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中国风雅颂)

作者简介

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主要著作：《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中国史诗》。;.;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思想者的产业》（合著）《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的经济史考察》（合著），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叶隐闻书》。《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国家人文历史》《新京报》等媒体专栏作家。

内容简介

“中国”的来历——古史探源 寻常称谓，往往有深意，我们太熟悉了，反而忽视。 例如“中国”，谁人不知？可猛然一问，就发现自己无知。 还是请教专家吧。于省吾老先生，早就写了《释中国》一文，他告诉我们，“中国”一词，至迟西周初年就已出现，他提到了一件物证，就是1963 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那件“何尊”。“尊”为酒器，“何尊”用青铜制成，铸有铭文12 行122 个字，有三字残毁。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 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建都一事，是成王对宗族小子“何”的训诰。其中提道，武王克商以后，曾告于上天：“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已经据有中国，统治这些百姓了。”“或”，指地域，用城墙围起来—“口”，就成了“國”。所以，《说文解字》就说，“國”字，“从口，从或”，意思和“邦”字一样。后来，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也说“口”是疆界，“或”为域，清人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古或國同用。” 这样，于省吾就从周人的金文之中，找到“中国”的来历了。 同时，于省吾还指出，在《尚书》里有一篇《梓材》，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国民”的关系，说皇天已将“中国民”和疆土都托付给先王——武王了。 按照王国维提出的“两重证据法”的标准，“何尊”与《尚书》俱在，便是最有力的器物认证和文献证明。它们都证明了在周武王时已经有了“中国”名称。 胡厚宣先生在《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中，则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据，考释出商自称“中商国”，因而断言，商朝为“中国称谓的起源”。 商朝有中心意识，但其“中国”观念的形成，要在殷墟以后。因为“中国”原型，与都城有关，商早期老是迁都，故其中心意识很难上升为“中国”观念。殷墟以后，商朝不再迁徙，都城乃定，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国”观念，亦随之而形成。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个中央国的存在为前提，而王权所在地，通常就是这样的中央国—“中国”。《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国”化，将“中国”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国”地狭，被蛮戎夷狄包围。那时，吴、越、闽、楚为蛮，秦为戎，齐、鲁虽为封建之地，但周边都是夷，用夷礼。到了东周时期，吴、越、楚、秦、燕等国，都“中国”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鲁、齐、晋、宋、蔡、陈、卫诸国，一个封建制的“中国”化的天下观版图，就已初具规模。 近人柳诒徵指出，“中国”之名，始见于《禹贡》，为后世沿用。 《禹贡》，也是《尚书》里的一篇，但成于何时，则说法不一。可柳诒徵确信《禹贡》篇成于“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之时，他认为《禹贡》地理观反映了文化中国的观念。此一说法，规模宏大，就大体而言，当然也说得过去，可当今学者却以为可疑。因为，文化认同也要拿出证据，这已成为学人共识。所以，当青铜器“何尊”出土时，“中国”之名，就从“茫茫禹迹”后退到了周武王时，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墟，再往前就没有了证据。 而《禹贡》里的“九州岛”“五服”天下观，似乎也应该退到周初封建时才比较合理。 《禹贡》带有空想政治色彩，是周初新王权对华夏的规划。以流域规划国土，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确立“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以文化差异建构“中国”化的地缘政治蓝图。 《禹贡》以“九州”划定华夏，以“五服”经营天下。“五服”是个以“帝都”为“中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以“中国”为中心，以“服”为文明尺度—每五百里为一“服”，向四方发展，这样一看，《禹贡》的地盘有多大呢？向东到了海边，往西靠近沙漠，从南到北都贯通了，这样一个规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这篇文献，虽然不到1200 个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伟的国土意识和制度观念，实在令人惊叹。《周礼》将“五服”发展为“九服”，虽然复杂了一些，但大的格局未变，后来，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按照这一设想，对“中国”进行“封疆建设”。 周礼，是一种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为内核、分封为外壳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贡》里的天下，就是这种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当封建制用“五服”来表达时，“绥服”是关键。甸服、侯服都是“中国”化了的，而绥服是华夷之辨的前线，所以说，绥者，使之绥安边境而守卫中国也。绥服五百里，分为两部分，其内三百里，因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国”化；其外二百里，则近于要服、荒服，故行武卫，奋武以卫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鲁、卫两国，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齐、晋两国，因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奋武卫以攘夷、狄。“五服”之中，除绥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因其偏远地僻，文教未施，风化难及，故以武力征伐之。绥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虽在文化的边疆以外，但还属于“中国”化的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还得维系起来，厉行羁縻。 孔子说“吾从周”，他周游列国，就走了一条“吾从周”的路线。 首先，他去投奔的国家，都是早已“中国”化了的宗周懿亲之国，如鲁、卫、齐、晋、宋、蔡、陈诸国，而非秦、楚、吴、越等蛮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分封的各国中，他待的时间最长的是“用周法”而衰的鲁、卫两国，而非“用戎法”而强的齐国和晋国。 不过，他对齐国和晋国的霸业，还是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尊敬，他曾这样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是他前辈，助齐桓公尊王攘夷，成就霸业，一度成为他的榜样。所以，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着一只膀子穿衣，披头散发做人了。这样做人，当然不是做中国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这便是孔子对管仲“奋武卫”的赞扬。在孔子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做什么人。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关于人的观念体系，其中有等级和名分，有仁义和亲情，但不管有什么，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夷、狄之人？这就是华夷之辨，是根本，如果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还谈什么礼仁！ 齐国很重要，孔子生平第yi次政治活动就在齐国。本来，齐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却有一套改革齐国政治的想法。当时，齐、鲁两国毗邻，若按照“五服”来分，都属于绥服，鲁行周法“揆文教”，齐行戎法“奋武卫”，孔子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结果，齐国政要晏婴等人嫌文教烦琐，与齐的立国精神不符而拒绝了。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还想到晋国去试一下，可他北上，刚到黄河边，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杀了他仰慕的两位贤人，他就停下脚步，不想去了。他认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行了，就要乱了。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西边的秦国。春秋时期，秦虽西戎小国，可自从占了周地以后，移风易俗，早已“中国”化了，而且继齐、晋以后，奋武卫，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一番霸业。因此，当齐景公问他，秦国为何能称霸时，孔子回答说，秦虽小国，可志向远大，秦虽地僻，但立国中正。这样来回答，就是已经承认秦国为“中国”了。 后来，齐、晋两国果然就乱了，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初封建的其余各国，在兼并战争中也纷纷倒下，“中国”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观，中央之国已不复存在，可“中国”的领域却日益扩大，原先是蛮、戎的楚、秦两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盘“中国”化了。 中国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国的统一性来自文化，文化中国在发展。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伟大。他建立了一个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在封建制礼崩乐坏时，他时常梦见周公。这一道统，源于文化中国一脉，孔子以此，使中国文化与神话划清了界限，没有趋于宗教信仰，而是走向历史意识。孔子去世以后，留下一部《春秋》，为中国立史。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说儒者以历史为宗教，那就更为合适。儒者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来开头的，以历史为根据，而非以公理为前提，便是儒者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史官文化的标志。 《春秋》立史，国之道统始有载体，王朝政统亦有史官文化可倚。 历史，是文化中国的围城—“口”，修史，如修长城，古今一以贯之。 孔子的历史观，就像文化中国的烽火台一样，监护着历史。如果说禹是国土化中国的开辟者，那么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国”的开创者，而孔子则是“文化中国”的继承者和守卫者。 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国土丢了，可以恢复，制度垮了，可以重建。并非所有战争都会带来统一，可只要文化中国在，无论怎样的乱世之战都会趋于统一；并非所有异族入侵都能被驱逐，可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异族统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国权终将被收复。直到明亡以后，顾炎武还在说“亡国可以”，“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么？就是文化中国。 周公的封建制中国，还是一种国家主义战略，以中国为中心，经营天下，虽然辅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礼，但它基本上还是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却在逐渐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礼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种新的精神—仁爱精神。以中道立国，是为中国；仁者爱人，使中国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正如耶稣用爱改造了基督教，孔子以仁确立了中国精神。 40岁时开始构思“文化中国”的概念，50岁完成初稿，再经10年打磨沉淀，最终扩展成12册体系完整的著作，100多万字，1000余幅图片，中国大陆学者伉俪刘刚、李冬君，重新梳理从《山海经》时代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史，发现了一座“文化的江山”，以毕生积累，以一家之言，献给当代中国人的一套充满独到见解和新意的中国史。 1.“文化中国”史观： “文化中国”史观是一个创新的提法，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带来新鲜的视角。“文化中国”是和“王朝中国”不同甚至对立的方法，历来写史，多以王朝为本位，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被王朝史观牵引进王朝中国的历史。王朝中国不过历史表象，文化中国才是历史本体。摆脱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国，深入文化江山的本体，重读中国历史，发现一座丰富的文化的江山。 2.思想者的见解： 作者刘刚和李冬君夫妇都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专攻思想史，思想史家的背景和训练，让他们的表达不拘泥于成见，不局限于考据，重视贯通式的哲学思辨，善于独立思考带来的新鲜见解，《文化的江山》系列不是为了普及一般知识，而是充满真知灼见。 3.一套建立文化自信的文化中国读本： “文化自信”不是空喊口号，根本上是建立在对“文化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上，还没有一部作品像《文化的江山》这样如此系统和鲜活地挖掘出文化中国的巨大价值的，这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在重新定义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时，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研读的文化中国读本。 4.全球史的视野，多学科的融合： 只就中国历史谈中国，已经不适合今天的时代，作者把“文化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下考察，结合了地理、考古、艺术、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智识，创造了许多通透的观点。 5.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事物到底是什么？ 几千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用王朝来定义中国，以为王朝就是中国。久而久之，忘了到底何为“中国”。《文化的江山》追问中国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不间断地延续至今的，从文化基因讲中国历史，探寻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6.从考古、文化、地理等多角度探查“中国人”从哪里来，弄清楚文化中国与普通中国人的关系。 历朝历代以中国自居，却不以“中国”为国号，这是为什么？屈原的祖国是楚国还是周？王夫之的祖国是明还是清？本书从多维视角追问“中国人”是谁，从哪里来，清晰呈现文化中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