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播音教育发展史

作者简介

马玉坤，播音名陈亮，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曾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组长、总编室副主任、专题部副主任、新疆经济广播电台台长、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等职。主编、出版北京市高校精品教材《广播播音主持教程》和《播音主持心理学教程》。参与起草制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资格考试--播音主持业务大纲》，编写《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业务》考试教材，主编全国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资格考试教材《播音主持专业理论与实践》。

内容简介

引言：播音教育与语言、传播、艺术及其他| 引言：播音教育与语言、传播、艺术及其他 播音与现代无线电广播同步诞生，可以说播音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因此，播音就同大众传播、同新闻学建立了天然的直接联系；播音是以有声语言——也就是口语——作为最基本的传播工具，但它以最古老的语言传播着现代文明。所谓最古老的语言，既是指具有几千年书写历史的汉语，也是指具有十万年以上历史的口语，《语言本能》一书的作者史蒂芬·平克认为，人类的语言必然经历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过程，时间大约是700万至500万年前，即人类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之后，人类开始有了“语言”。因此，播音就与语言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播音是运用有声语言来进行传播的，当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使这种传播更有效率、效果更好，使人的语音和表达的方法更具有技巧性和艺术性时，播音就与艺术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换句话来说，播音是以“说”，也就是口语的形态呈现的，因此，作为声音的艺术、表达的艺术，它就开启了对语音，对有声语言，对“说”的方式方法的讲究和研究。总而言之，播音，说到底是用口语、通过艺术的方式传播的文化，播音同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如何运用有声语言来传播文化成为播音教育的重要课题。由此，播音教育也就同新闻传播教育，同语言教育，同艺术教育，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拐点，这些拐点，有的是具有发展逻辑的，而有些则是莫名其妙的。就拿语言来说，从语言本身的“说”和“写”来看，虽然“说”（口语）的历史要比“写”（文字）的历史几乎长出十或几十倍，但是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语言的发展却拐向了“写”的方向，于是，“写”后来居上——从书写工具到文字的书写字体，从书写的各种内容到书写的各种文体，发展出了若干个文化艺术系列。如书写工具的“笔、墨、纸、砚”，书写字体的“行、草、篆、隶”，书写内容的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写作文体的“诗、辞、歌、赋”等，浩若星辰，蔚为大观。而“说”因为无法保存、无法跨越时空交流，则一蹶不振，几乎退出庙堂，退出社会语言运用的主流，隐居市井江湖了。这当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也基本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同样经历了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从文字符号的传播到图像传播，从影像传播再到今天的声音传播，无论从传播行为的本身来说，还是从传播研究的角度来说，无不经历了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过程，特别是在当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以有声语言表达为代表的声音传播，以其简洁、快速、准确、直接，情感化、个性化、人性化等一系列无可替代和比拟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学习、应用到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局面。可以预见，关于有声语言表达的声音传播的教育和研究，既是未来播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更预示着社会语言运用和人工智能语言发展的广阔空间。 从同是人类声音艺术的“声乐”和“有声语言”来说，声音艺术的发展同样拐向了声乐，经过几千年的创造、发展、完善，声乐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独特的、独立的纯粹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演唱方法和演唱技巧，还是灿若繁星的声乐演唱艺术家；无论是演唱的风格流派，还是丰富多彩的声乐艺术作品；无论是歌唱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还是声乐艺术教育、声乐理论研究、声乐艺术实践，都取得了系统的、全方位的、卓有成效的、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而有声语言，在经历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之后，在此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几乎被湮没。无论是在社会语言运用的主流范围内，还是在艺术表达的范畴之内；无论是在语言艺术运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语言艺术运用实践方面，都难觅有声语言表达的踪迹。有声语言似乎仅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交际范围，仅有限地存在于勾栏瓦舍、下里巴人之间，更遑论代表性艺术家、代表性作品、风格流派和理论研究。 但历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跨越千年，把历史与现实再一次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重新认识有声语言，重新认识声音的另一种艺术——有声语言表达艺术，进而重新认识语言及有声语言的学习教育。而播音教育就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在时隔近两千年之后，为历史也为现实补上了这一堂失落近两千年的“说”的口语语言教育课。播音教育既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专业和学科，又使我们跨越千年重新认识语言和语言教育，使语言从“说”的角度重新回到社会语言运用的主流地位，并且探讨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在语言学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理论体系，为有声语言表达创造建立了基本的标准、规范和实践范式，为今后在文字书写的“文体”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口语表达的“语体”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开端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第一编播音教育的学科历史渊源| ⊙第一编播音教育的学科历史渊源⊙ 播音，是现代广播诞生之后出现的一种运用口语——有声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创造性活动，如同声乐艺术一样，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用自己的声音创造的艺术形式。 播音教育，是对播音这一有声语言创作实践活动基本规律和特点的理论总结和系统的专业教育。简言之，播音教育是对如何运用声音——有声语言——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专业教育，是对声音——语音——的认识、理解和运用的系统专业教育。 声音，广泛地存在于大自然中，风声、雨声、雷声，以及其他的自然声响等，但它们都不代表任何的意义；声音，还普遍地存在于动物的叫声之中，龙吟、虎啸、狮吼、猿啼、小鸟啁啾、燕子呢喃等，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现实中存在的，这些叫声使得动物的声音具有了一定的、简单的意义。但是，由于动物四肢着地，在抬头观察前方的时候，嘴和喉头处于一条直线的基本状态，发声受到限制，因此，只能发出单调的声音，难以表达复杂的情感和内容。 声音，最终在人类成长、发展的呐喊声中，开始变得复杂、丰富、多彩，变得有目的、有内容、有意义、有情感。由此诞生了人类的语言——口语，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有声语言”。远古的先人把声音转换创造成了语音，以至于后人在给“语音”这个概念下定义时，依然下意识地在区分声音和语音的不同，并揭示了语音的本质特点：“由人所发出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声音叫语音。”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的最显著的标志。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出并最终发明和创造出语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人的直立行走。有专家研究认为：人类由于直立行走，使得口腔和喉头之间形成了一个近乎90度的角度，这就彻底改变了发声的环境和条件，使气流的呼出和声音的发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为发出各种代表不同意义的声音奠定了生理基础。从这一刻起，人类发出的声音便具有了具体的意义，并在发展中使声音具有了完整的、丰富的内涵意义和表达方法。 播音教育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强调内容表达的准确、规范，强调表达方法的丰富、多样，强调正确的创作理念，重视对内容的理解，重视表达的艺术性，重视传播的最终效果，并且强调和突出它的独立价值，强调理论话语构建的独创性和中国特色，因而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鲜明的文化价值、传播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首先，关于语言，前辈的专家学者从“写”的角度已做出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而播音则是从“说”的角度开始了近乎史无前例的语言研究和实践，并以此在国内外创造性地建立了以有声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中国播音学。其次，播音教育在时隔近两千年之后，重新开始了口语表达的教育，从“说”的方面补上了语言教育、语言学习、语言应用的另一面。最后，在现当代汉语规范化的建设发展上，在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上，播音及播音教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播音借助现代科技开启了声音传播——有声语言传播的崭新时代。首先，有声语言的真实感带来的直观性、感染性的传播效果，是文字、图像等传播所无法比拟的。其次，有声语言的优越性也是文字、图像等传播所无法比拟的。例如，不识字的文盲可以听得懂广播里的有声语言传播，这使得传播的到达率和传播范围大大增强和扩大。 从艺术的角度来讲，首先，播音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而是着眼于传播的效果，因此强调传播的艺术性，强调有声语言表达的创造性。正是从创造性出发，建立起播音有声语言表达正确的创作观念、创作道路、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创作目的等一系列创作要求，使播音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和学科发展起来。其次，播音作为有声语言的表达，为使传播效果实现最大化，就要从有声语言表达的方式方法上下功夫，艺术的表达就需要一系列方法和技巧的学习训练，这使得播音教育具有了艺术教育的特性。 因此，播音教育，不仅仅只是有声语言表达技巧的学习，也不仅仅是理解文本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学习。说到底，播音表达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播音教育是文化的教育。 第一章从语言“说”和“写”的历史发展说起 语言起源于“说”，发展于“写”，“说”和“写”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说”和“写”应该均衡发展，比翼齐飞，然而事实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说”和“写”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 第一节语言是从“说”开始的 人类的语言是从“说”开始的，“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和估计，人类使用口语的历史大约有八万—十万年。而考古学家从距今30万—10万年前的智人的生活遗迹考古发掘里，发现有巨兽的骨化石遗存，并据此推测如此巨兽的猎捕非群体不能，必须要有语言来进行指挥、沟通、协调，说明在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开始有了相对熟练的语言交流。也就是说，考古学家认为人类使用口语的历史至少应该有三十万年左右的时间。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语言的诞生，他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和人之间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这时候语言便产生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中共中央翻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0.这“非说不可”与“群体猎捕”既是生存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虽然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它至少已经说明人类运用口语的历史，至今已有最少10万年的历史。 虽然口语的历史要比书面语的历史长得多，口语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也要比书面语长得多，但它的发展毕竟受到许多制约，例如，口语只能共时地存在于一个时空中，交际交流的范围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例如，口语无法保存，不能跨越时空交流，更谈不上跨时空传播，等等。文字刚刚诞生的时候，由于书写的困难，口语的方便快捷、直截了当，鲜活的表达和生动的感染力，使它依然占有优势地位。但随着与书写有关的笔墨纸砚的发明和制造技术的快速进步，书写的方便和普及程度迅速提高，书写的语言可以保留和跨时空交流、传播的优势日益突出，口语的社会主流地位随之迅速下降，逐渐被边缘化，直至“开科取士”，官方制度性地确立了“书写”的正统地位，书写的语言迅速发展，而口语的“说”则几乎完全失去了官方和公共使用的地位。“说”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完全取决于技术原因：口语无法保留、无法跨时空交流和传播，而书写的文字既可以保留，又可以跨时空交流、传播，因而说出的话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而写下的文字则刻骨留痕、万世留存。由此，我们认为，所谓“重文轻语”并不是完全人为的结果，而实在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制约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当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也存在人为影响的因素，如开科取士等。 一、“说”的辉煌时期 “说”在经历了至少十万年之后，终于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被叫作先秦时期，在欧洲则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作人类的“轴心时代”，大约公元前2500年—2200年之间。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包含东西方在内的人类的原创思想都诞生在这个时期。在东方以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为代表，在西方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为代表。对于语言来说，这个时代虽然文字已经诞生，但是，由于书写的困难，口语依然独行天下，甚至独霸天下。因而，这个时代是口语表达的时代，是口语建功立业的时代，也是口语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口语最辉煌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当一部分人在吃力地往骨头上刻字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则坐着马车等交通工具，带着理想、带着学问、带着安邦定国之策、带着门生故吏周游列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向各国国君宣讲他们的思想、政治主张、改革发展大计。在那时，面对面地说，慷慨激昂；面对面地交流，唇枪舌剑。听一个人或激情四射，或苦口婆心，或据理力争，或滔滔雄辩地当面陈述，那思想的锐利、政治的智慧、语言的犀利、语气的铿锵、态度的诚恳、情绪的感染，远远要比看书面文字来得更直接、更有力、更能穿透人心。所以，“说”得好要远远优于“写”得好。孔子奔走列国之间，老子、庄子论道讲学，卫鞅与秦孝公连续畅谈三天三夜成就商鞅变法，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都是“说”的功劳。孔子“述而不作”，就是只说不写，而《论语》则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子们经回忆编纂而成的。此外，在《左传》《战国策》《国语》《晏子春秋》等先秦典籍中，也记载了大量关于“说”的人物和事迹，但是好景不长。从东汉蔡伦优化了造纸术，纸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普及程度也大大提高，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如，笔的改进等。短短几百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旷世书法家王羲之，诞生书法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纸的普及和大量运用。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发展进步。之后，随着开科取士制度的确立，“说”除了用于日常生活的交流之外，已经完全退出了社会主流，失去了官方语言应用的地位，几乎完全沉寂了。之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说”的记载和相关人物的记载，更没有关于“说”的研究。直到宋元话本说书及戏剧演出的出现，“说”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被屈指可数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 西方历史上口语的辉煌时代同样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时，几乎是每天早晨，在希腊城邦的街头，苏格拉底等先哲正在等待或者已经开始了热烈的、激烈的、充满智慧的辩论。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一书中写道：“苏格拉底是一位石匠的儿子，长相丑陋，嘴唇向外突出，鼻子扁平而上翘，大腹便便。……尽管出身卑微，苏格拉底仍然吸引了来自雅典名门望族的一小批弟子。他们对苏格拉底大为折服，将他尊为哲学英雄。苏格拉底会同任何人进行交谈。确实，他需要对话。……与苏格拉底交谈是一种令人烦心的体验。他的朋友尼西亚斯说，凡是能在理性上引起他共鸣的人，‘都有可能被他拉进辩论的漩涡……’苏格拉底形容自己是一个助产士：让真理在他的对话者心中诞生。”“与孔子类似，苏格拉底也是通过讨论来教育学生的……每个人都必须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探索对他来说什么是正义和善。在这样的竞赛中，他们会体验到一种启迪，使他们清醒地认识自己。”“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对话录的阐释充满了深切的感情，他在辩论的每一个阶段给思想以活力。……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我们可以感到苏格拉底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伯里克利的侄子阿尔基比亚德似乎爱上了苏格拉底，把他看作不可思议的人物。苏格拉底会在最令人意外的时候出现。他就像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小雕像，被旋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小神像。他就像森林之神玛耳绪阿斯，他的音乐使听众如醉如痴，渴望与神灵合为一体。但苏格拉底并不需要乐器，他的言语足以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每当我听他讲话时，我的心都会比处于一种宗教迷狂时跳的（得）更快，眼泪会夺眶而出’，阿尔基比亚德坦言。他在听叔伯伯里克利讲话时从未有过这种感受。当苏格拉底讲话时，他会使阿尔基比亚德‘深感自己的卑微’。苏格拉底是世界上唯一让他感到羞愧的人。苏格拉底看上去像个小丑，吊儿郎当，爱开玩笑，和年轻男子相爱，整夜饮酒。但是，阿尔基比亚德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在他严肃的时候把他的内心打开，看到里面隐藏的珍宝。但我曾经见过一次，并发现它们是那样的神圣、优美、奇妙，以至于，简单地说，我除了一切服从苏格拉底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苏格拉底的言谈使他的听众充满了像在酒神节入会仪式上一般的‘欢欣鼓舞’。听众感到‘狂迷’，仿佛濒于启蒙的边缘。”\\\\[英\\\\]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M\\\\].孙艳燕,白彦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319-324. 以上所引的几段描写，充分地说明：1.苏格拉底擅长口语表达，而且他口语表达的水平相当高超；2.苏格拉底善于通过口语表达传授自己的主张，并且说服对方；3.苏格拉底的口语表达，既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有抚慰心灵的魔力，像音乐一样潺潺流入心田，产生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还有就是，同孔子一样，流传至今的苏格拉底的著作，都是由他的学生及其他后人记录整理的。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辩论语言及其内容，给辩论者和听众留下了怎样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感人至深的印象，以至于过耳不忘，很久之后还能准确、清晰地回忆起来。 二、东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说”的不同发展 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说，口语在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中，曾经同步地发挥过建立人类的基本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使得口语的运用和口语的地位，在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口语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完全不同。 在西方，从古希腊城邦时代开始，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口语就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从苏格拉底的辩论，到议会的辩论，口语表达从个人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到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应用，历经两千多年传承至今。口语表达的传统，语言中“说”的能力的教育，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从个人的口语运用来说，在西方的教育体制中，关于口语表达的教育一直贯穿始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面对公众演讲的教育训练，因此，西方演讲学非常发达，关于演讲的研究著述非常多。国内的许多演讲学著述，最初也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从社会口语运用来说，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议会演讲、质询、辩论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从政能力是从面对公众的演讲开始的，演讲是一个政治家的基本功。大家熟知的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演讲，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演讲，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等都是生动的例子。 在东方的中国，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从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开始，虽然开启了高水平的口语表达时代，也积累了丰富的口语表达经验，并且也有对于口语表达的点滴理论思考，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制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使得口语的发展和应用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技术的角度说，于声音无法保留，极大地制约了口语的应用和发展，而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纸张运用的普及，书写越来越方便，写的功能和地位大大提高。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讲，从隋朝开始的开科取士的文官体制的诞生和建立，等于以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确定了“写”的正统和官方地位，从此，“写”正式代替“说”登上历史舞台中央，“说”逐渐退出了社会语言运用的主流地位，一直退到了语言最原始、最基本的交流、沟通的地步。 我们还可以从众多描写“说”和“写”的词语中，窥见古人有意或无意的褒贬倾向。关于“写”的描写，褒义词居多，如，妙笔生花、如椽巨笔、笔底风雷等，而关于“说”的描写，则贬义居多，如，油嘴滑舌、能说会道、鼓唇摇舌、口无遮拦、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等，这或许从某一个侧面，见证了“说”和“写”的历史现实地位。 第二节从“写”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发展 语言虽然诞生于口语，且延续的时间悠久而漫长，但语言真正的完善和发展是在文字诞生以后。下面我们从“写”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发展。 人类在使用了十万多年口语后，终于在八千年前发明了文字，然后又在两千一百年前左右发明了造纸术（灞桥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使纸的质量和产量得到了提高和扩大。毛笔，一般的说法是“蒙恬造笔”，事实上毛笔的起源要早于造纸术。又过了几百年，随着书写的越来越方便和普及，“说”和“写”的地位乾坤颠倒，随着隋朝的开科取士，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写”改变了语言存在的形态 首先，“写”固化了语音的表达，突破了交流沟通的时空限制，记录和保留了现实、思想和文化。文字的发明，使语言的发展发生了质的改变。随风飘散的口语，得以保留和固化。曾经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可以被保存，人和人、部落和部落之间扩大了交流，甚至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这种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奠定了“写”的坚实地位。“写”开启了语言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 其次，科学技术促进了“写”的发展，制约了“说”的进步。人类在“说”了至少约十万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写”的历史新时代，而这一变化是与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笔、墨的发明和创造，特别是纸的发明和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仅千年左右的时间，就确立了“写”的牢固历史地位。从东汉蔡伦改进和提高造纸术，纸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纸的应用得到普及，到“书圣”王羲之横空出世，中间只隔了几百年。与口语发展的至少十万年相比，几百年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 二、官方制度性的规定和引导 政治体制上，从隋朝开始确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的最高层面制度性地确立和保证了“写”的正统、官方和权威地位，保证了“写”的利益最大化，写得好就可以当官，就鸡犬升天。而对于“说”，从古至今的国家制度中、教育体制中、考试制度中都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没有明确的规定性要求。两千多年来，由于政府体制的保障——科举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使得书写的汉语或汉字得到全面发展，从此，引领语言文字发展的是“写”而不是“说”，“说”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了，退出了社会语言运用的主流地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交流工具。在中国，书写对语言发展的引领，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确立普通话为止，依然鲜明地表现出来。我们来看普通话定义的第三项“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依然凸显了“写”的规范和引领作用。但是今天，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随着传媒、通讯、交通的发达，有声语言的使用频率、使用范围，在社会语言运用中的地位、作用，在逐步提高，大有超越书面语言再次成为社会主流语言运用的发展势头。 三、与“写”相关的语言文化艺术形式 首先，从技术上来看书写材料的发展。从书写工具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技术上来说，几千年来围绕文字书写，我们发明、发现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这些书写工具又分别发展了不同层次、不同流派、不同质地、不同风格的品种，例如，笔，以湖笔最为著名；墨，以徽墨最为著名；纸，以宣纸最为著称；砚，以端砚最具价值。而这一整套书写工具本身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积淀了丰富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使其自身具有文化性和艺术性。例如，笔的制作材料有羊毫、兔毫、狼毫等的不同；砚，除了端砚之外，还有红丝砚、洮砚、澄泥砚等不同产地、不同材质，以及不同的制作工艺、风格特色等。 其次，从文字书写形式的角度看书法艺术的独特发展。汉字作为象形文字，表意为主，其自身所具有的形象性，书写过程中线条的曲折繁复，为其艺术性的创造发展带来了与生俱来的便利。从文字书写的角度来说，从点横竖撇捺的总结归纳，到字体结构的规范统一，我们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书法艺术，并形成了多种体式和流派，如，楷书、行书、行草、草书、大篆、小篆、魏碑体、汉隶等。同时还涌现了大批风格各异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张旭、米芾、黄庭坚等，他们的作品光耀千秋，他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书法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人类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最后，各种文体的发展和发达。从远古的歌谣，到先秦散文；从诗词歌赋，到戏剧小说，各种文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有文体学家研究，仅中国古代就有各类文体超过千种； 从文字表达的题材内容上来说，大到家国情怀、宇宙自然、英雄豪杰、亲情爱情，小到花鸟鱼虫、生活感悟、情趣爱好、诗酒茶饮，生活中所有的，无所不包，甚至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前人没写过的。 从作者来说，历朝历代的作者可以说是灿若繁星，数不胜数，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及现当代作家，星河灿烂；从作品类型和风格特点来说，有边塞诗、田园诗，有豪放派、婉约派等；先秦诸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等都青史留名，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起之秀。 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说，前人创作了浩如烟海的各类作品，历朝历代，诗词歌赋，经典名篇，多如繁星。先秦散文、两汉辞赋、唐诗宋词、元明散曲杂剧、明清小说等，数不胜数。仅保留至今的唐诗就超过五万首，宋词也超过五万首，更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各类作品；精品佳作不胜枚举，历朝历代的各类选本，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不仅引领和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以上，我们总结归纳了“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丰富多彩的发展状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语言的另一面“说”，或叫“口语”，或者用更有时代特色的说法，应该叫“有声语言表达”，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 “百年中国播音史”丛书先后于2021年成功申报了“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入选国家出版专项规划；于2023年成功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这是播音类图书第一次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