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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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与早餐》 我由于迟睡迟起的作息，经常吃不上早餐。许多人的常识库里认为这 样对身体不好，我原来也这么以为。每次想告别颓废状态，拿出一点有为 青年模样时，开始总是要早早起来，认真吃个早餐。这样的做派，好像早 餐不仅对身体好，还有某种励志作用。后来看了一本叫做《早餐有害》的 书，里面用各种数据证明不吃早餐其实对身体有好处，认为早餐极其重要 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势力很大、传统很久的偏见而已。这个理论和我的饮食 状态合拍，因而马上接受。从此后，不吃早餐再也没什么心理压力了。当 然，这本书只是一家之言，我可不愿意承认它绝对正确，吃早餐的人那么 多，我不能得罪。但是这种理论至少有显见的好处，它使一个人耗费的资 源少了，对己对人，都不无好处。 吃不吃早餐，纯属个人的选择，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罢了，即使分歧再 大，也不会让世界产生什么重大改变。你的朋友不至于因为你不吃早餐， 而和你反目成仇。 可是有些对现有理论的否定，却一定会让世界变成另一个样子的。在 牛顿的理论里，时间是固定不变的，爱因斯坦否定了这个时间观，虽然时 间变慢、或者停止的状态我们都没有感受过，可是并不妨碍它成为常识。 现在，一些科学家对爱因斯坦理论里的光速概念提出怀疑，他们认为，光 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口气就像当年爱因斯坦对牛顿说的那样。我的转述 并不一定精确，但是这个怀疑导致对宇宙的重新描述确实是非常壮丽的： 宇宙由大爆炸产生，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坍塌于无，再产生第二次大爆炸， 在我们存在的宇宙之前，也许有过若干次的大爆炸了。想想自己不过是个 爆炸中的微尘，而这微尘却有智慧描述这个爆炸，真让人有种目眩神迷的 美感一虽然这智慧只有少数科学家才有。 小到无关紧要的早餐，大到重构一个理论的光速，都在经受怀疑，比 我见识更多的人，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现这种怀疑。好像是波普尔吧， 说过这样的话：真理的对立面，有可能是谬误，但更多时候，却是一个更 大的真理。这就是说，怀疑是我们生活的状态，从早餐到光速，没有什么 是不可以怀疑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怀疑，才能找到一个更大的真理。 怀疑的态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至少，它这么广泛地存在着是近几百年 来的事；在更久以前，怀疑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它会动摇偏见王国的 根基。虽然现在嘴里的早餐和头顶的星座都不让人有定论，但我觉得，这 样的生活才最真实，这样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借着坚固之名让生活一成不变 了。 《太少，所以更加重要》 前几天搭屋村巴士上班，前面一个小伙子非常绅士，让身后一位抱着 孩子的母亲先上车。在广州大道下车时，在人行道上他却和一位中年妇女 发生激烈争执，彼此还稍稍动了手。上下车不过间隔半个小时，情绪和风 度可以有天壤之别。即使和中年妇女动手不好——和谁动手都不好，对弱 者，失了道义，对强者，失了头脑，自讨苦吃——我想也没有理由把自己 看得比他高，人的理性都是很容易丧失的，让位于瞬间冲动，至少，我觉 得自己经常如此。这样说，并不是说瞬间冲动是好的，理性可有可无；而 是想表明，善用理性、增加理性是如何的重要。歌德终身学习控制情绪， 最终达到令人惊叹的平衡，敏锐而和谐，不与现实过分冲突而又能搞搞新 意思，这点，也是歌德得到不少人文主义者景仰的原因。控制情绪的技艺 甚至比诗艺来得可贵。 据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类的自大与自恋，有三大打击：哥白尼 说，人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说，人不是第一个生物；弗洛伊德说，人 不是感觉的主人。弗洛伊德的态度，估计现在依然会让一些自我感觉好的 人不快。他对人类并无好感，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是非理性动物，却爱用理 性来欺骗自己对本性的认识，比如花言巧语的理论和宗教信仰的幻觉。面 对这样让人灰心丧气的整体印象，弗洛伊德形成的信念表明了弗洛伊德的 过人之处，他的信念是：只有增加了知识，特别是自我了解的知识，才能 使人得到自由；坚持用实证理性的态度，只相信事实，对先入之见敬而远 之；人类要丢掉种种幻觉，认识理性的局限性，才能使脆弱而必不可少的 理性发挥作用。 人有自恋的倾向，无论怎样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某处足够出众。每 次在电梯里，即使再挤，也必然有人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还会下意识地摆 姿势。如果弗洛伊德在电梯里，他会不会说：别照了，这样让你形容猥琐 。但是他对人类整体，确实是说了这样不给面子的话。 知道真实情况后，解决办法才更加可行，虽然真实的东西往往让人沮 丧。心理专家对人这种情绪动物的建议是：在冲动时，先在心里数到一百 再作决定。他们没有说一百之后还是冲动怎么办，恐怕是接着数到两百吧 。这是个降温程序，让温度降到适合理性的生存。对于一群人来说，也是 需要这样的降温程序，当然不是大家一起高声数到一百，而是要有充分的 商量、思辨、诘难，尽量用每个人的微量理性去掉某个想法里的非理性。 弗洛伊德让人们如此小心翼翼，自以为是的英雄终将要绝迹了。我想，对 他应该还是感谢多于埋怨吧。 《学术“沦陷”》 小时候，我妈常用一句话教育我：别屎屙不出怪厕所。言下之意是问 题一定出在自己身上，再不耐烦，也不能把邪火撒在不相关的事上，哪怕 厕所看起来多么不顺眼，解决办法还是只能搞些清凉败火的汤水给自己喝 ，而不是用它冲厕所。我妈很善于讲道理，类似这样深入浅出的格言还有 不少，摊到了一个聪明的妈，可以少受一点罪。当然，道理明白了做起来 还是难的，怨天尤人，感叹生不逢时的蠢事，我以前也不是没有做过，着 着实实怪了几座厕所；现在应该说少很多了，主要就是有这句话在里面败 火，清醒过来就会觉得自己无聊透顶。终于决定不能和厕所纠缠下去了。 我并不想总结妈妈教育法，只是听到的一件事刚好用得上她的那句话 。某个好学的人拜见一位学者时，提到广州，学者不太高兴地打断：广州 ？不过是学术沦陷区。我在广州呆了一年多，虽然现在还是去留难定，但 毕竟和广州有关系，人家就好意把这个评价告诉我。我没什么学问，更没 打进广州学术圈，本来对这个问题没什么发言权，但是因为它确实太邪火 ，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对劲来。如果我是那个学者，我妈就会用那句话给我 冰一下。 做学问这东西，恐怕要有这几个条件：没有严重受伤、运行正常的头 脑；独立精神以及基本的物质保证。具备了，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无论 是广州，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康德终其一生呆在小城哥尼斯堡，卡夫 卡在小职员的角色中滚了一辈子不能自拔，可是谁的学问比他们大？如果 需要，可以列举出浮华的学者、贪财的学者、爱慕虚荣的学者，他们生活 的时空从乡村到大都市都有，也就是说，人有多少种类型，学者就有多少 种类型。 几个月前《南方周末》曾发表过香港导演陈果的访谈，他对一些拍艺 术片的导演总在叫屈感到不解，他认为既然艺术片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 承担选择的后果，总是受众会少一点，钱要少挣一些；他不觉得商业化的 背景有什么不好，它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也为自己的艺术片提供了资本途 径。如你所知，陈果的电影拍得不比任何一个自命清高的导演差。我到现 在还记得陈果话语里的诧异——如果别人问你一个常识，比如：你认为重 力存在吗？你会油然而生的那种诧异。原来大陆的导演也爱说香港是个“ 艺术沦陷”区，现在终于哑了，恐怕知道自己犯了常识错误。 孤高的学者，不一定会承认陈果有什么学问，拍电影的嘛。不承认就 不承认吧，我又不是陈果，不着急；我是希望这个事例有些类比震动，能 改变标签式的认知方法。要相信只要自己的内分泌没问题，屁股没问题， 在哪里都能做学问；也要相信哪里都有内分泌和屁股正常的人，只要他们 愿意做学问，就能做。 《少废话，说清楚》 维特根斯坦写了本《逻辑哲学论》，他认为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据 说就去当了花匠。当这本不到八十页的书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时 ，他却觉得完全错了，于是又写了本《哲学研究》。结果是他成了奇特的 天才哲学家，创造出两种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哲学。这真是一个最酷的家 伙。他的两本书，我到现在都看不懂，这让我很绝望。只能从事件本身瞎 悟一点道理出来：哲学这样的东西都能足够简洁地说清楚，那么世界上没 有什么事是不能脱离混沌状态的；既然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那么就不应 该废话太多。 我认为现在废话最少的，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虽然 这两个领域内的人曲意逢迎起来也很难听。他们能用自己的知识工具把事 件的本质剥离出来，剥离过程平静、理性、最少对抗性，我想，这是其他 领域内的人很难做到的。前两期《南方周末》的((茅于轼扶贫》里引了一 段话，那是尽职地管理了基金的雒玉鳌准备把自己的五百元奖励捐给村里 的五保户王来生后，茅于轼给他的信里的一段： “这笔钱已归你所有，你有全权支配，但我不太赞成你再用在公益事 业上。其原因是权、责、利要十分明确。如果你将钱用于公益事业，其隐 含的意义是你并没有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因此你对基金的责任也就 落空了。给你奖励的原因正是因为你对基金尽到了责任。如果你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报酬，以后万一基金出问题你也可以不负责任。” 同样的事情，更常见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一位眼含热泪、情绪激动 的中年女主持人，拉着雒玉鳌的手，对着镜头说：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 都像雒玉鳌老师这样，这个世界，还会有贫穷吗？然后热烈摇晃雒玉鳌的 手。 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像雒玉鳌一样，所以女主持人说的是 废话，而茅于轼才把问题说清楚了。虽然女主持人的煽情具有一百枚催泪 弹的功效，茅于轼却是冷冰冰的——这说明检验真知的标准不是泪水的多 少。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更趋近于真理，如果我足够聪明，当然希望像维 特根斯坦一样把艰深的问题说清楚；如果只能当一个中年女主持人，我可 以选择少说话，甚至不说话，避免把问题庸俗化。人的智力有天生的成分 ，即使不够聪明，也可以通过少说废话、不赞同废话的方式站在真理的旁 边，这应该算是上帝对笨人的厚爱吧。 P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