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衍生品：灵药还是毒药？

作者简介

[马耳他]西蒙 ？格里马(Simon Grima)，马耳他大学保险系主任、高级讲师，负责保险与风险管理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工作。曾担任马耳他风险管理学会主席，现担任马耳他合规官协会主席。 近30年来，一直从事金融服务领域的工作，并向各公共实体提供内部控制、投资及信息技术方面的咨询服务，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担任多家金融服务企业的独立董事，风险、合规、采购、投资与审计委员会委员，以及合规官、内部审计师、风险管理师。 [希]埃莱夫塞里奥斯 I.塔拉西诺斯( Eleftherios I. Thalassinos )，因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丰富经验，于1997年获得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Jean Monnet Chair Professor）荣誉头衔，也是《欧洲调查研究期刊》（European ResearchStudies Journal）及《经济学与工商管理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主编和应用商业与经济学国际会议（ICABE）的发起者和主席。

内容简介

第1章 矛盾的金融衍生品 第1章对金融衍生品以及围绕衍生品的争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划定了本书的研究范围，阐明了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提出了针对衍生品的基本问题，并讨论了围绕衍生品应用的相关问题。此外，本章还总结了人们对衍生品所做的相关研究。 1.1?关于衍生品的争论 埃丁顿（Edington，1994年）根据人们对金融衍生品的观点，将其划分为两派完全对立的阵营：“一派将衍生品视为新投资时代的‘圣杯’，另一派则将其诋毁为金融领域的‘撒旦’。”他的观点表明，针对衍生品及其使用问题，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意见。人们要么将其视为一种有用的金融工具，要么认为其纯粹是对时间和金钱的浪费［多德（Dodd），2002年b］。赫尔（Hull，2008年）曾对金融衍生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种能够从其他更基本、更基础变量的价值中，衍生出本身价值的金融工具。这里所提到的更基础的变量，可以是任何对象，既可以是一项金融资产，也可以是利率，其价值与某个指数，特定地区的天气状况，或者特定企业的盈利能力密切相关［施图尔茨（Stulz），2005年］。 施图尔茨（2004年）在《我们是否应该畏惧金融衍生品？》（Should We Fear Derivatives?）一文中，将衍生品分为两类：普通衍生品和奇异衍生品。普通衍生品是指远期和期货合约、掉期合约、期权或这些工具的组合。其他衍生品则统称为奇异衍生品。本书第2章将对这些概念进行深入探讨。 钱斯（Chance，1995年）在《金融衍生品年表》（A Chronology of Derivatives）中，重点探讨了衍生品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他认为，最早的衍生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80年左右，“当时，米利都人泰勒斯购买了橄榄油榨油器的‘期权’，借助橄榄的丰收，从而大赚了一笔。”他还提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雅各（《圣经·创世记》第29章）“购买了一项‘期权’，以7年的劳动为代价，换取与拉班的女儿瑞吉儿结婚的权利”。钱斯认为，衍生品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伦敦皇家交易所”率先开展衍生品交易——标志着第一家衍生品交易所从此诞生。当时的人们通过这家交易所执行远期合约。而最早的期货合约，据说诞生于日本大阪的淀屋稻米交易所；而第二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1848年芝加哥交易所的成立。 施图尔茨（2005年）在他的《揭秘金融衍生品》（Demystifying Financial Derivatives）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衍生品的市场容量并不算大。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衍生品定价方法的不断进步，促使衍生品交易激增。在这段时间，“利率和汇率波动剧烈，迫使人们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对冲相对风险。同时，由于政府对许多行业放松管制，再加上国际贸易大幅增长，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人们因此迫切需要合适的金融产品来应对风险。” 施图尔茨（2005年）认为，20世纪70年代涌现出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计算管理的速度与效率，增强了网络与通信设施的功能。在同一时期，学者们开发出布莱克-斯克尔斯定价模型。这些因素大大改变了衍生品的交易方式。此后，金融工程师可以更加容易地设计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实现它们的价值。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9年季度审查报告》（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Quarterly Review），截至2018年底，2018年下半年全球衍生品市场总值高达96 620亿美元，各类场外衍生品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高达544 400亿美元。虽然规模较大，但较之上半年还是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约为506 000亿美元。 截至2018年12月，场内交易的期货和期权衍生品的名义金额分别为390 000亿美元和682 000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2019年）。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衍生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研究。此外，由于衍生品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复杂多变，所以，监管者必须不断调整管制手段，才能预防由金融衍生品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通过后面几章，我们将会了解到，衍生品已经改变了公司看待金融风险并减轻风险影响的方式。当今世界，金融风险越来越复杂，而且会随着创新的出现不断改变。风险也并不局限在一国之内，而是会蔓延到全球，同时互联网等快速通信方式会进一步加剧风险的复杂性。西蒙（Simon，2008年）在《衍生品是否是金融行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Are Derivatives Financi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一文中指出，尽管衍生品的目的是对冲此前提到的各种风险，但仍有人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持怀疑态度。国际30人小组（1993年）认为，这些金融工具的使用者，“无论是金融行业内的，还是行业外的，都对衍生品交易活动感到不安”。此外，虽然近年来，在适当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撑下，衍生品的应用越发普及，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免受衍生品滥用造成的影响。 在《失策的豪赌》（Big Bets Gone Bad）一书中，菲利普·乔瑞恩引用了菲利克斯·罗哈金（Felix Rohatyn）的名言。将衍生品比作“一群26岁的年轻人用计算机制造出的金融氢弹”。乔瑞恩还引述了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的观点，将衍生品视为“电子环境下畸形的全球性庞氏骗局”。1995年3月，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60 Minutes）将衍生品形容为“复杂得难以解释，但又重要得不容忽视”。节目还表示，衍生品“不仅非常另类，难以理解，还缺乏实质的监管。有些人认为，它们异常多变，有可能会对全球银行体系造成严重的破坏”。 赫尔（2008年）指出，衍生品本身固有的不良性质，给公司和政府机构带来了重大财务损失。但是，科克伦却认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衍生品视为最近30年来的一项积极的金融创新”，并且只有充分理解这一观点，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立足。由于许多衍生品涉及跨境交易，因此，“衍生品市场加重了国际金融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市场迫切需要对该工具进行超国家治理”［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1996年］。 贝克特（Becketti，1995年）的观点普遍更被人们所接受。他认为，金融衍生品的使用会加重企业的特有风险和系统风险，有可能会危及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企业特有风险包括：信贷或违约风险、法律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运营或管理风险。 他进一步强调，金融衍生品会使金融机构（既包括信贷机构也包括非信贷机构）间的竞争加剧；金融市场间的互联性不断增强；衍生品表外交易日益集中以及降低了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这些因素将放大人们对市场动荡的反应。 西蒙（2008年）引述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2003年）的观点。后者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2002年的年报中，将衍生品形容为“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由疯子设计出来的金融合约”。达斯（Das，2005年）在《交易者、枪炮与金钱》（Traders, Guns and Money）一文中指出，“自从巴菲特将衍生品形容为‘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来，人们一直希望有人能够以衍生品为素材，创造出一部惊悚小说或电影出来。” 为“减少风险”而生的金融衍生品 实际上是在为谁牟利？ 有关金融衍生品两面性的激烈讨论正在进行 推荐1：汇集有关金融衍生品利弊的激烈辩论。 推荐2：30+真实事例揭露金融衍生品安全问题。 推荐3：解读金融衍生品背后风险的真实去向以及实际获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