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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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认为，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比较缺少科学和技术进步。对这个曾经流行的观点，应该予以批评，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多大异议。相反，人们现在很清楚：12世纪之后的那段时期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持续发展的时期之一，甚至超越了黑死病这个人口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大学的兴起从智力上武装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后者大都(但不是没有例外)建立在古代希腊人著作的基础之上。从技术上讲，对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纺织机械的采用和更有效率的冶金术(第2卷，第408～413页，第458～469页)，再加上更近的一些发明像机械钟、指南针、黑色火药的普及预示着一个生产、贸易和福利的新时代。有必要清除中世纪晚期许多科学与医学的学说以便让现代观念和方法拥有它们的地位，而且要对中世纪工匠的习惯做法进行一番改造以使他们支持现代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15世纪末所取得的成就都要高于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所通行的标准，正像它反过来要低于19世纪的科学与技术一样。没有这种中间阶段，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发生。 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最初的视野。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所有基本的变革都归结于现代心灵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就像仅仅在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中寻找它们的起源一样，都会造成误解。像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在科学和技术中没有剧烈的过渡时期；它们的情况往往是：变革都是随着新工艺或观念证实它们自身的价值而逐渐发生的；中世纪的一些趋势得到壮大，而另一些则走向衰落。 不过，通常我们这种论述都要对新发明现象给予考虑，这是由于它是现代早期西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它很少在思想或经济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性质之间逐步演变的一个基本方面将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它主要关心的是思想家与工艺者，或者用现代的术语说，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现存关系。通常人们轻易地假设：在中世纪，他们各自功能之间的脱节要为科学的贫乏和技术的粗糙负主要责任。根据这种观点，在现代，对这些功能之间密切关系与共同利益的正确评价促进了共同的进步。科学不再只是纯理论的，正像技术越来越强调进行严肃的研究一样。因此对技术的精通需要“纯”科学助一臂之力，而且它也是高效生产的必然要求，这已经成为现在的自明之理。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认为它具有以下的含义：技术只有在科学指导的前提下才总是前进，而科学只有在受到技术需要的激励时才会进步。 过去肯定不是如此。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自然与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极其有限的例子中得到承认，像在治疗疾病时关于药草效能知识的实用性一样。这种关系不是因纯粹的愚钝而被忽视，而是环境剥夺了它的真正价值。那时所形成的科学研究形式与混乱的传统工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以至于它们各自的代表者之间的密切协作不会有任何益处。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像15世纪的天文学说应用于航海中需要有一个实用的科学过程的视野，或者从另一方面看，这时实际需要的视野提示着自然哲学家所能够尝试予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直到17世纪才开始对贸易程序的系统描述，我们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许多知识实际上都来源于学问高深之人对当时工艺的说明。尽管这些作者兴趣在这些事情上，但他们只是对工匠的方法做一个明白易懂的说明，这显示了这时思考与行动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科学与技术二者的关系中，在一个能够对另一个真正反思之前，需要一系列漫长的独立变化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家要了解严格检验事实、实验方法和在形成一般理论中严谨的重要性。只有当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有一个牢固的、详细的和实验的基础时，这些科学才能进一步明确技术方法。同样，一定规模的经济和技术组织必须在运用科学的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组成。大规模生产的形成；对动力的需求、更多精密机械和更复杂的化学过程；竞争的效果和对国家自给自足的探求，所有这些都必须运转起来以为科学分析和技术的指导创造需求。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各自独立地发展着，直到这一时期末时，实验科学家才最后能够在一些方面为工业发明充当先导。在18世纪末，科学与技术开始建立有效的联系，但直到现在，它们各自的内部问题和内部发展远远比它们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更有意义。 在知识的与经济的传统——前者产生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后者产生了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中世纪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发明。西方科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得到古代拉丁文著作。这些著作部分可以直接从希腊得到，而更常见的是阿拉伯文译本。古代穆斯林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著作几乎具有同样的权威性。而且中世纪欧洲的许多伟大技术革新——风车、指南针和舵、印刷术、黑色火药制造法、纸、丝绸、镀锡陶瓷——也都是从伊斯兰教国家或拜占庭(Byzantium)进口的。其中一些艺术品都有从遥远的中华和印度文明传播而来的悠久历史。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会学习来的东西。水能的利用——起初是用于碾玉米，其后用于纺织工业的一些部门——是一个明显相反的例子。高效的水能磨玉米机是罗马人的发明。落锤、捣矿锤、波纹管等等都通过挺杆搭在垂直水轮上的轴运转起来，这些似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明的，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知。 到了16世纪，情况正好相反。外部的传播与欧洲内部的传播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内部传播从具有熟练技术、最优秀传统和最富于创造发明的地区向着那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些地区像意大利，极大地得益于它们过去邻近外国产品和技术传人欧洲的通道，因而相对于其他地区形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对创造发明有着更强烈兴趣。到了17世纪早期，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据了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可以用科学文献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来衡量，而且可以用伊斯兰教帝国的逐渐退却、欧洲商人对远东贸易的介入、他们在人口众多、文明悠久的印度与中国进行殖民冒险的成功来衡量。与西方的这种优势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在这里讨论，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优势在陆地与海上战争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在19世纪达到顶峰，它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建立在由吸收阶段向发明阶段过渡的基础上的，这是在中世纪末发生的事情。例如，东方殖民主义的昌盛正是与商品替代条金作为欧洲的出口物相一致。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主要的信用贷款被分配给一长串经验主义的发明者和企业家，他们包括了从15世纪几乎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到工业革命时期尽人皆知的人物。欧洲的技术是如何发生这样的变革的?其社会与经济动力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只强调与之相关的一个因素。在比较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增加私人利益和提高国家威力的愿望都能通过机械的使用、劳动力的减少、单位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实现。这在17世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只有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和努力才能获得。科学家和企业家等等共同认为推动技术进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尽管19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科学家的发现精神会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作为发明的精神得以再现。工业前进的步伐会因为认真的研究和实验而加快，却不会因为偶然的智慧火花而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