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历史实践（从康熙到路易十四）（精）

作者简介

刘星 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出版《法律是什么》《西窗法雨》等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内容简介

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 （一） 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连体一词的含义，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 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曾提到：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的，更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 自然，想象西方并不意味着仅仅树立西方的优势。“优势”的话语策略，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谋定展开的，因此，有时可能是相反的。作为对比，以及进而论证说明，我们可以注意稍早时期另外一位耶稣会士——利玛窦（M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 （一） 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连体一词的含义，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 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曾提到：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的，更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 自然，想象西方并不意味着仅仅树立西方的优势。“优势”的话语策略，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谋定展开的，因此，有时可能是相反的。作为对比，以及进而论证说明，我们可以注意稍早时期另外一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w Ricci）——对中国的恰与西方优势对冲的想象叙述。 就总体情况说，利玛窦在中国是相当顺利的，生活三十余年，终于定居京城北京，进入宫廷，博得皇帝垂青，取得合法传教地位，并且享有特殊待遇。于是，在自己的札记中，他赞扬性地描述过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说，就法定皇位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亲属而言，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亲属的另一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审讯和判决”。利玛窦同时提到，在中国“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家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此外，他还宣称：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 ……attew Ricci）——对中国的恰与西方优势对冲的想象叙述。 就总体情况说，利玛窦在中国是相当顺利的，生活三十余年，终于定居京城北京，进入宫廷，博得皇帝垂青，取得合法传教地位，并且享有特殊待遇。于是，在自己的札记中，他赞扬性地描述过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他说，就法定皇位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皇子或皇上的男性亲属而言，如果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和不是皇上亲属的另一个人之间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审讯和判决”。利玛窦同时提到，在中国“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家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此外，他还宣称：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 …… ◎消除误解、树立文化自信：近现代以来，中西之间是双向交流，并非人们一直认为的中国单方面地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作者有别于一般中西比较和历史比较，提出了新的思路。 ◎以“个案研究”为手段：从康熙、利玛窦等中西具体人物对法律的使用、翻译和交流实例展开，将法律放在社会环境、政治目的、历史事件等具体语境中讲述，更易于理解。 ◎贴近“日常话语”和“文化”：置身文化背景和日常生活，以社会学、历史学视角分析法律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生动具体，可读性强。 ◎曾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兼备，本次由作者亲自修订，更新了文献版本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