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录（4我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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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回顾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当时所谓“新学”。我 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 时候，全国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 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 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 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实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 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 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 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 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 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 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人中的一个。我 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 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 个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 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 响。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 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 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 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 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 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 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 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两个同学写 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 大。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 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中国报纸登 载小说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汇的《汇报》。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但《汇 报》登的小说一大部分后来汇刻为《兰苕馆外史》，都是《聊斋》式的怪 异小说，没有什么影啊。戊戌以后，杂志里时时有译著的小说出现。专提 倡小说的杂志也有了几种，例如《新小说》及《绣像小说》(商务)。日 报之中只有《繁华报》(一种“花报”)，逐日登载李伯元的小说。那些 “大报”好像还不屑做这种事业(这一点我不敢断定，我那时年纪太小了。 看的报又不多，不知《时报》以前的“大报”有没有登小说的)。那时的 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 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 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泽 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 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 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 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 《几道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 《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 “家喻户晓”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 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 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 兴趣的“附张”。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地 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这两件都是比较最大的贡献。此外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 小 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 习 惯，不觉得新鲜了。我们若回头去研究这许多习惯的由来，自不能不承认 《时报》在中国日报史上的大功劳。简单说来，《时报》的贡献是在十七 年前 发起了几件重要的新改革。这几件新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故后来的 报 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地变成中国日报不可少的制度了。 我是同《时报》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庚戌去国以后，虽然不能有从 前的亲密，但也时常相见；现在看见《时报》长大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少 年，我自然很欢喜。我回想我从前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之中——一个人 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故很高兴地把 我少年时对于《时报》的关系写出来，指出他对于当时读者和对于中国报 界的贡献，作为《时报》的一段小史，并且表示我感谢他祝贺他的微意。 但是我们当此庆贺的纪念，与其追念过去的成功，远不如悬想将来的 进步。过去的成绩只应该鼓励现在的人努力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将来，这是 “时”字的教训。倘若过去的光荣只使后来的人增加自满的心，不再求进 步，那就像一个辛苦积钱的人成了家私之后天天捧着元宝玩弄，岂不成了 一个守钱奴了吗？ 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常常变迁的，往往前一个时代的需要，到了后一时 代便不适用了。《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了许多法门，但 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 时了。《时报》在当日是报界的先锋，但十七年来旧报都改新了，新报也 出了不少了，当日的先锋在今日竞同着大队按步徐行了。大队今日之赶上 先锋，自然未必不是先锋的功劳，但做先锋的人还应该努力向前争这个 “先锋”的位置。我今年在上海时曾和《时报》的一位先生谈话，他说： “日报不当做先锋，因为日报是要给大多数人看的。”这位先生也是当日 做 先锋的人，这句话未免使我大失望。我以为日报因为是给大多数人看的， 故最应该做先锋，故最适宜于做先锋。何以最适宜呢？因为日报能普及许 多人，又有“旦旦而伐之”的死工夫，故日报的势力最难抵抗，最易发生 效果。何以最应该呢？因为日报既是这样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若不肯做 先锋，若自甘随着大队同行，岂不是放弃了一种大责任？岂不是错过了一 个好机会？岂不是辜负了一种大委托吗？ 即如《时报》早年的历史，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时报》在当日为什 么不跟着大家做长篇的古文论说呢？为什么要改作短评呢？为什么要加添 文学的附录呢？《时报》倡出这种种制度之后，十几年之中，全国的日报 都跟着变了，全国的看报人也不知不觉地变了。那几十万的读者，十几年 来，从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某报体例的变更的。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