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德国史（精）/贝克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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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19年间的革命史表明，德国社会与 政治在战前就已背负的种种特殊负担很大程度上在 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存在。社会的鸿沟、世界观的 矛盾以及政治上的阻碍如此之深，而由一战战败及 苛刻的《凡尔赛和约》而产生的外交负担又是如此 之重，以至于完全不能对一气呵成实现国家建立与 社会未来蓝图构想抱有期望。如此一来1919年就不 可避免地变成了失望之年。对此，这个年轻的共和 国本身仅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但从一开始她就 承受着终其存在的短暂历史都无法消除的合法性匮 乏之苦。 同样，魏玛宪法也缺乏合法性。其缔造者们(其 中包括少部分女性)明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既缺乏 历史合法性，又缺乏将议会制作为政体的实践经验 。为此，魏玛国民大会小心谨慎地对宪政的重心进 行了分配，以保证一种广泛的民主参与及社会和政 治力量均势。宪法缔造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将不同的 民主模式相互联系起来：体现在国会中的民主代表 制原则；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总统从而使这一官 职人格化的总统制；最后则是直接民主模式，它在 国家层面明确了人民请愿与公投的机会。然而，无 论这样的民主设想在理论上如何无懈可击，它在实 践中的运作却始终困难重重。对于很难做到接纳现 代大众社会多样性区别且常常消极应对机构化的统 一与公共福祉观念的德国政治文化而言，原本一项 重要的训练是通过议会来强制推行政治决策。但得 到宪法认可且在国民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党， 却由于种种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而逐步丧失他们在 议会中的重要职能：例如议会组建政府并执政的职 能，以及以议会反对派的形式始终做好替代政府准 备的职能。尽管在相对稳定的共和国中期，魏玛的 议会制度在相对不受严峻外交考验与内部生存危机 影响下有所发展，但它在功能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 见的。此外，国家总统一职的设立也助长了这样的 幻想，即总统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代表，而不仅 仅是以共同福祉为己任的超党派机构。当1925年兴 登堡当选总统之后，宪法所赋予总统权力有多宽泛 ，就在同等程度上助长了反共和主义者对于复辟和 反议会制的幻想。 由此，介于执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与议会原则之 间传统的二元结构重新出现。但事实上，这种二元 结构只是对业已损害威廉帝国宪政的政治与社会权 力均势的复制：那些持开放而积极态度面对西方民 主立宪国家模式的势力，从魏玛共和国中看到了一 场巨大的政治进步；如果这一结构由资产阶级中的 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政党中的民主派别 长期占据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功能缺陷就很难构 成危害。但在当时，恰恰缺乏的是让大多数德国人 适应政党国家和议会民主制的时间以及可能的政治 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