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散记

作者简介

陈乐民（1930—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前欧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20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内容简介

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随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纳德·D.胡克写的《历史的狂人》。里面聚集了历史上十几个各色“狂人”：有的是政客，有的纯然是嗜杀者、刺客，等等。政客而又嗜杀，便成了精神乖张、性格暴戾的暴君了。在任意翻览其中一段一段的历史故事时，我有些思想便漫无边际地游走着。然而飘动着的思想却也有个“焦点”，就是：历史是不是“理性”的。 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即“大历史”（Macro-history）是理性的，但是人们所经历的历史却常常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容易使人产生“宿命”的印象，似乎历史命中注定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把历史看成理性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而现实的历史绝对与之不合。如说人类社会是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说在这过程中所谓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这都属于“大历史”，是理性的。然而，历史毕竟是具体的人表演各种活剧的舞台，革命是人干出来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不等于说人先天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疯子了。 因此，历史在人们的认识和评述中，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对历史也就有不同的视角。如道德学家在历史学中归导出道德律；博思深虑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或沉沦；专注于物质的人从中看到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眼中的历史充斥的只有兵燹征伐；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绚丽而有序的；现实主义者则见到的多是丑恶和无序；乐观派说历史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着真善美进化的；悲观派说文明的每一“进步”都带来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就这样，人世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相互抵牾的历史。不仅如此，几乎没有谁有权对历史作出最后裁判，说这是真的或假的，并不是因为时时有未曾为人所知的新材料发掘出来，而是因为有些写历史的人先就由于种种原因而像《红楼梦》里说的把“真事隐去”，或为“亲”者讳，或者在“仇”家身上泼脏水，等等。至于细节的失真则更加难免。所以我相信冯友兰先生那句话：写出的历史永远与真正的历史不一样。常听说要恢复或尊重历史的真实，这我完全赞成；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怎么知道那是真实的？想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可能有被批评为“不可知论”或“怀疑论”之虞。不过，不管我可能受到怎样的指责，历史中确实存有不可知性却是事实，但这也正是“历史学”之所存在的理由。否则，事事洞明，只须有一定本教科书，没有或不容许有两个以上的“版本”，那还要历史这门学问何用？ 当然，历史首先是“求真”的学问；只是切勿把“求真”看得那么容易。西洋人写历史不像咱们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多只记帝王的言行，所以有了各种学派。不过学派虽多，说来说去只有两大类：19世纪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向前行的；到了20世纪则多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就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有他们特殊的时代体验——人们相信经验胜于理智，他们认为理性批判的历史过于简单化，太过“天真”，竟然相信人类理智的现实可能性。他们说前辈们（如康德）的头脑像细筛子一样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污垢都滤掉了，历史哪里有那么通体透明的！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洁白的字眼在历史里常常不免要异化，甚至异化到它们的反面去。否则，我所看到的《历史的狂人》就写不出来了。 所以，我这个常自诩有“历史癖”的人，在历史面前常要犯迷糊，看不清历史究竟是否有真面目和何谓真面目。当钻进历史堆里的时候，“只在此山中”时，有一种醺醺然的陶醉感，可是一旦走出之后便立即觉得“云深不知处”了，发现历史无非仍是一团乱麻，或者懵懵然觉得上了写成文字的历史的当。 只举一个例子：1789年的法国革命。我最早在教科书里看到的，非常简单，无非是一场反对王朝的人民暴动，像咱们的陈胜、吴广一般——这是我十几岁时的认识水平。青年时读了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索布尔的《法国革命史》，又读了罗曼·罗兰写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角的文学剧本《七月十四日》（那是在大学时期，记得很感动了一阵子），这些是我得到的关于这场革命的正面印象。那印象就是：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就像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一样。不过也是在大学时期，还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再过几年又读了埃得蒙?柏克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于是在我的认识中的法国革命的“正面形象”上叠出了一些“阴影”。其后虽然有托马斯·潘恩对埃得蒙·柏克的严厉批驳，但我的脑子已经变得复杂多了。尤其是经过了发生在神州大地的那场浩劫之后，对“革命的恐怖”已经产生了恐怖，再重温法国革命的后一段历史时，便更加有了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对罗伯斯庇尔其人——一个曾狂热鼓吹民主自由共和，未及完成便又亲手把崇高的理想化为齑粉并走向其反面的人——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善良的康德在1975年写道： “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的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能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 康德老先生真是太“理性”了，“理性”到天真的地步；他没有料到有的人虽然很“善于思想”，却免不了照旧付出代价而毫不惋惜。 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是“精神的历史”，而是“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最终总是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