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的理念：西方记述 1300–1860

作者简介

比安卡·玛丽亚·里纳尔迪（Bianca Maria Rinaldi），都灵理工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东西方园林文化及景观建筑的跨文化关系，出版著作有《中国园林：当代景观建筑的园林类型》（The Chinese Garden: Garden Types for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风雅中国园林：17—18世纪耶稣会士与欧洲对中国植物和园艺的认识》（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等。

内容简介

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关于忽必烈汗园林的叙述中描述了一座 “用湖中挖出的泥土加工堆叠成的山丘”，并且山丘上“覆满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树木”。20 差不多在四个世纪之后的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586—1658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10—1677年）和荷兰特使约翰·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1618—1672年）等人延续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的简短叙述中，都强调中国园林的自然风貌。他们还强调中国人塑造园林地形的能力，通过塑造人工地形再现自然景观的元素，例如山丘、湖泊和树林。在中国园林中重建的一系列自然形态中，假山是一个特殊的要素，旅行者认为这是中国园林具备自然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图1）。西方观察者赞赏建造它们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创造这些地形所需要的创造性和独创性。在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书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写道，在皇帝的花园中有 “许多用精湛的技艺堆叠起来的假山，这些假山的工艺之精妙甚至胜于真山 ”。同样，当尼霍夫在1665年描述同样的园林时，他赞赏“奇石或假山的加工奇妙之极，以至于艺术似乎超越了自然”。 假山对西方园林传统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中，它们是作为神话背景的象征而被建造的，例如帕纳索斯山（Mount Parnassus）在神话中是缪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的故乡，在罗马美第奇别墅（Villa Medici）的园林中就仿造了帕纳索斯山的景观；同样，在中国的园林中，假山、假山群及石头的组合，让人想起了自然景观的原始形式，它们的营造暗示了一种与自然的理想联系。因此，他们通过巧妙地模仿景观元素，创造了可以引起参与者精神共鸣的园林：假山使人联想起连绵起伏的山脉。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在其1688年的出版物关于中国的概述中描述了北京皇城内的一座园林，该园林以一座“人工堆叠的假山为主，其如同一个由岩石环绕的锥形丘……如此布置，以仿造高大的山体和陡峭崎岖的悬崖峭壁；因此，在适度的距离上，整个假山仿佛代表了荒野中的崇山峻岭，如同大自然的天然杰作”。 在中国的园林中，西方旅行者所面对的山体显然没有被赋予任何暗示性的意义，而是纯粹地作为地质构造被展示出来，且它们为自然地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鉴。如同在自然中一般，中国园林中的假山组织了其周围的空间，它为风景场所提供了背景，所有与自然景观相关的园林构成元素都被固定在这一背景下：溪流、池塘、平原和树林。正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1654—1707年）所解释的那样，假山在康熙皇帝园林中起到了划分空间的作用，在其园林中有两个大池塘，“池塘周围几乎都是用挖水池时清出来的泥土堆成的小山 ”。 因此，假山的存在揭示了园林的人工性，并表明了园林构成背后的策略：它们证明了中国园林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的，其试图再现一个清晰的自然景观形式。 本书收集了近六个世纪近三十位研究中国园林的西方人的大量文本，并附有大量注释。这些文本包括日记、信件、散文、旅行记事等，体裁、风格、篇幅及所提供的信息都有所不同，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为研究中国园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