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门京津冀

作者简介

徐定茂，北京人，徐世昌后人，第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多年来从事民国时期北京历史、徐世昌家族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在《北京观察》《北京晚报》等报刊发表过多篇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文章。编著有《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京城烟火味儿》等。 杨庆徽，北京人，文化学者。多年来热衷于北京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继承传扬与创新发展。编著有《百年京跤》《京城烟火味儿》等。

内容简介

李鸿章祠 陆?宁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在京病逝。 听到李鸿章去世的消息，慈禧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慈禧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所谓“大局未定”是指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北方政局实在是无法收拾了，1900年7月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时在广州的李鸿章接到让他与联军议和的指令后老泪纵横，自知让他去签订一个类似《马关条约》那样危害中华民族的和约是天大的耻辱，将永远被国人唾骂。然而如果不遵从，不但从此得罪了朝廷，而且毁了一世的忠名。最后李鸿章还是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勉强上路，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来到北京，住进了贤良寺。在拜见了英、德公使后的回途中偶感风寒，自此一病不起，咳嗽不断，而且还不时吐血。直至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后又被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最后还是在国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痛骂怒吼声中病逝北京。死后诏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谥号文忠，赠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在原籍及立功省建祠。清朝在京师建祠的汉族官员也只有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西总布胡同27号院就是当年的京师李鸿章祠堂。现址已为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所属的二层白色办公楼。 总布胡同属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地区，元代时就已经形成了。明朝时属明时坊，因总捕衙署设于此，故称总捕胡同。清朝时为镶白旗的属地，乾隆时改称总部胡同，一直到了宣统时期才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分称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民国三十六年（1947）又将原城隍庙街改名为北总布胡同，延续至今。 北京市东城区文物文化局在1991年编著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一书中记载，“李鸿章祠堂遗址位于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该祠即为其生前寓所，李鸿章故去时，即在此办理丧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廿五日发引，殡出朝阳门……发引后，奉旨在此建立专祠”。同时另有资料表明，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是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清朝时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按通常的解释应该是朝廷认为李鸿章功勋卓著。不过后来又有《异辞录》提出，其实朝廷本来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的，结果让鹿传霖的一句话给搅黄了，“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李鸿章始终是有着很大争议的人物。慈禧称他为“再造玄黄”之人。曾国藩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道，“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李鸿章之所以有点盖棺不能论定，恐怕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瑕瑜相间。他一生之中所做的事情太多了。其中有不少实事、好事，如：编练的淮军、北洋水师，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驱；向欧美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开创了中国留学的先河；创办各种新式学堂，为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教育的确立奠定了根基；同时还建工厂、修铁路、办航运，建立了如电报、电话等现代通信，直接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但同时李鸿章也做了不少坏事：中法、中日战争他是主角，义和团运动时期也十分活跃；外交方面更是离不开他，晚清中外条约的签订大多出自李鸿章之手；尤其是李鸿章曾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甚至在苏州杀降，就连与淮军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都对他极为不满。在贪财方面，李鸿章在晚清时更是出了名的。他仅在天津汇丰银行里就存银数百万两，同时在许多洋务企业里皆有股份。究竟李鸿章有多少钱财，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对此梁启超说：“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李鸿章一生，拼命做官也拼命捞钱，这是事实。晚清官场的腐败堕落不能说和李鸿章个人德行没有一点关系。官为民之表率，官员缺德不能说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会殃及社会，影响世风的。 不过在晚清那种腐败的社会里，能办成点实事已然难能可贵了。李鸿章毕竟不是那种深谋远虑、高屋建瓴、开创新纪元的伟人。他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并不清楚究竟往哪里变，如何变。他知道应该学习西方，但究竟如何学，学什么，亦无系统的思想主张。他知道清廷必须改革，但究竟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子，也是非常茫然的。他始终的追求不过就是做官，就是办事，就是忠于慈禧老佛爷。所以梁启超最后对李鸿章的评价为，“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也真是入木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