的势力，初审官充分发挥了他制造冤假错案的职业特长，于是，各种告刘伯温黑状的文书像纸片一样飞到了高安县县长和瑞州路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刘伯温前脚刚把杀人犯送进监狱，眼看着自己后脚就要跟进去了。 幸好，当时刘伯温清正廉明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江西官场，连江西省省长（行省大臣）都听说了刘伯温的大名。省长亲自出面，这才把刘伯温“捞”了出来，让刘伯温免去了一场大祸，但刘伯温在瑞州路的仕途也算是尽毁了。 就这样，初生牛犊刘伯温输给了高安县的老油子们，刘伯温第一次见识了人性的险恶，他终于知道，做好人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在好人与坏人的博弈中，好人永远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为明枪永远斗不过暗箭。而要战胜奸佞，只有先精通奸佞之术；要防止坏人算计，只有先算计坏人。那一刻，面对高安县群小的嘲笑，刘伯温想起很多年前父亲给他讲的曾祖父暗算特使，智救乡亲的故事。 但这还只是他成长历程中的第一课，将来还有更多的课程在等着他。 刘伯温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在遇到朱元璋、陈友谅、李善长、胡惟庸这些真正的老狐狸之前，他还有好几年历练的时间。 索性辞职，去旅行 被结结实实阴了一把的刘伯温，带着郁闷的心情离开高安县，来到省会南昌，开始了他的掾史生涯。如果说县丞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那么掾史简直小得跟绿豆上的小黑点一样，甚至于都不算官，只能算作吏。 但掾史的工作极为烦琐，不光要处理各种鸡毛蒜皮，而且要跟衙门里的各级部门打交道。这样一个官职小到不入流的小职员平时能有多少好脸色看？所以刘伯温在这个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就因为跟同僚吵架，一怒之下辞职，拍拍屁股回家了。 那一年，是1340年，刘伯温刚到三十不惑的年纪，在江西官场上五年的沉浮（好像只有沉没有浮）让刘伯温看透了官场和人性的黑暗。 1336年，初出茅庐的刘伯温还是一个怀抱革命理想的愣头青，满脑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救世情怀。上任县丞的第一天，他就特地写了一篇《官箴》勉励自己： “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顽弗迪，警之以威。振惰奖勤，拯艰息疲。疾病颠连，我扶我持。”大概意思是：恩威并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奖励勤劳，救急贫穷，我愿一步一步扶着老百姓走上康庄大道。 但1340年，被江西官场淘汰出局的刘伯温已经没有了这种天真，纯洁的少年感觉到无比委屈，“宁知乖方圆，举足辄伤趾”，意思是：我也知道我有时候不懂厚黑方圆，所以才跌了这么多跟头。 刘伯温的三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想做个纯粹的好人，却发现纯粹的好人只会被世界抛弃。很多时候，手段和目的并不能被统一在同一套价值体系中。 “不行，我要去散散心，出去走走，好好想想将来的路怎么走。” 现在的文艺青年喜欢把旅游叫作旅行，旅行的意义不在于风景而在于寻找迷失的灵魂，与未知的自己在某个岔路口偶遇。所以当工作累了，内心疲惫了，找不到出路了，文艺青年就会给自己一个gap year（间隔年），辞职，去旅行。 毫无疑问，刘伯温也是文艺青年，而且文艺得十分彻底——他给自己放了整整七年的长假，用来读书，旅行。 离开南昌后，刘伯温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绕道去了武夷山。 摆脱了乌烟瘴气的江西官场，刘伯温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行固无期，况乃尘事毕”。在这秋高气爽的八月，寒花蔓蓠、枫林乌桕的美景里，刘伯温彻底放空了自己，忘记了五年来的烦闷。 从武夷山归来，刘伯温又绕道富春江，去了桐庐一游。 桐庐是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归隐的地方。刘伯温正是带着对严子陵的滔滔敬仰来到桐庐的，因为他也不是没动过归隐的心。 中国文人都是亦道亦儒，春风得意的时候就是儒家，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就是道家。此时的刘伯温正处于人生中比较郁闷的时刻（还不是最郁闷），“归隐逃避”可能是他最直接的想法。当然，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刘伯温可不是那种愿意一辈子稳坐钓鱼台，垂钓富春江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旅行，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刘伯温受伤的心逐渐淡定了下来。他已经不再为发生在江西的事情而愤怒、抓狂，而是开始反思：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因为对错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只有可能是我错了。 从桐庐回到家后，刘伯温开始了三年的青灯苦读生涯。他必须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祈求从书本中进一步寻求解决现实社会、人生的答案。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找到，因为刘伯温没有留下太多的读书笔记，更没有像前人朱熹或者后人王阳明那样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但从他后来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似乎摸着门道了。 于是，1346年，刘伯温再一次收拾行囊，准备去旅行。这次他的路线，是一路向北。这次北上的真正目的可不仅仅是旅行，他还有一件小小的、自己都不怎么好意思说的事情要做。这件小小的、秘密的事情，可以看作是刘伯温从青涩少年一脚踏入成熟大叔行列的一个标志。 先不提这个小秘密，刘伯温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几十年后，刘伯温将以胜利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这座城市，并且给予这座城市新的生命，但现在，他还只是一个扛着单反到处摆剪刀手的外地游客。 南京作为老牌旅游城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知识丰富的刘伯温在这里如鱼得水，玩得非常开心，还留下了许多诗作。具体的旅游线路这里就不记录了，大家可以参考现在的南京旅游攻略，现存的大多数人文景观在元朝末年已经存在了。 接着，刘伯温在扬州短暂停留后，跨过了长江。 古代没有秦岭淮河分界线一说，过了长江就算到了北方。与南方的富庶相比，在北方的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刘伯温。 元王朝多年的政治动荡、民族歧视、贪污腐化和苛捐杂税已经榨干了北方本来就贫瘠的财富，而老天爷总喜欢落井下石——1345年，在老百姓最艰难的时刻，黄河决堤了。 失去了束缚的母亲河瞬间变得无比狰狞，冲毁了沿途一切阻挡她的房屋和良田。一时之间，华北山东流民遍地，饿殍遍野。 刘伯温恰好目睹了这一切： 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垒。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然而，天灾固可怕，人祸却更致命。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灾难，朝廷的不作为让刘伯温无比愤怒。在自己的诗里，他这样控诉： 陈红太仓米，丰年所储待。 为民备困乏，朝廷岂私此？ 推余补不足，兹实王政始。 奈何簿书曹，暴慢蔑至理。 翻译过来就是：丰收的年份里储备了这么多粮食，等到现在老百姓饿肚子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仓放粮？多时储备少时补，这本来就是朝廷的义务，但那些可恶的官吏却丝毫不愿履行这个义务！ 天灾加人祸，灾区已经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正如刘伯温诗中描述：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至今盗贼辈，啸聚如蜂蚁。 岂惟横山泽，已敢剽城市。 愤怒的种子在刘伯温的心里悄然种下，经过十几年的浇灌后终将开花结果。但此时此刻，他也只是一介草民而已，甚至连走官道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和人三五成群地走在小路上，哪里轮得到他去指点江山。 收起愤怒，继续北上。刘伯温相继参观了当时两个著名的旅游城市：河北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和山东琅玡阳都县（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这里分别是东晋大将祖逖和三国名相诸葛亮的故里。 祖逖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就是他和刘琨倾情奉献的。至于诸葛亮，虽然当时《三国演义》还没有截稿，但三国故事早已妇孺皆知。 关于刘伯温此次北上，因为史料不多，所以我们无从知晓他在祖逖故里和诸葛亮故里接受了怎样的革命主义教育，思想境界是否得到了升华。不过刘伯温在当时的游记诗里以诸葛亮自比，而最后他也确实成了诸葛亮一级的人物，历数中国古代的智谋人物，刘伯温绝对能进四强（排在他前面的姜子牙、张良、诸葛亮的确无法超越）。 游历完河北山东，刘伯温来到了他的目的地：北京。 那时候的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资历尚浅，现在的绝大多数国家5A级旅游景点当时都还不存在。不过刘伯温并不在意这些，他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旅游，而是为了他的那件小小的、秘密的任务。 刘伯温并没有在北京逗留多久，一个月后他就启程南下了。回去的路比来的路好走些，因为他接到了朝廷指派的任务：跟随封王使臣前往福建。 这其实就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快递任务，但对于刘伯温来说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因为有公务在身，他终于有了走官道的资格。 高速公路确实比乡间小道好走多了。仅仅一个月，刘伯温就跟着使臣把快递顺利地送到了福建。接着，他转头北上。 但不是回老家青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 厚黑水平还有待提高 旅游回来，刘伯温并没有直接回老家青田，而是去了杭州。或许是觉得自己的gap year实在太长，刘伯温又决定出来当官了，职务是江浙教育局副局长（儒学副提举）。虽然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总算是正七品，比高安县县丞的级别高，这下刘伯温可以自豪地宣布他有资格被称为七品芝麻官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刘伯温当个官这么容易。正所谓“当官不是你想当，想当就能当”，可刘伯温就是想当就能当，因为从北京旅游回来的刘伯温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可以揭开刘伯温北上旅游的真正目的了：他是去“干谒”的。 所谓干谒，通俗地说就是拉关系走后门。在江西官场摸爬滚打，和几年的青灯苦读，刘伯温琢磨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在江西官场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太特立独行（当然，这是重要原因），而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靠山。事实上，官场上不是不能耍个性，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牛人罩着，有多大的背景就可以耍多大的个性，没有背景就老老实实做人。 尽管刘伯温非常看不起拉关系走后门的邪道歪路，但过了不惑之年的刘伯温已经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年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刘伯温终于决定：该走的关系还是要走。自己当官是为了做事，为一个正确的目的，不妨使用些不那么正确的手段。这是他从自己的曾祖父身上学到的。 在无数次审视自己的关系网后，刘伯温锁定了一个人：不达世理原理。关于这个人，史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蒙古人，而且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他跟刘伯温的关系是“同年进士”，就是说他们同一年考上了公务员。 这关系说远不远，毕竟元朝总共才那么几次科举考试，每次也才录取那么几个进士；但是说近也不算近，从刘伯温后来的经历来看，这座靠山似乎也并没有帮上刘伯温多大的忙。 与此同时，在之前的旅行中，刘伯温通过一位叫徐舫的好友认识了当时的江浙行省办公厅主任（参知政事）苏天爵——我们前文提到过他，就是给元顺帝上奏折说帝国快变天的那位。 就这样，现在的刘伯温不管在中央还是江浙都是“上头有人”的人了。1348年，已经三十八岁刘伯温告别了待业青年的身份，再一次成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基层公务员。 儒学副提举这个油水少、是非也少的位置倒确实挺适合刘伯温的。在任期间，刘伯温非但把江浙的教育事业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大搞希望工程，建了不少免费读书的“义学”，让更多比较穷苦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顶头上司苏天爵对刘伯温的政绩是比较满意的，刘伯温自己却不太满意。虽然现在头顶上有人，头顶上的顶上还有个蒙古贵族罩着，工作开展起来顺风顺水，但刘伯温的志向远远不只是办好教育那么简单。在江浙官场混的这一年多来，他再一次亲眼见证了元末官场的黑暗，他发现自己耿直不阿的行事风格与元末沆瀣一气的官场氛围格格不入。 一样，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浙的乌鸦没比江西乌鸦白多少。联想到自己北上时看到的种种人间惨相，刘伯温对这些庸官、贪官积压着无穷的愤怒。 “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呵，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但刘伯温不是清风，他是一枚丢进粪坑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引爆。 没过多久，引爆的机会来了。 省里某检察官（行省监察御史）渎职的消息传到了刘伯温的耳朵里。本来嘛，渎职才多大的事儿，在乌烟瘴气的元末官场，能不勾结匪类、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谁来管渎职啊。更何况，就算是个事儿，也轮不到教育局副局长、七品芝麻官刘伯温来管。 但刘伯温居然还真就管了。刘伯温当夜伏笔疾书，第二天，一封实名举报信就送到了省检察院（省宪台）的邮箱里。 其实，这时候的刘伯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了，摸爬滚打、起起伏伏的这十年，刘伯温成长了很多。官官相护的道理刘伯温不是不懂，江浙官场的水有多深刘伯温也不是不知道。他当然明白，就凭自己跟苏天爵还有不达世理原理那点转折子关系，说自己有后台都是侮辱了“后台”这个词儿。如果说自己这封举报信能搞死谁，那恐怕只有自己。 但刘伯温还是举报了。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刘伯温已经忍受不了元末官场的腐朽了，他必须反抗，虽然这是以卵击石的反抗。 结果显而易见，举报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让刘伯温被狠狠斥责了一顿，不追究他诬告就已经算很给面子了。 写举报信的时候刘伯温就想到了自己的下场，所以处理结果一下来，刘伯温也不多废话，就像八年前一样，潇洒地辞职，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时候的刘伯温已经四十岁了，但是在权谋场上，他依然不够成熟。从一年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此时的刘伯温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厚黑学底蕴，跟后来那个斗陈友谅、斗李善长的刘伯温相差无几了。但在江浙官场上，他还是狠狠地跌了跟头，就跟八年前在江西官场一样。 因为本质上，刘伯温不是厚黑教中人，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对他来说，厚黑也好，权变也好，都仅仅是一种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使用的。 一个拿厚黑当手段的人，当然玩不过一群把厚黑当目的人。 不过幸好，在遇到那个真正的克星：厚黑教主朱元璋之前，刘伯温的厚黑水平已经足够用了，毕竟，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国家，需要的都是真才实学。刘伯温可能不是厚黑高手，因为他真正的专长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注定了刘伯温在官场上的不幸。 第三章 书生初掌兵，一场憋屈的胜利 出现了，前半生的宿敌 1348年，当刘伯温还在为江浙行省教育事业燃烧自己，顺便时刻准备着引爆江浙官场这个大粪坑的时候，离杭州207千米的台州市黄岩港，一个叫作方国珍的私盐贩子已经打响了大规模武装反抗元王朝的第一炮。 当然，那个时候，不管是刘伯温还是方国珍都不会想到，在今后的十余年中，相隔207千米的他们会不时地出现在对方的噩梦中。 虽然官方对方国珍的评价是“农民起义领袖”，但方国珍实在和农民二字沾不上边。单从长相上来看，方国珍也绝对不是个善茬，人高马大不说，脸黑得跟李逵似的。他的力气也大得惊人，据说方国珍曾挡在一匹高速奔跑的快马面前，扼住马脖子随手往后一勒，就把马勒得死死的，跟钉在地上一样，委实比刹车还管用。 就这样凶悍的长相，外加蛮牛般的力气，随便往那儿一杵，演个强盗土匪流氓恶霸活脱脱都不带化装的。 事实上，方国珍也没有辜负自己的面相。他的主要职业是贩卖私盐，与老哥国馨、国璋，老弟国瑛、国珉五兄弟几乎垄断了台州的私盐市场，也算是年轻有为的（非法）民营企业家。 如果就这样下去，方国珍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私盐经销商，生意会越做越大，最后光荣退休或者在某个阴沟里翻船被官府砍掉脑袋。 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在这个时候，方国珍的老乡，一个叫蔡乱头的海盗船长造反了。蔡乱头的故事略过不表，在历史长河中，他就是个死跑龙套的。但不管龙套不龙套，既然造反了，官府当然要去镇压，结果一打，发现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办？官老爷自然有办法。打不过蔡乱头，就随便抓几个郭乱头、蔡乱脚之类的老百姓，当街砍头，把脑袋往上一送就算交了差。抓不住海贼王，还抓不了几个老百姓吗？ 说干就干。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用谁来顶替蔡乱头？几乎是在一种默契的指引下，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方国珍。 前面说了，方国珍卖相极好，活脱脱一副土匪样儿，而且是蔡乱头的同乡！估计方国珍长得比蔡乱头本人还像海盗王，把这样一颗大黑脑袋呈上去，视觉效果必然是惊人的。 就这么定了，砍方国珍的头。方国珍，牺牲你一个私盐贩子，幸福百千名贪官污吏。你觉悟吧！ 不过，毕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方国珍很快就得到消息，说自己的脑袋被征用了。 那可不行，因为贩私盐被砍头没话可说，可要是因为给人做替罪羊，这头砍得可就太憋屈了。于是，他召集自己的家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天下快要乱了（天下乱自此始），现在我被人诬陷，眼看就要丢脑袋了。不如咱们反了，逃到海里去，做海盗（不若入海为得计耳）！”一家人纷纷点头同意。 不管是砍头还是造反，都需要一个准备过程，于是，1448年的秋天，黄岩陷入了短暂的宁静——官老爷们在商量砍方国珍人头的操作流程，方国珍在研究造反的注意事项。 直到十一月份，一个不开眼的小巡警（巡按）跑到方国珍家里要债。方国珍是不是真的欠了巡警的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神经高度紧绷的方国珍一看到巡警就以为是来要他脑袋的，当下就发作了。 要说这哥们儿的力气的确不是盖的，顺手抄起手边的八仙桌当盾牌，举起拴门的大木杠子当长矛，呼呼几下就把巡警拍成了肉泥。可怜的小巡警，讨个债，把小命都讨没了。 杀了巡检，方国珍一不做二不休，当机立断：下海，反了！ 就这样，私盐贩子方国珍，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被逼下东海，从此踏上了“伟大”的航路。 这下当地官员傻眼了，没把蔡海盗的事儿解决，现在又冒出来个方海盗，这还得了。 省里也怒了，你们这帮孙子，欺上瞒下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还要麻烦老子来给你们擦屁股！ 1449年，江浙行省办公厅主任（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亲自出征，率领三万水军围剿方国珍。 看着黑压压的朝廷舰队，方国珍有点吓蒙了，心想蔡乱头造反，你们随便找个脑袋就想糊弄过去，怎么轮到我造反你们竟派兵来打了？还一来就是三万，我那点兵，给你当零头都不够！ 当机立断，方国珍迅速南撤，一溜烟跑到了福建五虎门。 朵儿只班哪里肯让到嘴的肥肉跑掉，虽然他这支军队也是临时凑起来的杂牌军，但三万人打三千人，这样的仗谁不乐意打？不多时，杀气腾腾的蒙古大军就堵到了方国珍舰队的门口。 方国珍彻底没辙了，眼前这上百艘大舰，不用开炮不用接舷，直接碾就能碾碎他的小渔船。看来当海贼王是没戏了，算了，保命要紧吧。 于是，方国珍下了一个绝望的命令：放火烧船。 方国珍是个粗人，想法简单，就想趁着大火自己溜之大吉。谁知道，方国珍这一招着实让朵儿只班迷惑不解：见过用火攻烧别人的，没见过一开战就把自家战船给烧了的。 “这不会是阴谋吧？”看着眼前忙里忙外放着火的方国珍，朵儿只班有点害怕了。“这一定是个阴谋！”而这支杂牌军的特征也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了。朵儿只班一害怕，他的部将就开始慌乱起来，这种不安的情绪在朵儿只班的杂牌舰队里迅速蔓延，很快，就有“方国珍要使妖法”的传言出现了。 方国珍也算个人物，正在绝望间，突然一眼望见元朝舰队的阵形混乱起来。他立刻判断出，此刻的元军已经成了战斗力低下的渣滓。虽然有点不明就里，但他还是下令，所有能动的船，甭管着没着火，全速冲击元军舰队；同时，还派出快船载着一支特种部队偷偷靠近了元军。 这支特种部队没有带刀剑，只带了一把锥子一柄锤子，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凿沉元军的舰船，能凿沉几艘算几艘。当年梁山水军就是这么伺候高太尉的龙鳅大船的。 很快，元军就陷！ 这还得了，元帝国的统治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与宋王朝鏖战四十余年，还搭上一个可汗性命的惨痛经历，往事不堪回首。 于是，元朝派了使者专门往青田调查，发誓要把林融的余党都揪出来，来个斩草除根。 余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腥风血雨的词儿，所有人都知道，清洗余党正是以公徇私、公报私仇的最好机会。说你是余党，你就是余党，不是也是。不小心跟主谋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封信，对过一个眼神，甚至于，人都不认识主谋但不幸和主谋的仇人有仇——这样的人都可以扣上一顶余党的帽子，然后一刀杀掉。 特使就是拿了这么一张空白的“死亡笔记”来到青田县，一个月下来，笔记上的姓名已经写得满满当当，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群众。 作为青田县的大地主，刘濠看到了这份名单，读完之后悲不自胜，都是乡里乡亲，怎能见死不救！ 可怎么救？ 一瞬间无数个念头闪过刘濠的头脑。最简单的莫过于“杀特使，抢名册”，在民风彪悍的元朝，我们一直都用它。 但是，抢了名册，刘濠还能全身而退吗？更重要的是，抢了这份名册，难道他们不能再找个特使再弄一份名册吗？ 不行！一定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那天夜里，刘濠与自己的孙子，也就是刘伯温的父亲刘炝商量了一整夜，终于想到一个绝妙的计策。 第二天，刘濠以尽地主之谊的名义把特使请到自己家里吃饭。刘濠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忠厚老实”的老好人，觥筹交错之间，只见他老人家口吐莲花、左右逢源，硬是把特使们灌得酩酊大醉——而他自己却没醉。 等特使差不多醉得雷都打不醒了，刘濠翻开他们随身携带的包囊，将那份名单找出来，从中挑出两百名真正的林融余党将其名字抄录下来，随后一把火将自家的楼烧了！ 这个时候的特使，还跟猪一样醉死在楼里头，刘濠带领家人“奋力”将特使从火海里救了出来，当然，包囊已被烧成灰烬。特使吓得不知所措，因为包囊里有他必须拿回去复命的名单。 看着特使手足无措的样子，刘濠心里暗爽，脸上却洋溢着同情与关切，好言安慰特使，说自己在地头上有熟人，几天之内跑一趟，将名单重新列一次应该不成问题。此时特使一点主见都没有了，只好听从刘濠的安排。所谓做戏做全套，刘濠有模有样地“等”了四天之后，才将自己事先抄录下来的名单交给特使，特使千恩万谢地离去。 就这样，刘濠救下了许多无辜乡亲的性命。 刘濠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善良，但不迂腐；出得了奇谋（既救了人还让特使欠了他的情），下得了狠手（一把火就把自己的屋子烧了）。在强大的邪恶面前，他既没有退缩妥协，也没有以卵击石，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化解危机于无形。 小刘伯温默默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有一种力量叫作智谋，有一种机变叫作方圆。 以上，便是刘伯温的父亲、母亲和家庭留给他的宝贵财富：儒雅的气质，深厚的学养，正直的品格，四两拨千斤的谋略和外圆内方的为人准则。 刘炝把这笔家传的财富深深地埋入了刘伯温的灵魂中，这是比任何香车、别墅、支票存折都更为宝贵的财富，刘伯温一生都将因此受益匪浅。 来自宋朝的铁血基因 青田刘氏家族传到刘伯温的时代已经辉煌不再，但至少刘伯温可以很自豪地说一句：“我祖上也阔过！”相信没人会反对。 刘伯温，和他爸爸刘炝，他爷爷，乃至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如假包换的文人入了真正的混乱。有些军舰和方国珍的火舰撞在一起，烧沉了。有些军舰被方国珍的特种部队选中，凿沉了。当然也不排除有既没起火也没漏水的，对于这些军舰，方国珍的陆战队不是吃素的，靠近——接舷——跳帮——长矛捅、乱刀切，一气呵成，基本也没几个元军能活下来的。 这一战，方国珍以少胜多，居然把政府军打得全军覆没，俘获战船无数，还活捉了朵儿只班。 活捉了朵儿只班的方国珍得意扬扬，细细打量朵儿只班。朵儿只班心惊肉跳，很担心方国珍会杀了自己立威。不过从方国珍的眼里他没有看到杀气，却看到了一丝生意人的狡黠。 方国珍的眼里放着金光，嘴里流着哈喇子。这当然不是要吃了朵儿只班，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毕竟不改商人本色，在朵儿只班身上，方国珍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明白，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可能来了。 于是，打了大胜仗的方国珍果断地集结大军，剑指江浙，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朝廷守军面前，然后——他投降了。 是的，他投降了。方国珍虽然没有读过《水浒传》，但他也明白，失败者没有投降的资格，只有展示了实力的胜利者，才有资格投降，当然是有条件的投降。 方国珍的条件倒是不苛刻：别杀他，再封他个官就行了。 朵儿只班这时候派上了用场，他负责把方国珍的投降条件传达给元政府，并说服政府接受方国珍的投降。在这件事上，朵儿只班自然是尽了全力的，因为只要投降的事儿谈成了，这次剿匪就算他的功劳；要是谈崩了，那可就是败军之将，丧权辱国了。 在朵儿只班的努力下，元政府接受了方国珍的投降，给了他一个定海县公安局局长（定海尉）的职务。 一开始，方国珍还挺满意的，毕竟连科举都不用考，几乎轻轻松松就从一个私盐贩子变身为国家干部，他还是很满足的。可没到一年，他就开始算计了：这官忒小！一个公安局局长，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待遇差，油水少，眼瞅着自己抓来的海盗、走私贩一个个都比自己有钱，精明的生意人方国珍不乐意了。 方国珍倒挺实在，既然当官不如当海盗，那就反了，继续回去当海盗。1350年，这位已经爱上海贼生活的男人又反了，离他接受招安还不到一年。 朝廷火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泱泱大国是公共厕所吗！不揍你个小崽子满大海找牙我就不姓孛儿只斤！于是，第二支围剿方国珍的大军出发了，由副省长（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亲自率领。 事实证明，纵横欧亚的蒙古大军在海上基本白给，省长来了都没用。在与朵儿只班的海战中积累了经验的方国珍，这次没花多大力气，就把一大半蒙古海军丢进海里喂了鱼，孛罗帖木儿也步了朵儿只班的后尘，光荣被俘。 又是个漂亮的胜仗，照例，方国珍又提出了投降。元政府倒也配合，派来了农业部部长（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来跟方国珍谈论“收购”事宜。京官出马就是比地方官靠谱，谈判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胜利闭幕，朝廷接受方国珍投降，交换条件是方国珍兄弟几个通通做了大官。 原来投降也可以这么嚣张，方国珍算是尝到甜头了。他发现升官竟然是件这么容易的事情，不用拼政绩，不用熬资历，甚至不用走后门拍马屁，只要去海上玩几天漂流，杀几个官兵，一张升职令就下来了。 方国珍为找到了一条新的升官路子兴奋不已。 两年后，有点玩腻的方国珍决定再给自己升个官，于是，他又反了。这次，他决定玩一票大的，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江浙行省最重要的几个海防城市——台州、温州、宁波（当时称庆元），“就打这里！”他转头对身后的哥哥弟弟们说。 玩得越大，升官越狠。这是方国珍的逻辑。 但这一次，他差点就玩砸了。 天才策士的第一次表演 1353年，方国珍再次造反，第一个就拿台州黄岩港开刀。 这一年，刘伯温已经从杭州辞职回家，此刻正老老实实地在青田老家蹲着。方国珍的大名早已传遍了整个江浙行省，自然也传进了刘伯温的耳朵里。但比起其他把这场战事当作闲聊谈资的青田百姓，刘伯温显然对方国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的好朋友，伯牙吾台·泰不华此刻正在方国珍兵锋所指的台州，而且他恰好是台州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 跟朝廷其他官员不一样，泰不华是不折不扣的“鹰派”，坚信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一板砖抡翻再踩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尤其是方国珍这种老油条，绝无姑息之理。他不光是这么主张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干的。 1351年方国珍第二次投降的时候，泰不华曾怀揣利刃，打算在受降仪式上一刀捅死他，来个一了百了，可惜被前来招降的使者死死拦住，没有成功。这次得知自己能和方国珍大战三百回合，泰不华兴奋得嗷嗷叫。 然而兴奋归兴奋，此刻的方国珍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了，台州的守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既然硬碰硬打不过，那就智取吧，好歹也是刘伯温的好朋友，泰不华算是个智谋爱好者，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妙计：诱捕。 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送书给方国珍，表达朝廷招安的意愿，并且承诺给方国珍更大的官做。等方国珍动心了，就在招降仪式上埋下五百刀斧手，以掷杯为号，刀斧手一拥而上，将方国珍剁为肉酱。 泰不华倒确实看准了方国珍的需求，可惜他看低了方国珍的智商。 其实方国珍的智商本身不算高，但当年泰不华企图捅死自己的事迹他还是略有耳闻的；更何况一个著名的鹰派军官，一枪未发就要招安自己，实在有些蹊跷，所以，方国珍不太相信。 但招安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方国珍派出亲信陈仲达先来找泰不华探探口风。 相比之下，陈仲达就缺少方国珍的科学探索精神，经过泰不华一番忽悠，陈仲达告诉方国珍，投降这事儿，可以有。 虽然还是将信将疑，但方国珍最终同意招安了。 选了个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方国珍只带着两百艘小船来投降了。泰不华很高兴，带着陈仲达举着受降旗赶来迎接方国珍。他当然不是真的来受降的，当着陈仲达的面，泰不华调兵遣将，安排好了伏兵，得意扬扬地看着陈仲达：中计了吧，傻眼了吧，这下你们完蛋了吧！ 陈仲达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一边是泰不华用刀牢牢抵住了自己的后背，一边是方国珍的舰队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 事实证明，陈仲达人是单纯了点，但端的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眼看着方国珍就要进入伏击圈，陈仲达猛然大吼一声：“不要过来！官军有埋伏！”泰不华知道要坏事，一刀结果了陈仲达之后，令旗一挥，伏兵尽数杀出。 可惜方国珍本来就对招降将信将疑，所以有备而来，再加上还没有全部进入伏击圈，当下和泰不华的伏兵大战起来，居然打得胜负难分。 毕竟算是一场半成功的伏击战，本来只要再熬一会儿方国珍就撑不住了，可泰不华实在是命苦不能怨政府，在这要命的时刻，他所在的旗舰居然开上了一片浅滩，搁浅了！ 送上门的肥肉岂有不要之理。方国珍的小船本来速度就快，嗖嗖几下便把旗舰包围了，方国珍的士兵跳上旗舰，想要生擒活捉泰不华。 史载泰不华是哈萨克族人，天生骁勇，虽然耍诡计比较失败，但耍大刀确实虎虎生风，一挥起来连着砍死了好几人。方国珍的士兵发现自己根本接近不了他，更别说生擒活捉了。 接近不了，那就不要活捉了。方国珍大手一挥，枪队向前，举起长矛不要钱一样地往泰不华身上一阵捅。泰不华再怎么彪悍，短刀干不过长矛，被活活捅死在自己的旗舰上。 而失去了主帅的元军，立刻兵败如山倒。方国珍非但全身而退，还趁机杀进台州尽致淋漓地劫掠了一番。 这一下，朝廷彻底愤怒了。但是怒有什么用，当年方国珍小打小闹的时候都拿他没辙，现在人家翅膀硬了，你能怎么办？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刘伯温。 刘伯温虽然在官场上处处不招人待见，但大家对他的才能还是比较认可的，都知道这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才，主修兵法、天文和奇门遁甲，虽然不会“来事儿”，但极能办事。于是，刘伯温被重新起用，被任命为浙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浙东元帅府都事）。 此刻的刘伯温正沉浸在悲伤之中。收到泰不华死讯后，刘伯温悲痛欲绝，连夜写下了《吊泰不华元帅赋》，在表达对泰不华因公殉职的悲痛之余，还猛烈抨击了朝廷养虎遗患的招安政策。 朝廷的委任状正中刘伯温的下怀，他连行李都不收拾，就直接奔赴宁波上任去了。 事实证明，刘伯温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这是刘伯温第一次上战场，但他丝毫不紧张，只有一丝小小的兴奋：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兵法书，终于可以到战场上去检验一下了。 而刘伯温对于自己初出茅庐的第一仗也比较有信心，因为从听说方国珍起事的那一刻起，他就摸清了这类海上流寇的死穴：补给。要知道，海盗跟陆地上的流寇不一样，流寇可以一路抢一路跑，跑到哪儿抢到哪儿；但是海盗必须时不时地上岸补给，就算他愿意天天吃生鱼片，也得上岸补充淡水和维生素。 打蛇打七寸，只要抓住这个死穴，方国珍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上任伊始，刘伯温就告诉元帅那邻哈喇：方国珍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着在大海上消灭他。可是我们手头那些水军军爷战斗力你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可能比得过方国珍手下这批老牌海盗，亡命之徒？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呢？当今之计，是死守住方国珍上岸的通道，没城墙的地方造城墙，有城墙的地方就把城墙加固、加高，不让他登陆。然后把所有方国珍能找到的补给全部迁入城内，就不信饿不死他！到时候我们去收尸就行了。 总而言之就是四个字：坚壁清野。 那邻哈喇一听，恍然大悟。刘伯温这条计策其实算不上多高深，要论技术含量可能还不如泰不华的诱捕计划。但真正管用的策略并不一定要华丽到让人眼花缭乱，能够抓住事物的核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好策略。而之前的元军之所以惨败，就是陷入了“你在海上嚣张，我就在海上把你干掉”思维误区。 果然，这样一来，方国珍悲剧了。虽然论实力，他的舰队现在已经可以在东海横着走，可元军不跟他玩了，他自己一个人在海上玩多没意思。他渴望元军能够再派几支舰队出来让他打个痛快，顺便为下次投降积累点资本，但元军就是不理他。 不陪我玩，我自己玩。方国珍准备上岸弄点好吃的好玩的，反正沿途温州、台州、宁波……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方。可是每到一处，迎接他的都是高高的城墙，他的海船又不是飞船，根本过不去。 方国珍傻眼了。没人陪他玩是小事，这要饿死了，渴死了，或者吃不上新鲜水果蔬菜得败血症死了，那还得了。几个月下来，他急了。 这种时候，面子、位子都不重要了，方国珍放出风去，表示自己有投降的意愿了，这一次是真心的，即使朝廷的待遇低点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朝廷自然开心，觉得自己终于把方国珍收拾服帖了，倍儿有面子——有面子，这就够了。于是招安计划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具体事宜，由当时的江浙行省副省长帖里帖木儿负责。 和谈代替打仗升格为第一要务，于是，刘伯温从浙东元帅府都事被调任为江浙行省都事，协助帖里帖木儿统筹招降事宜。 刘伯温一听招降二字，火冒三丈。 眼瞅着方国珍就要完蛋了，到时候直接去收尸就行了，为什么要招降！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难道朝廷吃他的亏还不够吗！这次投降了，难道你敢保证下次他不会又造反吗？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安抚手段就是往死里打，打服了，打死了，他就消停了。 刘伯温对方国珍恨得牙痒痒，泰不华的死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方国珍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一而再再而三，哪一次不是老百姓遭殃？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却要江浙沿海老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浮尸大海——方国珍，你不死我睡不着！ 不知道帖里帖木儿是不是被刘伯温的慷慨陈词打动了，他最终决定拒绝招降，并向朝廷递交了由刘伯温起草的议剿奏书，建议继续对方国珍“剿而杀之”。 这下轮到方国珍对刘伯温咬牙切齿了——没招你没惹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刘伯温，我记住你了！ 帝国的囚笼只属于胜利者 发狠归发狠，方国珍暂时还奈何不了刘伯温。打不过就拉拢，于是，方国珍托人带了一批财物送给刘伯温，意思就是：老哥你别折腾了，我服了，放我一马行不？ 刘伯温的回答很干脆：不行。对于方国珍这种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刘伯温不松口，帖里帖木儿那里自然也没戏。 方国珍暴怒，他决定使用最后一招：既然刘伯温软硬不吃，那我就绕开刘伯温，直接跟中央的大官去勾兑。这一招是必杀的，方国珍之所以一直没用，主要是成本实在太大。这是当然的，贿赂京官和贿赂地方官，那能是一个价吗？ 但这次方国珍被逼急了，他砸锅卖铁，凑齐了一大笔钱，走海路带到北京，上下活动打点，钱花光了，事儿也差不多办成了。1353年十月，朝廷再次下令，接受方国珍投降，方氏兄弟全部被封了官。 方国珍终于得意扬扬地登上了海岸线，刘伯温一手修筑的坚固海防线挡住了他的舰队，却挡不住他的银弹。这下轮到刘伯温傻眼了，前不久自己还猫在城墙上居高临下望着方国珍，时不时朝他打几发石炮，丢几桶垃圾，说不定还撒几泡尿，谁知道风水轮流转，一转眼方国珍就站到自己头上撒尿来了。 辛辛苦苦一两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眼瞅着自己的心血就这样成了摆设，自己的战略就这样功亏一篑，刘伯温心如刀绞。不是我军无能，也不是方国珍太狡猾，实在是这个混蛋的朝廷……太混蛋！ 方国珍自然不会放过几乎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刘伯温。几天之后，作为和方国珍的一笔政治交易，朝廷再一次下诏，主张力剿的刘伯温和帖里帖木儿通通被免职，罪名是“擅作威福，伤朝廷好生之仁”。那意思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