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

作者简介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中国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先生精于“小学”，博通四部，被誉为一代“通人”。著名学者曹聚仁、思想史家蔡尚思等人曾把张舜徽先生誉为与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张先生著作等身，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等数十部。

内容简介

第四节　写作的伪托 古代文献中，特别是较早的写作，一部分是出于后人伪造。后人为什么要造伪书以托名于古人？这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归纳来说，大约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封建社会，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崇拜古人而鄙视同时的人。所以古代道术之士，偶有所作，深恐不能取重于当时，以致湮没了他的好内容，不得已托古人之名以传其书，以行其道。例如《易卦》必托名于伏羲，《本草》必托名于神农，医经必托名于黄帝，《礼书》必托名于周公，都是这个道理。《淮南子-修务篇》曾经指出： 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段话，差不多道破了世俗喜欢托古的根源，并且反映了汉以上的书籍，存在着不少的伪托。这种风气，自汉以下，还普遍盛行，《晋书-曹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 请归寻按。” 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以后，可无复疑。” 晋初流行的《六代论》，时人以为出曹植之手，司马炎以问植子曹志，而后知其为他人所假托，并指出了假托的原因。这和前面所提到的托古的用意是一致的，所以司马炎说“古来亦多有是”。大约在当时认为是不足奇怪的现象了。《晋书-陆机传》附载陆喜的写作情况道： 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 由此可见，著书托古在晋代还很盛行。这种伎俩，一直传之唐宋以下，仍不能免。像宋代王铚所作《龙城录》，乃嫁名于柳宗元，便是一例。 第二，每逢统治阶级下诏求书，或者说明献书有赏，于是投机取巧的士大夫们便乘时制造伪书，行欺牟利。秦火以后，《尚书》最为残缺。汉代统治者再三设法访求，也只能找到二十九篇。到成帝时，便出现了《百两篇》。《汉书-儒林传》云：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可知这种伪书，在当时便被识破了。而张霸作伪的动机，正和以后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一样，都是从牟利弋名出发的。此外，如经典中的《周易》，只是古代三《易》之一。《连山》《归藏》，有其名而无其书。到隋代，便有人因《连山》之名，制造伪书了。《北史-刘炫传》记载道： 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 像这一类志在取赏的事实，出现在封建士大夫之中，是不足奇怪的。 …… 作者以几十年的积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反复斟酌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对文献学基础知识、古文献及文献学流变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文献学重大成果等，进入这一领域所需掌握的方方面面的功夫，都作了提要钩玄式的讲解。实乃经验之谈、精要之语。深入而又浅出，且语言通俗，教授读来不觉浅，常人读来不觉深。 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体系是到张舜徽先生这里才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张先生的这部《中国文献学》，一个重要成就即“创立新体”，无论框架结构还是其文献学理论都富于原创性，书中所引的丰富资料，都是张先生从原始资料中挖掘出来的，而不是从其他文献学论著中转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