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研究系列/珞珈国学丛书

作者简介

陈晓杰，男，1981年生，武汉大学国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国哲学硕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京都大学访问学者。《阳明学研究》《朱子学年鉴》编辑。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日本江户时期儒学、政治史。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陆续发表《荻生徂徠の「天」——「天に法る」をめぐって》（《東北アジア研究》）、《朱子学公私观的一种政治史考察——以“霅川事变”为线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者道之动”——论罗近溪的“复”思想》（《周易研究》）等论文十余篇，翻译荒木见悟《明代思想研究》（预计2019年内出版）以及其他日本宋明理学研究者论文数篇。

内容简介

如果说前文的主旨在于排除某种“哲学（永恒性）、普遍性（伟大作品）”与“史学（特殊性）、时代性（史料）”的二者择一叙事，那么接下来要谈的，又是一个看似已经不再时髦的话题，即“文本”与“作者”。如前所述，“文本”在现代研究中有无限增殖与扩大的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对传统意义上“作者”（乃至哲学层面上对于“主体”）地位的无休止的质疑。最为人所知的当然要属德里达，他在尼采文章的边缘地带发现了一个括在单引号里面的句子，“我忘记带雨伞了。”德里达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尼采究竟是为何写下这句话的呢？我们无从得知，是“无法确定的”。德里达或许有些过于狡猾与极端了，他举的这个例子看似无懈可击，但如果读者永远无法确认作者的意图，那么由此所带来的推论可能是灾难性而近乎荒诞的——因为很显然，我们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从他人的言谈举止中推测与揣摩对方的“意图”，尽管我们确实可能会猜错。 但毫无疑问，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反对，研究某个文本时有必要对“作者”与“文本”加以区别对待。就传统中国思想而言，众所周知，从孔子就开始提倡“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为“作者”并不值得称赞。如果用本文前面的“史料的”与“作品的”划分，那么儒家谱系的思想家大多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标新立异，恰恰相反，他们会坚决主张，自己对经典的诠释，其实就是经典文本作者如孔子、孟子等圣贤的本意。诸如朱熹等思想家对于现实社会与政治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与他们对经典传统的遵奉与主观意图上的“祖述”，构成了一对看似奇妙的矛盾——因为就前者而言，他们与所处的时代保持着距离，从后者来看，他们似乎又执着于对圣贤言说的“反复”而没有任何自立门户的意思。当然，这也并非全然是“中国哲学”的特权。在欧洲十七世纪发生标志性的“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论战之前，欧洲的知识人与儒家一样，都相信古人（对欧洲人而言当然是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峰，当今的时代与社会绝无法与古代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古代伟大思想家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典籍进行不断的学习与模仿，才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回到黄金时代的高度 围绕朱子“天地之心”，探究朱子学的深刻内涵；以真德秀为例，探究朱子学与政治的关系。本书作者梳理了近几年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以独特的视角对朱子以及朱子后学真德秀进行研究，展示出了朱子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以及朱子学与政治的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