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颠覆的倾向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美国著 名德裔思想家，经济学家，20世纪*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投身于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和对犹太难民的营救行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领域，著述包括《经济发展战略》《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 家衰退的回应》《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等。

内容简介

作为同盟者的退出与呼吁1989年东德政权的崩溃 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短 暂一生”的整个前 三卜九年，退出一呼吁跷跷板机制成了严酷的现实， 它拥有多重面相， 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接下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1989年，当一切 都发展到了最后的高潮的时候，原先的退出一呼吁跷 跷板突然之间彻 底倾覆，摇身一变，成了两个携手合作的掘墓人，彼 时彼刻，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 在阐述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必须先回过头去解 开一个出现在更 早期的谜团。我曾经指出，与三个同样受苏联控制的 邻国不同，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退出自始至终都 是一个热门选项， 尽管，退出既可以表现为某种现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也可能是希望和幻 想的产物，甚至还可能是政府当局的肮脏策略所要达 到的结果。然 而，从一位普通东德公民的角度来看，1961年柏林墙 的出现，确实在很 大程度上使退出从一项现实可行的行动，变成了一种 希望或幻想。那 么，这样一种改变会不会强化呼吁，就像上述退出一 呼吁跷跷板机制或 退出一呼吁液压模型所预测的那样？ 事实上，确实可以观察到这一类反应。批评的声 音开始少量出现， 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 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因比尔曼事件而引发 的抗议活动：1976 年，当歌手沃尔夫‘比尔曼遭到放逐后，东德国内最 顶尖的知识分子群 起抗议。但是，只要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 匈牙利等国的持久 的反对运动对照就会发现，1961年后东德国内的批评 与异议从来没有 表现出渐次加强的迹象，这一特点是非常突出的。看 起来，高高矗立的 柏林墙不仅象征着对退出的残酷镇压，也被东德民众 理解为进一步压 制呼吁的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退出一呼吁跷跷板 效应的缺位确实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用一堵长达16公里的高墙，把柏 林撕裂为完全相 互隔离的两半，阻断一切沟通渠道，这是一个极其强 烈的宣示国家权力 的信号，它说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决心更加积极主动 地与“国家敌人’’ 进行斗争。换言之，柏林墙的建成，不仅仅可以阻止 退出，而且也彰显 了东德当局进一步压制呼吁的意愿。通常，当退出选 择不复存在或受 到限制时，呼吁会加强，但是在上述条件下，这种情 况并没有出现，也不 可能出现。 1961年东德当局对退出与呼吁同时进行了压制， 但在二十八年后 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画面。在1989年，退出与呼吁一 起爆发，并最终 使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轰然倒塌。乍眼一看，1989 年发生的事件似 乎与1961年8月后发生的事件完全相反。1989年春季 ，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当局就已经无法阻止本国公民大规模地经由匈牙 利、波兰和捷克 斯洛伐克逃往西德了，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能力进入 了新一轮严重的 总体性衰退的信号。同样地，它还标志着当局压制呼 吁的能力和决心 也在下降，其结果是，民众开始举行反对现政权的游 行示威，这是1953 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正是因为东德政权一直以来都 把压制退出是否 成功当成了自己权威时试金石，当突然间失去了在这 个领域强制实施…… P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