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西学经典书系

作者简介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美国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大台柱之一（费孝通语），在人类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志、民族学上造诣极高，曾任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助理馆长，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在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进行田野调查，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文化涵化以及文化与心理的关系，著有“文化树”“人的研究导论”“个人与社会”“文化与精神病”“七个印第安部落的文化涵化”等，“文化树”是其代表作。 何道宽，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历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主要著译作有《中华文明撷要》《理解媒介》《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17世纪的荷兰文明》等。

内容简介

流入前机械化时代城市的农民，绝不是农村人口 中一种随机抽样的成分。他们多半是不太适应村里生 活的人，在这个社会阶梯的底端，是从来不会干事的 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里人失去耐心之后只好把他们 赶走。这就是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里享乐” 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隐姓埋名 ，这些人可以继续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受惩罚的危险 远不如在农村那样大。有些农民丧失了地产，他们流 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种就业机会。他们给城市提供了 更加宝贵的材料。这样的移民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 的、非熟练劳动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无产阶级 。同时，他们又可以被视为商品的最早的劳工，因为 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血缘或熟人的关系。 最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自觉自愿进城的 。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环境提供了更多出头和就业的 机会。换言之，古代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底层吸收人。 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吸收农村居民中的精华 。从一开始，这就给城市人口以显著的特色。城市的 天平倾向于不稳定的个人一边，这些人缺乏成功农民 那种乐天安命的心态。 在邻里中生活的安全感，在与亲族共同活动中的 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复得。同时，城里人的 成功也不会受到穷亲戚的妨碍。大家族纽带的瓦解， 似乎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 说，移民城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报偿值 得去冒这个风险。不妨指出，农民一旦进城，几乎无 论如何再不愿意回去过乡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 主旋律是这样的：“你怎能让他们再待在农场，既然 他们已经看见了巴黎？”这一思想在苏美尔人时代和 在今天一样，似乎都是说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都 是由异乡客组成的，而且这些人是社会生活难以对付 的异乡人。这就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新问题。舆论的非 正式压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 人循规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这种压力在很大程 度上已不起作用。城里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在做什么 ，你也不关心不相识的人在想什么。在现代城市里开 会的人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在会议期 间自由活动去城里游乐时，就无拘无束。因此，有必 要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以正式的强 制模式为基础。警察和违警罪法庭在历史上出现极早 ，其形式与它们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中，有一个最早的城市生 活的副产品，这就是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高度形式 化的模式。村庄生活既可能承认也可能不承认形式法 ，形式法与简单的禁忌和民俗是不同的法律。然而， 即使在形式法律存在的文化中，在小型的、人人照面 的社区中，仍然可以在不借助形式的情况下相当公正 地解决纠纷。在人人都认识的小型社区中，可能犯罪 的人无论如何都非常有限，罪犯肯定是有所畏惧的； 在人际争执中谁是谁非的问题，几乎是明白无误的。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可能犯罪的人数要大得多 ，抓错人的概率就相应增加。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 可能做出村子里自然而然就会解决纠纷的那种裁决， 因为他不知道当事人的人格，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相互 关系的背景。形式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整个观念的 产生，实在是城市环境的附产物，这一点似乎是非常 可能的。面对与许多当事人和纠纷打交道的需要，处 在法官对案件中的实际因素了解极少的情况之中，用 巫术习俗取代认证实情的企图便应运而生。因此，倘 若法庭大声宣告，法律铁面无私、不尊重个人，倘若 法庭坚守这一原则，它就会立即失去执法公正的可能 性。法律和法庭的运演过程笼罩在庄严的仪式之中， 既是为了给旁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了给它添 上一点巫术魔力的色彩。诉讼程序以僵硬呆板的形式 进行，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以便恰如其分地 接近于超自然的魔力。人们发现，蔑视法庭所受的惩 罚实际上和法庭的历史一样悠久。 律师和法官应运而生。他们是非常精细地研究法 律条文的技术专家。他们征引过去的判例，案例越古 老，查明它们所需要的研究工作越多，它们的魔力效 果就越大。唯有在中国，对过去的判例才有意识地予 以忽视，他们偏重当前的情况；中国的文明在此与别 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她在其他许多方面走 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样。 P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