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及全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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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吴士存 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人。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现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美研究中心（华盛顿）学术委员会主席、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1993—2000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专家组成员参与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

内容简介

绪论 以非常之举做非常之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前景展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彰显新时代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决心的重大举措。海南自由贸易港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新形势等重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是我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比较而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具有腹地、政策、土地资源等叠加优势，为我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融入区域乃至世界发展格局创造了机遇，为海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提升也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但是海南也面临一系列内外挑战，海南唯有以非常之举行非常之事，方能实现自贸港建设的宏伟蓝图。 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时代背景 （一）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深刻判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运而生，将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同频共振、相互交织而影响，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对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综合的战略性判断，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8个维度的内涵：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及其影响，普通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对未来社会的塑造，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货币的发展演进趋势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国际体系的瓦解与重建，美国的制度衰落，中美博弈。以上8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当今世界各主要议题领域正在发生的某些“质变”趋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 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特殊使命。加快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引领我国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外开放进程中，赢得战略主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海南智慧”“海南经验”和“海南模式”，是海南必须扛起的责任担当。具体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该承担起以下使命和担当。 一是争做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开拓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按照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要求，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开放的形态，坚持“要素流动性开放”和“制度性开放”两手抓，为我国建立并引领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提供“海南方案”。 二是争做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着眼于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充分依托有利的地缘条件和全方位开放政策优势，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实施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谈判带来的机遇，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三是争做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几百年来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表明，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抓住科技革命的先机，实现经济、科技、国防等领域实力的迅速增强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的。从全球技术革命发展来看，信息、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等新技术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产业形态。从全球产业发展和价值链的最新趋势来看，服务业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以及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都在持续上升，以数据为标志的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着眼于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中国最高开放形态中探索并努力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领跑者。 四是争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践行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在“多规合一”、商事登记制度、极简审批、“证照分离”、设立法定机构等一系列成功治理实践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倒逼改革，突破利益格局的藩篱，用刀刃向内的精神破解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应提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突出整章建制和制度体系构筑，构建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市场准入、财税、产业发展制度体系，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和现代化。应以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加快建立完备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培育连接政府和市场的中介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创新，推出一批更具协同性、全局性、贯通性意义的创新举措，真正提高“放得开、能做到、管得住”的本领，全面提升行政管理、社会治理、风险管控、事中事后监管、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 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最大时代背景，面对世界众多议题领域正在发生的“质变”性趋势，海南探索建设中国最高标准、最高层次的开放形态，理应扛起相应的使命担当，成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 （二）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新形势 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踏步向前的重要途径之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既是深化国内改革的重要尝试，也是我国扩大开放的必然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把全面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翼”，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做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性安排。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促进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对促进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如下安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当前，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从国际视角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演进，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性增加，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从国内视角看，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过渡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亟待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改革，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全岛经济特区、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全岛自由贸易港是海南建省三十多年来的主要身份变化。这三个身份凸显了海南在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但是三个身份所凸显的核心意义在于海南的发展必须统筹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当前，海南从全国第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承担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高水平开放的经验探索，海南自贸港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承担压力测试等任务，积累高水平开放经验。二是制度集成创新的规则探索，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从要素性开放逐步过渡至规则和制度性开放。三是具有海南特色的产业开放体系建设的探索。四是城乡协同发展模式的探索，海南自贸港建设就是要在更开放的背景之下，统筹好城乡一体化发展。五是“内联外拓”新路径的探索，海南原产地规则、“零关税、低税率”等制度设计将在“内联外拓”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机遇 世界面临的大变局与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亟需全球治理的新观念、新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与共的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须在顺应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寻找新的机遇。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公开演讲中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在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在演讲中主张“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双多边国际场合再次积极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指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外交、自贸区战略等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致力于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我国面向东南亚的周边外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海南自由贸易港还是我国致力于打造的具有国际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在我国编织的自贸区网络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因此，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之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须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外交和自由贸易区战略带来的新机遇。 一是海南自贸港要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统筹推进海南自贸港这一我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全球开放治理新范式。 二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要积极探索区域合作新模式。以南海为核心区域，以海南为重要战略支点，率先探索以海洋为载体的区域合作新模式，是丰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内涵的重要举措，促进中国与东盟、太平洋岛国、印度洋地区国家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务实高效合作。 三是聚焦周边外交，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新动能。海南自贸港建设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首先，加快区域、次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使中国与东盟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其次，加快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优化地区资源配置，加速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再次，推动“泛南海经济合作圈”建设，促进中国—东盟深化南海海洋事务领域合作以及区域海洋经济融合发展。最后，助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重要贡献。 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优势和机遇 （一）主要优势 1.国内大市场优势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率先探索建设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背靠祖国大陆的天然优势，祖国的大市场、高效率的体制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和经济体量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达990865亿元，比上年增长6.1%，三次产业占比为7.1∶39.0∶53.9，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15505亿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9415亿元，增长5.8%，折合1381亿美元，增长2.4%。目前，我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GDP占全球GDP超过16%，我国还是全球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和全球第一大外资投资目的地国。此外，我国还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我国正在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靠内陆腹地、具有国际开放视野的海南很可能成为国内外产业链循环的衔接点，推动国内外两个产业链体系的循环提速。例如，海南可利用背靠祖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潜力，利用好原产地规则，成为连接国外优质企业与国内市场的桥梁。此外，海南还可利用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叠加跨境电商发展机遇和关税政策等优势，建成一个巨大的物流保税仓库，将自己打造成为服务全国的仓储物流业基地和跨境电商进出口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高地。 2.制度优势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制度优势是能够快速调动人力、物力、政策等各种资源，汇聚各种生产要素，调动各方积极性，快速推进自贸港的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在我国政治议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海南自由贸易港成立以来，中央决定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同志牵头海南自贸港建设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和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任副组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视与关心，国家可以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汇集全国经验与智慧，协调充分的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持。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作用还体现在中央对海南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为海南选调大量优秀干部参与自贸港制度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央颁布政策或调整国家法律在海南的实施、支持海南自贸港进行立法等措施。 3.面积优势 海南自贸港建设范围是海南岛全岛，有着3.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供开发建设。相比之下，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只有1106.66平方公里和724.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导致他们只能重点发展服务业。而海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相对多元的地理环境，有着更多的产业发展选项。 当前，海南正利用其广大的土地面积和多样化的发展环境，以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培育新经济、新业态，聚集人才和做大流量的示范区。目前，海南在全省设立了海口江东新区、洋浦经济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海南生态软件园等11个重点产业园区，作为2025年之前自贸港早期政策实施的主要承接地和先行先试的平台。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要求，海南将在园区内抓紧落实自贸港政策早期安排，进行压力测试，让园区成为承接自贸港政策建设早期收获的先导和主战场，从而快速提升产业的集聚度，夯实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基础。 4.政策优势 《总体方案》设计了“6+1+4”政策体系，从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关税等11个方面做了顶层设计规划，形成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比较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比较优势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对于新加坡和香港等知名自由贸易港的优势，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相比于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比较优势。 一方面，海南对香港、新加坡具有一定程度的税收政策优势。在关税方面，海南将对标香港和新加坡等先进自由贸易港，除少数特定商品以外，基本实现零关税的目标。但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方面，海南总体税率甚至要低于香港和新加坡（如表0-1所示）。 表0-1 海南与香港、新加坡个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海南在离岛免税购物方面对比新加坡和香港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从2020年7月1日开始，海南将离岛免税购物的额度从此前的每人每年3万元提升到10万元，除了手机单次最多购买4部、化妆品单次最多购买30件的限制，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并不限制具体类别商品的购买总数量。相比之下，新加坡可以为游客进行增值税退税，香港购物没有关税和增值税，但是我国海关规定，个人在入境时携带海外获取的、价值超过五千元的商品时都需要缴纳行邮税。目前，海南免税品价格也很有竞争力，例如，一部128G容量的iPhone11手机，大陆官网售价5999元，香港价格折合人民币5934元，而海南免税店价格低至5105元，比香港还便宜了14%。 另一方面，海南自由贸易港相比国内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更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和开放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总体方案》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和“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自贸港各项制度安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原则性、基础性的法治保障”。该法力度远超之前的“特区”“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为海南自贸港的特殊经济功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有利于实现高水平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目标。 二是贸易“零关税”。《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2025年封关运作前，将率先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三是实行简税制和低税率。《总体方案》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做出了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较为优厚的安排，为海南吸引人才，引进和培植市场主体创造了条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简税制”政策体系，更是有望将海南打造成为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开放的新高地。 四是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体方案》指出未来海关将打造一种简化“一线申报”、突出岛内经营自由的监管模式，并在洋浦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行后推广到全岛实施，实行便捷高效的海关监管，建设高标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将使海南在一线申报、经营自由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五是减少跨境服务贸易限制。《总体方案》提出建设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这将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的一个亮点，也是中国跨境服务贸易的第一张负面清单，有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高地。 （二）面临的机遇 1.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机遇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分析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做出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决策。尽管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在更大的开放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央致力于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其目的是要使海南自贸港在“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扮演一个枢纽性的角色，构建起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环太平洋、环印度洋国家合作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通道，打造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核心地带。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全球环境极大的不确定性，加速了传统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的终结。《总体方案》的实施，有利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好联结国内经济腹地，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成为中国联通世界、世界搭乘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载体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 2.海南自贸港在区域合作中面临新机遇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面向东盟地区开放的重要前沿，依托有利的地缘条件，海南自贸港可从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中获得新的发展力量。2003年，中国成为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首个非东盟国家，中国—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发展。政治方面，中国与东盟组织和国家均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并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双多边对话、磋商与合作机制，在区域秩序构建、合作机制建设、危机管控等方面不断取得具体成果。中国积极融入东盟一体化进程，在区域合作中始终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东盟各国均通过实际行动不同程度地积极参与其中。在防务安全领域，中国政府多年前就已表明愿率先同东盟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态度，2018年中国和东盟国家还首次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取得积极进展，明确了时间表和线路图，还就南海和平、安全与稳定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中国—东盟政治互信保持在高水平上，是海南自贸区（港）建设顺利实施的必要外部条件。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为海南参与区域合作、拓展市场腹地、以扩大开放倒逼制度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双方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2015年，中国与东盟签订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2018年，双方达成《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对彼此关系做出远景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稳步推进、“东盟+”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机制的创造也为双边关系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抓手和平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6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9.2%。中国连续11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上升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9年12月，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2369.1亿美元，2019年，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东盟是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仅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属维尔京群岛。2020年以来，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6846亿美元，同比增长6.7%。中国连续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从而实现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彰显出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强劲韧性。 东盟与海南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互补性强，是海南自贸港对外合作的首选方向。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大背景和前提条件，双方为增进双向投资、加强人力资源互、拓展市场网络而开展的合作使海南自贸港建设争取在较短时期内实现高水平的开放成为可能。 3.服务贸易发展新态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带来新机遇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方兴未艾，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和新行业不断涌现与发展，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度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1.2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5%。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0.5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22.2%。从增加值看，2018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4%，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8.5%。按服务贸易进出口排名，美国、中国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名。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41万亿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95万亿元，同比增长8.9%。传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60.4%，新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34.7%。 2016年以来，我国已推进两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经国务院认定，形成了包括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培育贸易新模式等5个方面29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20个“最佳实践案例”经验。2020年8月，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正式开启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此轮试点将重点围绕推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提出了122项具体举措，服务贸易数字化、多元化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对海南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指引。《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便利；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服务贸易模式下存在的各种壁垒，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服务贸易契合全球贸易发展新趋势，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路径，海南服务贸易发展必将跃上新的台阶。 4.海南对外开放水平的明显提升也将助力自贸港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海南从封闭落后的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中央又赋予了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30多年来，海南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最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其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升，取得了历史性的长足进步。地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77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5308.94亿元，增长了约68倍；进出口总额从1988年的6.65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905.9亿元（约133.2亿美元），增长了约19倍；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8年的1.28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5.23亿美元，增长了约11倍；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8年的826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1.98亿吨，增长了约23倍；国际友城数量从建省伊始的0个增长到2019年底的64个；国际航线从建省初期的0条增长至2020年的103条。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经济进步为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建省办特区30多年来，海南的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多项对外指标明显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海南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的地缘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重大利好，海南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互联互通水平明显加强，海南打造对外开放门户的基础得以巩固。这些机遇也定将帮助海南在新时期承接好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 三、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挑战 （一）外部风险剧增 纵观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港的诞生与发展演变历程，自贸港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重要产物。然而目前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即“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部分国家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冷战”思想，妄图与中国进行全方位“脱钩”。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给全球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具体而言，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思潮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为全球经济贸易合作蒙上一层阴影。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各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社会矛盾愈发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政府为了迎合选民、满足自身政治利益，对内不断鼓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危害”，鼓励制造业回流；对外则挑起贸易争端、提高关税壁垒、漠视与破坏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极大地扰乱了世界经贸秩序，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面对自身的相对衰落与部分新兴大国的崛起，一方面高举单边主义大旗，以不符合自身利益为由不断退出国际协议、干扰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行，在破坏多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不断宣扬“美国优先”“美国例外论”等单边思想。另一方面，部分国家积极渲染“新冷战”观念，试图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各领域与中国“脱钩”，妄图孤立中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是严重打击了全球经济活动，加剧了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面临4.9%的负增长，而中国将可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期间，部分国家采取单边主义、“以邻为壑、乘人之危”、将疫情政治化等消极举动。这可能促使部分国家反思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弊端与风险，迫切希望提升部分行业与领域的自主生产能力，这或将加剧全球产业链收缩。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我国外部市场可能将大幅萎缩，致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的大幅减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0年全球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将分别下降20%和40%，衰退幅度更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二）“低起点”与“高目标”的矛盾 国家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擘画了一幅高标准开放的壮阔蓝图，为海南设定了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贸港的宏伟目标。然而海南必须面对自身相对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作为相对独立地理单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海南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经济体量仍然较小。2019年海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约5309亿元，其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仅从1987年的0.46%增长到2019年的0.53%。从人均水平来看，2019年海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971美元，仅为全国人均值（1.03万美元）的77.3%，与同期香港4.8万美元和新加坡6.5万美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更是相去甚远。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海南总体财政收入较低，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反过来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增长。同时，相对较低的居民总体收入水平与高物价又限制了海南的社会整体消费能力，阻碍海南商业环境和商业氛围的培育。这些因素使得海南在过去难以吸引大量外来投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海南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2019年海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080亿元、1099亿元、3100亿元，三次产业占比为20.3∶20.7∶59.0。海南第一产业比重偏高，农业品牌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偏低。在第二产业领域，取代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发展新动能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培育仍不充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缓慢，产业布局不尽合理，尚未形成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集聚。由于海南缺少工业化过渡阶段，大量剩余劳动力囤积在第一产业中，导致第三产业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现代服务业占据比重较低，服务业领域产业层次偏低，发展相对乏力。 海南作为岛屿经济体，地理区位相对独立，交通瓶颈对发展的制约较为严重。海南对内地的经济依存度约为70%，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人员交流主要通过航运与空运进行，其规模和效率都十分有限。其中，琼州海峡轮渡承担了海南90%以上的生活物资和约三分之一的人员运输量，然而每年却有约30天时间由于大雾和台风天气难以通航，也愈发难以承担物流人流增长带来的高负荷。交通不便严重推高了海南经济发展的物流成本，阻碍了海南与内地和海外的联通，导致海南缺乏广阔经济腹地，市场规模狭小，甚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岛内部分群众的“岛民心态”，限制了发展思维。 （三）制度创新压力加大 制度创新是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引擎动力。自2018年以来，海南已经形成8批85项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案例，推动了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优化与提升。然而随着自贸港建设任务的深入推进，开展制度创新的制约因素逐渐显现，海南一定程度上面临创新“天花板”和诸多挑战。 一方面，海南制度创新的难度在不断加大。创新难度小的“低垂果实”已被摘下，而难度大的创新面临法律调整滞后、政府部门授权不足等问题。尤其是海南在与中央事权、财权的配置和安排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自主管理权限不足严重限制了海南发挥制度创新的能动性。例如，海南若想出台贸易自由化改革措施，50%以上需要中央审批；财税方面改革创新举措则百分之百需要中央财政、税务、海关部门审批。同时，海南每年财政支出约60%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因而在财政事项上也被中央严格控制，难以自主运用财政手段开展改革创新。 另一方面，海南制度创新协同性、集成度不够，“碎片化”和“重复化”频繁显现，部分政府部门的政策之间存在“蜂窝煤”现象。在中央为海南制定了《总体方案》，并积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顶层设计出台的情况下，海南的政策落地配套还有待加强，部分落地政策受到固有行政化思维影响较大，专业性不足。这些都影响了海南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诸如商事主体注销“一网”服务、琼港澳游艇自由行等创新举措在推出以来仍面临操作难题，实际效果不明显。 此外，海南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执行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南改革历程中经历的多次曲折坎坷与失败导致部分干部对制度创新存在抵触和厌倦情绪。同时，缺乏法治化、规范化的容错纠错机制和合理的激励制度也使得许多领导干部既承担较大压力，又缺乏充分动力，不能或不敢放手创新。还有许多干部对政策内涵理解不充分，又缺乏在自贸区等改革创新强度大的领域工作的经验，而建设自贸港可借鉴的国内先进经验较少，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干部在落实与执行创新政策上存在较大难度。 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大力弘扬“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 大力解放思想，发扬“敢闯敢试”精神，使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浦东、深圳蛇口等地正是依靠思想的大解放，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创造了“浦东速度”“蛇口精神”。最近，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强调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海南建省以来，也正是有赖于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曾经创造过不少的全国第一。比如，海南率先建立起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最先提出和践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 实施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新时期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全局的重大国家战略。在这一进程中，海南仍要高举“思想再解放、大解放”的旗帜，对标国际最高开放标准，瞄准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勇于尝试和借鉴，敢于试错，打破一切不适应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度桎梏和壁垒，力争在涉及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管理和标准等制度性开放领域取得新突破。 （二）破除交通瓶颈制约 尽早启动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再论证、再研究，破除制约海南自贸港流量和与腹地交流的唯一“瓶颈”。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和海底隧道建设工程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琼州海峡跨海工程“硬连接通道”建设不仅具备了工程技术、经济社会效益上的可行性，而且具有独特和强大的政治昭示意义。“跨海隧道工程”将提振新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信心，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并带动粤西和环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形成“琼州海峡经济带—雷州半岛—北部湾城市群”新经济增长极，连接“西部大开发”与“粤港澳大湾区”，从根本上解决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流量不足和腹地受限问题，将海南融入我国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挖掘内需潜力，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建议由国家发改委或交通运输部牵头就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技术评估方案、投资和运营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论证。“跨海隧道工程”可采取灵活多变的筹资方式，如发行特别债券甚至联合社会资本等，尽早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力争在“十四五”后期或“十五五”前期启动项目实质性建设，并于2030年前后建成通车，以避免因琼州海峡航运交通在2035年达到科学预测显示的运量饱和状态而钳制自贸港的建设与发展。 （三）差异化定位与协同发展 找准自身独特定位，实现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要处理好与自己仅有一海峡之隔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着眼于打造世界级湾区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注重区内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创新策源地。而海南自贸港聚焦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发展的制度化探索和建设。二者在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基础禀赋上均有较大差异，互补性远大于同质性，因而可以形成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两地之间可参考如下方式加强对接联动。一是推进两地之间互联互通，共同推动琼州海峡“跨海隧道工程”等交通通道建设，加强货物、人才、技术在两地之间的便利流动。二是推动两地产体系的对接协作，如加强制造业领域发展经验与技术共享、形成产业链延伸互补等。三是促进两地在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领域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如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深厚优势，为海南自贸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提供宽领域、高层次的金融、贸易、物流、咨询、法律等多方位服务，形成两地合作共赢。 （四）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建立法治化、规范化的自贸港容错纠错机制，保障主观上为探索和创新而“试”和“闯”的人无后顾之忧。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为改革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劲头。 海南自贸港建设应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试错是创新的必由之路，自贸港的管理者可能会因没有创新的先例遵循或缺乏经验而导致创新成果未达预期或出现失误，或是在加快项目落地、提高办事效率的过程中出现偏差与失误。但由于容错纠错机制的缺失，许多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建设者都因担心工作出现“失误”得不偿失而缩手缩脚，不能或不敢放手创新。 为此，海南应加快建立法治化、规范化的容错纠错机制。一是明确和适当扩大机制的适用对象，将所有履行特定政府管理职能的政府和政府授权的相关事业单位（或者法定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包含在内。二是构建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在区分立法性失误和执行性失误的同时，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和明确容错纠错的具体适用范围。三是以市场化手段妥善解决创新工作失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如为管理者购买商业责任保险分散创新带来的经济风险。四是用好监督手段，以合理、合法、人性化的监督方式保障被监督部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妥善解决与纠正创新过程中的失误。 （五）风险防控关系到自贸港建设的成败 构建强大的风险防范与化解体系，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位置，中央也始终强调海南自贸港在“管得住”的基础上才能“放得开”。改革开放的空间有多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风险防范的能力有多强。自由贸易港不是无限制无原则的“自由”，在对接国际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也应把控节奏、加强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为此，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首先应该牢牢把握底线思维，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稳步推进自贸港建设与制度创新的各项工作。同时，要开展常态化评估工作，及时纠正与探索创新中可能出现的错误，确保自贸港建设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在确保各类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的前提下，在贸易、投资、金融、网络与数据安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建立起牢不可破的、符合海南自贸港特点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监管配套措施，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共同应对税收征管、人员流动、卫生防疫等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六）创新财力支撑方式 争取上调海南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或发行“海南自贸港建设债券”，为自贸港建设发展提供强大财力支撑。海南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总体财政收入水平长期较低。财政收入不足长期困扰海南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修建与更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南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缺乏活力与动力。增加海南地方债务与发行债券是破解这一怪圈、满足自贸港建设庞大资金需求的可行手段，也可遵循国家对雄安新区等重点建设地区单独核定债务的先例。 海南可向国家申请单独核定5年用于自贸港建设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000亿元，或由国家发行专项的自贸港建设长期债券，利用国家信用降低融资成本，未来由海南偿还。此外，海南或可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在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短期债券，而后可考虑发行长期债券，作为对一般财政来源的补充与支持。 （七）加快自贸港法立法进程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特别是自贸港建设的当下，更加凸显法治建设与法治保障的重要性。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败从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营商环境的优劣。营商环境好了，企业和人才就纷至沓来，营商环境如果不尽人意，那企业和人才就会远走他乡。所以，营商环境的重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显而易见。从借鉴国际惯例和别国成功经验的视角来看，法治正是营商环境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法治建设还是制度创新的核心，也是确保制度创新成果落地和避免制度创新“碎片化”的根本。 为确保自贸港建设的活力、定力，建设与自贸港相适应的法治体系，应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进程。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学配置立法资源，缩短立法周期，避免出现长时间上位法缺失的现象。为确保海南自贸港建设在起步阶段即有法可依，可考虑采取海南自贸港法仅在顶层设计层面作原则性规定，后续再出台实施细则和阶段性修法的立法模式。二是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积极稳妥地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在海南自贸港法出台前，省人大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特区立法权基础上对海南进行立法授权，明确立法权的效力等级和立法权限范围。海南可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授权和实际建设需要，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对重要商事法律制定实施细则，做到市场主体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率先与国际接轨。制定海南版的《公司法》《合同法》和《破产法》实施细则。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海南唯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建功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时刻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以“拼命三郎”的实干精神，以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以非常之举做非常之事，脚踏实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推动自贸港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方能交出一份不负使命重托、不负时代要求、不负全国人民期待的合格答卷。 自由贸易港时代，如何抓住下一个跃升发展的机遇？ 本书硬核解读“双循环”新格局下的海南机遇，把握“十四五”规划中的发展战略强信号，并得到迟福林、彭森、 宋晓梧、曹远征、张湧联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