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辩护——我和我的刑辩故事

作者简介

赵运恒，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等多家高校兼职教授或兼职硕士生导师。曾在多种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主编和合著出版图书多部。

内容简介

开篇 从大辩护角度谈有效辩护 处理事情中的思维问题比经验、技巧问题更重要。律师的不同思维，会导致案件的辩护效果发生巨大差异。 大辩护与有效辩护 什么是有效辩护？有人把有效辩护称为“尽职辩护”，即律师尽职尽责，把能想到、能做到的，都想到、做到了；并且律师做的是符合执业规则的、可能影响裁判结果的、对当事人有利的辩护。 相反，没有尽职尽责，就是无效辩护。无效辩护就是指律师该做的没有去做，违背了职业道德，或者专业水平不够，虽然尽力了，但有罪的说成无罪，无罪的辩护成罪轻，损害了当事人合法利益，这就是无效的。比如，没有发现自首情节，没有发现鉴定意见无效问题，没有在事实陈述、辩护观点方面与当事人沟通一致，等等。没有尽职尽责是无效辩护，尽职尽责了却只关注细枝末节，忽略了核心辩点，忘了出发点是什么，也是无效辩护。 有的学者、律师，公开说有效辩护就是有“效果”辩护，怕不被认可，还说是中国式的、有特色的，这是一厢情愿、不负责任的说法，会误人子弟。它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没有好的判决结果，律师的工作就被否定了！那谁还认真去做辩护、搞专业？结果律师都跑关系去了，最后有好结果就行了。有效辩护不是有“效果”辩护，律师无法左右法院。 什么是大辩护？就是用更大的视野、更开阔的思维，跳出案件看案件，看背后的症结，看未来的走向，跳出法律看法律，看刑事政策，看上下法治环境，然后利用综合方法，穷尽所有合法途径，去给当事人辩护，维护其权益。 要做到有效辩护，不是仅懂法条，了解司法解释就可以，而是要有更加广泛的视角，而大辩护还要比一板一眼的有效辩护做得更多、站得更高，更有战略性、全局性。所以，如果说有效辩护就是法庭内的尽职辩护，那么，大辩护就是在法庭内尽职辩护的基础上，再加上法庭外的辩护。 总结:有效辩护是律师必须做到的基本职责，是单纯的法律范围内的辩护；而大辩护，就是有效辩护的升级版，与普通意义上的有效辩护相比，要求有更高的辩护思维、更宽的辩护视角和更多的辩护方法。 大辩护的思维模式 思维决定事业，也决定人生。一个人再有特长，再不断拼搏，如果出现思维错误，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一个律师，背诵法条的能力很强，演讲的口才很强，不代表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强；即便在法庭上表现很强，也不代表最后能胜诉，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1.最基础的思维——综合的专业能力 刑事辩护和民事代理、民事非诉讼业务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律师对外没有标签，对内没有专注，带来的只能是思维模式的混乱。这体现在非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很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是抗辩为主、协商为辅，还是完全依靠协商；抗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还是一方在法律上强势的主体；举证责任是己方的，还是倒置的；证据标准是占优势即可，还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专业思维是建立在刑辩专业化的基础上。刑辩专业化除了需要掌握刑事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养成及时关注刑事政策和相关新闻的习惯，包括中央在一些领域内的重大刑事政策调整、各主管部门领导讲话等。因为刑事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精神原则，会引领立法的改变和司法解释的出台，有时候在实践中对刑事政策的把握和运用会先于司法解释，并不是必须先有具体的司法解释才能审判定案。 同时，需要了解其他法律专业知识，但并不需要熟知、精通。涉及交叉案件、跨专业案件时，最佳方案是寻求外援，形成同一方向上的专业组合，避免孤军奋战中因为对其他专业的一知半解而影响辩护效果。因此，在熟知法律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等，就更锦上添花。 此外，刑辩专业化还需要在生活中不断观察和积累，汲取社会知识，做到视野开阔、理解力强。律师在法庭上经常说，按照常理应该怎么样。什么是常理？常理就是经验。比如，2013年李某等人强奸案中，有律师在庭审中按照自己的知识，质疑开车人怎么能看见后座上乘客的打人动作，以此断定开车人做了虚假口供，甚至推论该口供是刑讯逼供得来的。其实开过车的人都知道，驾驶者通过后视镜就能看到后排座，调节后视镜还能看得更多，根本不需要一边开车一边回头看。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生活阅历不足的人，对情理、常理的认知不可能符合大众的逻辑推理。 2.最容易被混淆的思维——辩护人与法律人 法律人包括法律专家学者、公检法人员和律师等，也包括政府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务。辩护人不用说了，就是在刑事个案中接受委托，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 律师不在个案中时，作为法律人，可以在法律框架内任意表达，包括写文章、做讲座，呼吁民主、公平与正义，追求崇高的法治理想，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权利和责任，也是其应有的信仰和追求。一旦作为个案中的辩护人，则应时刻谨记自己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并将该利益最大化。个案中的律师不宜把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植入刑事辩护中，把当事人当作实现自己价值观的工具。所以，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职业伦理，只有把平时角色和个案角色区分清楚，才有可能实现有效辩护。 3.最不容易拿捏的思维——对抗和妥协 有的律师喜欢一味地对抗，什么案子都选择死磕或者无底线迎合当事人的想法，一切案子都是无罪辩护；有的律师喜欢一味地妥协，基本不做无罪辩护，只要当辩护人，就是做思想工作让当事人认罪，争取个好态度；还有的律师喜欢另一种妥协，就是法庭上不说话，背地里找资源、找关系，所谓“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他不会，也不屑去做专业辩护。这些反映的其实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世界是辩证的，和平是抗争来的。对抗是基础，是辩护的本色；妥协是技巧，是对抗后的见好就收。即便在认罪认罚案件里，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对抗与妥协并存，把大罪化小，小罪化了。至于对两者的火候如何把握，需要看每个案件的影响、对抗强度和各方反应等。 大辩护视角下的有效辩护方法 大辩护要用到很多方法，只要不违法违规，都可以使用。 1.辩护目标的确定 辩护目标是辩护律师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事人必然关注的问题，影响到辩护路径和方法的选择。引用翟建律师的一句话，就是有冤辩白，无冤求情。基本原则是既不要保守，也不要臆想。 实体性目标以专业判断为前提，可以有“上中下”预案，做好保底的准备和冲刺最佳目标的准备。所谓“上中下”都是相对的。“下”，无非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尽力试一试；“中”，是基本接受，基本满意；“上”，则是惊喜，是最高理想。无论哪个目标，都需要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做到一致行动，不能走到一半又反悔。 目标的确定还要看有无转圜余地。如果只是一个指控事实，很单纯，那么有无刑事处罚上的回旋空间就很重要；如果是指控故意杀人，就要制订“保命”的目标；如果是在处罚上可上可下的罪名，有中间地带，最好是求情辩护，妥协为上。 目标的制订还要考虑当事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仅仅以“清白”来衡量。在多罪名或者一个罪名但多事实的情况下，则要复杂一些，可以考虑以去掉主要罪名为目标。 确定了目标，就不要放弃。有的当事人在一审宣判后，就坚持不住，想放弃，因为看守所条件太艰苦了，想早点儿去监狱，等以后再申诉。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建议不要放弃，因为不上诉，就等于认罪，以后连申诉机会都没有，甚至在二审结束，判决生效后，依然要坚持申诉。我经手的江苏镇江的一个涉黑案件，就是经过几年申诉，最后成功摘掉“黑帽子”的。 因为各种复杂原因，在实体上没有可行性目标的时候，辩护人和当事人也可以把目标定为程序性的。一是为申诉打好基础，二是“死也要死个明白，死个清白”。能实现程序正义，留待后人评说，不让家族蒙羞，也是当事人的重要心理追求。 2.辩护策略的选择 这里讲的还是方法论，不是辩护的具体技巧。 选择案外解决，还是案内对抗？在对抗与妥协中，首先要注意挖掘案件背后的因素，搞清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只就事论事，只谈案件实体是否构成犯罪，甚至只关注程序违法，官司打个没完，那么司法机关在一些因素制约下，有的是“办法”，包括最大限度延长各阶段的办案期限、增加追诉罪名等。所以，不能拘泥于法庭式辩护，而要抓住更大的矛盾。 选择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基本事实是房子的地基，关键证据是房子的大梁。基本事实搞错了，就像地基没打好，律师只要抽掉一两块石头，房子就倒了；地基没问题，关键证据没做好，则像房子大梁搞歪了，不扎实，律师只要推一推大梁，房子也会倒。地基和大梁，其中有一个出现问题，就应该做无罪辩护。当地基没问题、大梁有问题的时候，或者外部因素很强势的时候，也可以把无罪辩护作为罪轻辩护的策略，“以打促谈”。 选择程序性辩护，还是实体性辩护？司法机关大多不怕实体辩护，但担心程序出问题，因为前者外界不好评判，各说各的道理，但程序一目了然，是对是错，都有固定的尺子去衡量，容易产生追责问题。为了实体上定罪，办案机关很有可能会在程序上出现问题，这时候可以考虑以程序性辩护为主，曲线救国，最后实现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的交叉融合。 选择抓大放小，还是面面俱到？在度的把握上，我一直倡导抓大放小，杜绝面面俱到。现实中，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很多，什么都不想放弃，什么都要显示律师的洞察能力、专业能力。例如，指控受贿人四五十个受贿事实，如果律师的辩护思路是任何一个事实都不成立，那可能很难让人信服，难道监察委和公诉机关统统都搞错了？最后的结果只能落个态度不好，连最有道理的那几起事实也会被忽略。这跟被告人只有一两个被指控事实的情况，在辩护思路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选择多管齐下，还是单独斗法？正常情况下，案件没有特殊背景，办理程序看不出问题，是可以选择单独斗法的，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上去辩驳。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案件，则需要融入情、理、势，多管齐下，审时度势，考虑在法律意见之外能做些什么，比如常见的退赃、赔偿被害人、找值班领导反映、舆论公开等，并且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分寸，适可而止。 3.精细化辩护 所有策略都需要依靠精细化辩护实施。怎样做到精细化辩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精细化辩护需要下大功夫。举两个简单例子，受贿案件中，对于房屋买卖差价是属于正常打折还是非法优惠问题，需要去实地考察、咨询专业人员，甚至需要做房屋价格评估等。涉黑案件中，指控被告人在某地区、某行业造成恶劣影响，形成非法控制，残害无辜百姓等，怎么办？这就需要律师去做细致的工作，到行业里调查，到街区、村庄走访，形成材料来证明指控是否属实。 办案子如果因为收费低就走马观花，快速结案，会导致辩护质量太低，就只剩眼前利益，没有长远的事业发展。所以律师宁愿少收案，个个做成精品，走精细化的执业道路，这样才能慢慢形成良性循环。 精细化辩护需要怀疑一切。从供述、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辞证据，到鉴定意见、书证、电子数据、音频视频等一切可以人工介入、主观评判、任意篡改的证据材料，都要怀疑，都要查证。怀疑一切，也包括怀疑自己的观点和倾向。所以，律师要有逆向思维，多站在公诉机关角度，想一想他们的观点是否有不合理之处，能否反驳掉。 一家之言，难免失之偏颇，仅供各位读者参考。希望大家能对大辩护有基本的认同，在刑事辩护中都能取得好成绩，都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赵运恒律师提出了“大辩护”的概念和辩护方法，在刑事辩护中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其经验总结通俗易懂，对业界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本书中，他从辩护人的角度讨论了一些有意义的话题，包括律师有无权利选择案件及当事人、律师的职业道德、对于程序辩护的思考等，为我们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观点。难得的是，他同时分享了许多辩护律师的实战经验，书中的内容既展现出作者专业的法律认知框架又兼具实操性，既体现了对于刑事领域的法治思考，也体现了刑事辩护的有效方法。本书对于专业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能提供职业的整体规划、专业定位和发展方向、辩护思维、企业合规建设，以及具体办案技能与技巧等方面有益的借鉴思路和启迪作用，对律师刑事辩护专业服务水准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这一个个精彩的刑辩故事读来发人深省、令人唏嘘，对普通读者同样有帮助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