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孩子爱上学校

作者简介

汤姆？利特尔（Tom Little） ●与约翰·杜威齐名的美国教育实践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带领一批进步主义教育的骨干教师，推动美国教育气候发生转变，创造出以儿童为中xin、讲发展、重经验的教育环境。 ●曾担任加州奥克兰市的帕克走读学校校长达27年，该校被哈佛知名教育项目“零点计划”称为理想合作伙伴。哈佛大学每年4次到访该校，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寻找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起源。 凯瑟琳？埃里森（Katherine Ellison）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前驻外记者，著有七本书。

内容简介

教室里的魔毯： 创设舒适的学习环境 魔毯旅行 12 个六七岁的孩子在一块9 平方米的森绿色地毯上或坐或趴，这发生在帕克走读学校苏珊·埃尔布老师的一年级教室。他们中有一半能静坐不动，另一半则扭个不停。他们前后摇晃，摆弄头发，互相碰撞，冲着埃尔布急不可耐地招手，想引起她的注意。 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地板上有两个塑料圆圈，不比孩子的头大多少，一个标着“需要”，另一个标着“想要”。地上还有一堆蓝色的卡片，每一张上面写着一个词或短语，包括“空气”“干净的水”“衣服”“狗”“玩具”“房子”“爱”。学生轮流捡起一张卡片，然后决定应该放在哪个圆圈里。 埃尔布欢快而有魅力，和40 年前我第一次听她上课时一样鲜活。在她的带领下，学生们正在同时学习许多东西。很明显，学生在分辨“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他们的讨论生动极了：人如果没有住所一定会死吗？如果你不穿衣服，动物会更容易咬你吗？如果不吃饭，人可以活几天？他们也在学习维恩图，因为两个圆圈互相交叉以后，中间出现了一小块同时属于两个圆圈的新空间，这让学生看到有些人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反之亦然。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也在学习提升专注力、自控力和同理心。即便他们看上去坐立不安，作为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只要埃尔布稍稍指导一下，他们就马上能做出回应。他们会举手而不是打断别人，大部分时候也努力去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 他们已经会安静地用手势来回应别人，而不必叫出声。双手比画引号表示同意，手掌上下切表示不同意。第三个手势是把大拇指贴在前额，意思是“我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孩子可以这样征求老师同意，去教室门口的蹦床上跳一会儿。埃尔布也有自己的手势，比如，她会把一个手指放在眉毛上，安静地鼓励孩子“思考一下”。 半个小时的课，只有一个小冲突：一个女孩放完卡片以后想回去坐下，另一个女孩不愿意挪开，把原来的位置还给她。 看到这里，埃尔布马上把课停了下来。 首先，她用班级公约提醒大家：“看到问题，采取行动。” 然后，她转向被挡住的女孩儿—现在她正抱着自己的膝盖，仿佛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小。 “朋友不给你让位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埃尔布问。 “不好！”她嘟嘟囔囔地回答。 犯错的孩子穿着时尚的打底裤和开襟衫，小心地看着同学的脸，感受着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她僵着身子，看上去很难受。 埃尔布已经准备好补救办法了。“我们回到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前，重来一次好吗？”她笑着建议道。 全班的孩子看起来都松了口气。犯错的孩子咧嘴一笑，往一旁挪开，然后全班迅速回到了激烈的辩论中：利箭能不能穿过房屋把人杀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决定房屋是人们需要的东西而不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 让我们舒服点儿 1928 年，纽约州布法罗另一所帕克走读学校的创校校长玛丽·哈米特·刘易斯（Mary Hammett Lewis）热情地分享了她在教室里所做的一点小改动带来的大变化。1 她在教室里增加了一块“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地毯，让我们像亲密的朋友般坐在一起，友好地分享我们的兴趣”。她原本只是希望用地毯淡化“僵硬的桌椅”带来的正式感，但后来她发现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变成了我冒险旅程中的魔毯。”她写道，“学生走上地毯的那一秒态度就完全变了。语言课变成了各种经验的秘密分享。今天，地毯会变成早期的曼哈顿岛，而明天它又成了大探险家亨德里克·哈得孙（Hendrick Hudson）的船。” 虽然刘易斯多半不是第一个在教室里摆上地毯的老师，但她清楚地阐释了为何这个舒适的设置会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者的标志。地毯鲜明地代表了这一核心想法：老师必须关注学生情感健康，才能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全人”教育出发的。我希望让你看到，这不仅能给学习带来富有同情心的氛围，更会产生实际有效的成果。 我在美国各地参访进步主义学校时，看到只有很少几间教室里没有学生每天围坐的地毯，这多半是高年级教室。地毯传统背后的古老智慧可以一直溯源到卢梭、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他们鼓励老师关注学生的身体、道德和精神需求。除了培养孩子们的头脑，教育同样要重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在帕克走读学校，大部分老师会在地毯上开个晨会，然后开启学校的一天。在这块地毯上，老师重新查看当日的课表，学生们分享周末的见闻，许多班级还会练习冥想。也是在这块地毯上，学生们解决课间休息时出现的社交矛盾，复习行为规范，新的班级开始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集体。 对那些最年幼的学生来说，舒适的教室环境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仍在适应每天离开家进入学校的生活。但是随着学生长大，舒适仍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想一想，大学报告厅里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坐着记笔记，而在舒适的大学研讨室里，学生坐在沙发和咖啡桌前，可能会被激发出完全不同的表现。研讨室和地毯一样都在提醒学生，他们可以放下戒备。在这样的环境下会产生更多的信任、更牢固的友谊，也会因此激发出学生的冒险精神、创造力和学习动力。 我之前提到过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的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乔纳森·伯克。他说，他观察到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在地毯上的表现后深受启发，开始试着帮助他的学生更放松地学习批判性思维的艺术。“保持心态开放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容易，”伯克说，“因为它其实有点违背人性。所以我要尽我所能帮助学生让身体先放松下来，这样能减少思想固性，有助于他们彼此倾听。” 埃尔布在一年级学生面前精彩的表现，隐约让我们感到，这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如果老师的工作只局限在保证学生能成功记住拼写、公式和历史年代，那可简单多了。最好的老师在训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也会努力培养其他重要的学习技能，例如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步主义教育者受到的训练让他们在此之上还能同时关注群体气氛，照顾每个学生独特的个性、发育阶段进程、恐惧和焦虑以及在学校的社会地位。 老师的介入不能过度，尤其因为大部分老师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训练。（埃尔布是个特例，她在职业生涯初期曾在纽约的一个儿童心理医院担任艺术治疗师。）但是，老师也不该忽略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佳实践，更重要的是，不能漠视学生的需要。他们明白，当他们投身教学时，有责任同时带着心灵和头脑。 我不是在暗示传统学校总是忽略学生的情感。大部分老师，无论在秉承什么教育理念的学校工作，都会费尽心思帮助学生处理操场上的矛盾，甚至还要解决学生家里的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在过去20 年中，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的紧密联系，也开展了更多的教师培训来讲授“社会情感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策略，以帮助培养学生的“情商”。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出版了畅销书《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后，人们对情商的关注度有了极大提升。他在书中提出，像自控力和同理心这样的认知能力，相比于智商，对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有更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已有49 个州设立了面向年轻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标准，而一群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也致力于帮助公立学校增开社会情感学习课程。 即便有了这些发展，进步主义教育者仍可谓鹤立鸡群，因为我们培养学生的情商的历史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我们在这方面是老手，千百个情感成熟的毕业生就是证明。 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众多研究成果证明了全人教育这一进步主义教育的核心方法行之有效。 很多研究可以归结成一个简单的发现。压力会干扰学习，降低注意力和记忆力。无论你是战场上的士兵还是二年级学生，对威胁的感知会本能地激发你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这个现象于1932 年第一次被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记录下来，现在已广为人知。这个反应发生时，应激激素会涌入大脑，切断包括消化在内的非紧急功能，为身体快速反应做好准备。短期内，这个反应会阻碍高级的、复杂的思考、学习和记忆。如果反复发生，则会对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中心之一海马产生长远的损伤。 当然，学生需要一定的压力才会睁大眼睛并集中注意力，尤其男孩儿更是如此。进步主义时代的两个科学家罗伯特·耶克斯（Robert Yerkes）和约翰·迪灵厄姆·多德森（John Dillingham Dodson）在1908 年用一个经典实验描述了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当小白鼠受到电击的时候会更有动力穿过迷宫。然而，如果电击的强度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小白鼠在迷宫里乱跑，无助地试着逃离。科学家用一条钟形曲线展示了峰值表现所需要的理想压力，压力超过这个程度后注意力和学习效果就会急速下降，后来人们称这个发现为耶克斯– 多德森定律（Yerkes-Dodson Law）。有趣的是，心理学教授特雷西·舒尔斯（Tracey Shors）和神经学家艾米·安斯顿（Amy Arnsten）发现，雌性小白鼠和猴子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可能表现更好。认知神经学家阿黛尔·戴蒙德（Adele Diamond）的研究发现人类女性可能也有类似的特征。 不幸的是，许多孩子说他们长期处于高压之下2，甚至觉得在学校受到威胁，有的是因为受到嘲笑或霸凌，有的是因为来自考试成绩或评分上的竞争压力，也有的是来自老师的压力，因为老师自己也有提升班级成绩方面的压力。这特别让人忧心，因为相比于成年人来说，孩子的大脑仍在迅速发展，因此受到长期高压的损伤更大。斯坦福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研究压力的顶尖专家，也凑巧是科尼岛的约翰·杜威高中的校友，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用萨波斯基的话说：“我刚才告诉你的关于压力对成年人大脑的影响，放在10 岁孩子的大脑上，会放大10 倍。” 这既让人觉得伤心又让人感到讽刺：在我们希望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尤其在提高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为他们的失败做准备。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读书的头三年是在帕克走读学校上的，她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贝洛克在其著作《超常发挥》（Choke ）里写道，美国有很多上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开始“数学焦虑”了。“我们必须在学前阶段减少孩子们的压力。”她说。作为负责任的科学家，她谨慎地不依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去推论，但是她也补充说自己非常有幸可以在一个没有标准化考试的环境中度过最早的学习时光。 联结感最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前，进步主义教育者就明白，如果学生没有承受过度的压力，那么更积极的情绪就会成为他们强大的动力。举例来说，学习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社交行为，因此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强有力的联结，对学生来说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激励因素。 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连续几年鼓励学校增强他们的“联结感”。疾控中心对联结感的定义是学生相信同学和老师将自己作为个体来关注。该中心的研究显示，联结感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也能提高他们的终身健康水平。在帕克走读学校和其他的进步主义学校，我们一直力求创建一种校园文化，让孩子感到自己有价值、受尊重，也能注意到别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形成牢固的师生、同学关系。 这种做法的好处也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3 从1994 年起，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支持研究者开展了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迄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长期研究，其中他们采访了七到十二年级的12 000 名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同学和校领导。他们发现，在学校有牢固人际关系的学生不仅成绩更好，也更少发生旷课或霸凌同学的情况。 斯泰西·威尔曼（Stacey Wellman）是研究校园牢固人际关系的权威专家。凭着她的4 个硕士学位和对最新脑科学研究的了解，她在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公立学区担任全职言语治疗师，常给家长和老师们做讲座。温内特卡也是美国唯一一个秉承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公立学区。威尔曼的核心观点是，孩子的学术和情感发展都依赖牢固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她建议老师在每学年开学的前三周集中精力来构建班级集体凝聚力的原因。 回想一下雇主在招聘时最感兴趣的特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合作能力，威尔曼的建议就更有意义了。一个允许犯错的安全环境可以推动这些能力的培养。而且越早开始越好！在埃尔布的一年级教室里，天花板上挂着一条玩偶蛇，上面贴着一句标语：“在这个教室里，我们不怕错误。” 威尔曼说她在自己班上努力营造这样的氛围，一部分原因是她知道有些学生，尤其低年级学生，他们还太害羞，不敢举手参加讨论。她在课上不会随机点名提问，也不会故意“逮”住某个学生提问，而是会给每人发一个题板，让学生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想法或问题，只有她能看到。“如此一来，我马上就知道班上有多少学生理解了我刚才讲的内容。”她说。给高中生上课的时候，她有时会让学生在社交软件上给她留言。这种模式比大部分传统教室有更多协同合作的空间，也让老师能实时了解他们的教学效果。 在帕克走读学校，我们总是在找平衡，既要在智力上挑战学生，也要在情感上让学生感到安全。埃尔布和一年级学生在地毯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教给学生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这个宗旨。比如，从入校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教他们称别的同学“朋友”。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全都会成为挚友，但我们想鼓励学生们形成友善待人的风气。这也是为什么在埃尔布处理一个学生没给同学让出位置的情况时，她选择了这样的句式，她问受伤的女孩：“朋友……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开学的第一天，每个帕克走读学校的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和一个六年级的大朋友结对。大孩子会带小孩子参观校园，和他们一起吃饭，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到了寒假，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已经了解了结对的小朋友的各种有趣的信息。他们会创作一个短篇故事，主角就是他们与之结对的幼儿园孩子。他们给故事配插画，装订成书，并在寒假前的最后一天作为礼物送给结对的小朋友。 另一个让学生产生认同感的是方式是把学校的墙装饰成展示学生作品的展板。在展板上贴的那些绘画、照片、诗歌和作文，要好几个小时才能看完。 老师的问候和激励格言也占据了墙壁的一大部分。中学校长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对来访者的承诺：“我会通过问问题来试着理解你。”旁边有一张图，上面罗列了所有帕克走读学校老师的个人小细节，其坦率程度会吓到我小学时的修女老师们。图的标题为“我带着真正的自己来到帕克走读学校”。每个工作人员写上自己的名字或想用的昵称、种族、害怕的东西、梦想、喜欢的和讨厌的东西等。一位老师写到她害怕“不公平”，她“不为人知的才能”是“烤美味的红丝绒派”。另一位老师敞开心扉，说她最大的恐惧是她的孩子会搬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就像她在1976 年离开她的父母那样。 我们也喜欢用直接的方式提醒学生要用符合道德和情感的方式来处事。六年级人文教室里贴着这样的承诺：“我会放慢节奏深呼吸，我会记得心怀感恩。” 2003 年，《圣弗朗西斯科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报道了在伊拉克因集束炸弹致残的9 岁男孩萨利赫·哈拉夫在帕克走读学校的生活，称我们这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社区是他的“终极灵药”。为了把体内和脑部的弹片取出，哈拉夫在一年中动了好几次手术，期间他也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在帕克走读学校就读。在他入学前好几周，许多学生就开始和他交朋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情况以后写了祝他早日康复的卡片送到医院。入学后，同学们对哈拉夫是如此热情，他在学会基本的英语之前就有了好几个至交好友。他在班上讲了他如何在他家附近的河里捉鱼，以及他在晚上看见野猪和土狼的情形。这些讲述都是先用阿拉伯语说给翻译听，翻译再译成英语讲给同学们。上次我和他联系的时候，哈拉夫已经和他的爸爸在加利福尼亚州永久居留下来，也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每一个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都因为那一年能够了解他而受益良多。 让孩子做回孩子 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出生于20 世纪初，读的是进步主义小学。他写道：“好学校送给孩子的礼物是忆起童年时那种金色的满足感。童年不是一段通往更有价值生活的路上必须匆匆度过的一段时间，而是对人生秘境探索的愉悦起点，让人充满感恩。”4 这段话今日读来简直古雅离奇，因为社会的要求给孩子的压力在他们从幼儿园毕业时就开始了。我会在第3 章中深入探讨竞争越发激烈的环境，在这里我要讲讲日益拥挤的教室。 我们早就知道，低师生比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对孩子有益。作为教育者，我们可以看到班额越小，低年级的学生越有安全感，每个孩子所能得到的培育和关注也越多。1989 年田纳西州一项标志性的研究5 也证明了这些益处。该研究共有来自339 所学校的6 500 名学生参与。研究发现班额更小的班级里师生关系更好、纪律问题更少、学生更有动力、成绩更好、退学率更低、教师的工作热情也更高。小班额甚至还影响学生的长期健康水平，因为高中毕业生比肄业生的生活习惯更健康。尽管有着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低师生比的益处，但是低师生比仍是资金充裕的私立学校才能享受的特权，而大部分公立学校的班额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有时减少有时增加。 自20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的许多州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引导下投入资金降低师生比。公开数据显示，2009 年时，美国公立小学的师生比已经降低到1 ∶ 15.5，而在私立学校则是1 ∶ 12.1。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包括所有拥有教育资质的教职员工，比如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也就是说学校里的实际班额比这个数据更高。 然而，在2009 年6 月以后，随着经济大衰退，全美有超过30 万个教师岗位被削减，师生比提高了4.6%。6 这些数据来自白宫2012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也预测这个趋势只会进一步恶化。据我观察，确实 帕克走读学校是个例外。我们始终将平均师生比保持在1 ∶ 11。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班额都是16 人，而高年级每班也从不超过20 人。我们也知道，这是许多私立学校的特权：我们的高学费让我们有条件雇更多的教师来保持小班额。（自费上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每年需要支付20 000 ～ 22 000 美金的学费。）正因如此，我非常敬佩那些通过牺牲其他方面来保持低师生比的进步主义公立学校。“我们在做预算安排的时候，总是把学生放在首位。”艾拉·加文斯（Ayla Gavins）说。她是教会山学校备受尊重的校长，这所小规模试点公立学校位于波士顿市内城区，招收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我们问自己，我们的学生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一点开展工作。”教会山学校没有副校长，也没有全职体育教师，但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超过18 名。 保持低师生比另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近年来，从脑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突破成果中，我们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方式千差万别。这些差别不仅包括最极端的学习差异，例如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学生，也包括相对普通的差别，例如无论什么年龄，不同的学生会对不同的信息（如图片或文字）的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处理速度。 教师若要理解每个孩子的最佳学习方式，并为其提供一定程度上个性化的课程，是需要花费很多额外精力的。帕克走读学校以提供个性化教学方法而闻名，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学生中被确诊为学习或行为障碍的比例近30%，这个比例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孩子的父母中有许多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保证孩子能有一个安全的学习场所。 作为校长，我不仅尽力了解孩子们确诊的学习障碍，也关注每个学生的常规发展，这有时让家长们颇为惊讶。 大约10 年前，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和妻子画家朱迪斯·贝尔泽（Judith Belzer）从康涅狄格州搬来加利福尼亚州，送他们的儿子艾萨克来帕克走读学校读五年级。在接下来几年中，艾萨克需要适应陌生的西海岸文化。他的性格中带着东海岸的尖刻，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和西班牙语老师起了冲突，我请波伦和贝尔泽来我的办公室谈一谈。 波伦后来告诉我，那天他以为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的儿子，而我却在谈话开始时首先告诉他们，考虑到艾萨克的年龄和境况，他所做的是符合预期的行为，这让他们不禁有些惊讶。我告诉他们，在艾萨克的年龄，想要逆反是很自然的，而西班牙语课对他来说是一个做出叛逆行为的安全环境。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是合适的，也不意味着他不需要纠正错误。我们要求他向老师道歉，但是我也想让他的家长知道，帕克走读学校的政策是不把任何孩子当作坏孩子看待。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这么一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这是我们进步主义教师的理想。我们需要不断考量和平衡我们维护制度的需求（包括教师把控课堂的需求）和孩子个体的需求。 “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内容是如何成为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艾萨克的父亲波伦最近告诉我，“如果你想做的教育比这更有趣、更复杂，那可难多了。” 当然，帕克走读学校对学生需求的高度关注也不是所有老师都表示赞同。这个价值观需要老师、家长以及校长之间充分的沟通，这样每个人的感受才能被理解和尊重。在过去的28 年里，我开过无数次既漫长又复杂的会议，我得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去沟通、妥协。最终，如果我们的工作成功的话，所有的人会为了孩子得益而合作。 我得承认有一个秘密帮助我一直坚持下来。我在帕克走读学校工作期间，会在周末和晚上兼职做高中和大学的篮球比赛裁判。这个工作和我在学校“罗杰斯先生”一般的角色形成了完美的对位关系。裁判从不需要和任何人达成共识。他吹一声哨子，就那么定了。 也许，我会渴望在一个非黑即白和当机立断的世界里幸福地释放自我，获得我自己的“全人”成长吧！ ？ 哈佛教育项目实践校校长、与杜威齐名的教育实践家汤姆·利特尔毕生教育经验 ？ 替你走访45所美国别具创新力的学校，为你总结6大核心策略，给中国的教育者带来打造高质量学校的落地方案 ？ 创设舒服的教室环境 ？ 首先遵循学生的兴趣，让学习在体验中发生 ？ 打造以“关系”为核心的学习社群，关注情感永远大于智力发展 ？ 利用科技的力量，让学习更快乐 ？ 给考试排名降降温 ？ 持续关注社会正义 ？ 好的学校与生源好坏无关，与家长素质无关，不必拥有多少“大楼”和“大师”，而是让所有孩子都爱上学校，让再普通的孩子都能获得成功。 ●湛庐文化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