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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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中日两国 1935年7月25日，似乎不在1936年范围内，可是 它决定了1936年的走向。在遥远的莫斯科，正在举行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王明、康生、吴玉章、张 浩（林育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六十 四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五百一十名代表出席。会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出生在奥斯曼帝国拉多米尔 其的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 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 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 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通 常被称为的“八一宣言”），分别送交斯大林和季米 特洛夫审阅，经同意后，公开发表。但是，由于条件 限制，共产国际无法向国内的中共中央传达，直到11 月张浩回国后，中共才与共产国际联络上。 这时，衣衫褴褛、装备简陋、人员疲惫的中国工 农红军，在来自韶山冲的毛泽东率领下，完成长征， 进入仅存的苏维埃边区——陕北。1935年12月17—25 日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华北事 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中共长期存在的 “左”倾关门主义，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 针，会议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 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 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 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结束后，红 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 ，进入山西。同时，秘密派出使者与国民党进行高层 谈判，试图叩开国共合作大门。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洞 察力认识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是民族运动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中共的方针过去是愿意谈判，现在仍继续这 个方针。秘密特使重回上海，与陈立夫会谈。国共两 党高层会谈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共积极与国民党军 事实力派接触，争取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刘湘 、张学良、杨虎城等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经过努力 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 西北军和红军达成默契；西北由两军对峙，转为两军 停止敌对状态，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历史机遇与挑战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 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时局转换的枢 纽。从此，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有了基础，挽救民族危 亡不再是一种虚幻。 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始料不及，他不会想到自己 拜把子、换帖儿的小兄弟——少帅张学良，会使出兵 谏一招，使他无可奈何地结束国内战争。 对于联合红军抗战，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中 共瓦窑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根据蒋介石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表示：“和平 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 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935年底，蒋介石派出心腹 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 通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 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中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 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 共问题的解决。”1936年1月2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 苏联驻华大使表示：“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 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一面伸出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一面仍调集 大军继续围剿红军。爱穿黑色大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 长从骨子里惧怕陕北的那群“赤匪”，卧榻之侧岂容 他人鼾睡？他试图一举消灭红军，以解决心腹大患。 他下洛阳飞西安，亲临前线督战。西安兵谏，迫使他 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蒋委员 长认为签字画押有损体面，发誓以人格担保。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