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雷大桥

作者简介

（美）桑顿·怀尔德 著 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是一位享誉美国文坛的小说家和戏剧家，是美国文学史上唯一同时荣膺普利策戏剧奖和小说奖的美国作家，并获颁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小说类金奖，以及美国最高荣誉的文职奖章总统自由奖章。作为剧作家，他更是与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齐名，并称为美国四大现代戏剧家。桑顿·怀尔德是美国现代戏剧的灵魂人物与先驱，被誉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后一位寓言家”。他也是一位美国老派的乐观主义者和提供娱乐而毫不说教的作家。在戏剧作品中，怀尔德善于运用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以此展现平凡中存在的威严与幸福。同时，他打破传统戏剧的情节三一律，采用静止地叙事，充满现代性，他的艺术实践为现代戏剧拓展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怀尔德家族与中国缘分深厚。他的父亲曾任美国驻华总领事，怀尔德曾在烟台念过书。因此，他的作品中常常展现出带有中国气息的哲思，如因果、平凡是真、活在当下。 但汉松 译 但汉松，1979年生于湖北咸宁，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南京大学英文系，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和书评写作，译有托马斯？品钦的《性本恶》，书评散见于《书城》《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目前主要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从事“读读小说”专栏的写作。

内容简介

前言 桑顿·怀尔德的《圣路易斯雷大桥》是我们在美国文学中所能寻到的最接近于完美的道德寓言。它写于“喧嚣的二十年代”末尾，作者当时不过三十出头，但这本书表达了一种精巧的普适之理，对永恒元素的运用很巧妙，读起来让人感觉十分古朴雅致，甚至有点儿《圣经》的味道。直到今天，我们读它时还是会颔首赞许，并惊叹于它描述人类自身的神奇能力。它所讲述的，既是对我们而言本质的东西，同时又专属于我们的时代。你只要想想这部小说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按怀尔德自己的说法，可以简单表述为：“在个体的意志之外，生命是否有方向和意义？”这也许是我们能够去探究的最为宏大，同时也是最为深刻的个人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定义了我们作为人的身份。 小说从1714年7月20日的中午开始，当时有一座利马和库斯科之间的桥（“全秘鲁最好的桥”）莫名其妙地垮塌了，五个恰好在那时从桥上通过的人径直坠落身亡。“这桥似乎是一个永恒之物，无法想象它居然会垮。”一位信仰虔诚却又怀着形而上焦虑的圣方济会修道士正在当地传教，他的名字叫朱尼帕，目睹了桥的垮塌，并立刻对这个事件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那五个人身上？”他坚信一切意外都不过“全然是上帝的行动”，所以他要对这五个人进行细致的科学调查，然后揭示为什么是这五个人死，而不是那些在彼时可能往返利马的另一些人。他决定彻底清查与他们相关的事实真相：“他认为在同一个事故中看到了邪恶之徒被毁灭，而善良之人被提前召到天国。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傲慢与财富被混淆在一起，这是给世人的一个教训。他认为自己看到了那些谦卑得到了嘉赏和回报，因为它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荣光。”朱尼帕修士对“那些人的生活真相”的追寻，将会变成一位虔诚基督徒对上帝意志的科学调查，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向他的新信徒们（“那些可怜而顽冥的皈依者，他们迟迟不肯相信那些加诸生命里的痛苦其实都是为了他们好”）证实，我们的命运是被上帝所操纵，所以无论一切事物看上去有多么像是偶然、混沌和苦难，它们——甚至连那似乎纯属偶然的垮桥事件——都含有神圣的目的。 随着他调查的推进，我们最终了解到那五个生命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他们是一些复杂有趣，但又非常人性化的人物混合体。尽管是五个人，但他们暗指着整个社群，甚至也许是全人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时至今日仍要读这本书，并认为它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原因之一。我们首先读到的是一个叫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的丑老太婆，这个孤独的寡妇与自己亲爱的女儿克莱拉永远都难以亲近。为了逃离母亲那令人窒息的爱，女儿远走西班牙，嫁给一位伯爵。女侯爵总是情难自控地讨好女儿，给她写了一堆篇幅冗长、语言华美的书信，从这些信中表现出的是一个工于心计、自怜自艾的孤傲之人，虽然后来我们对她性格的了解会大大超过这些。其实换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会如此：假如我们的私密生活被探究和了解得足够深，我们的形象也不会因此比最初印象变得更好或更坏，只是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神秘。 和女侯爵同时坠亡的，是忠诚服侍老妇人的女仆。这个女孩是个孤儿，在修道院长大，名字叫佩皮塔。与她一道死的，还有一个年轻男子伊斯特班，他正因为双胞胎兄弟的过世而备感绝望，并在不久前试过自杀，后来又勉强决定去海上跑船来重新开始生活。在那个致命的晌午一同过桥的，还有皮奥叔叔。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丑”，是精通文墨的戏剧迷，还是金盆洗手的探险家。他把生命中的漫长岁月都奉献给了一个叫卡米拉·佩里绍莱的秘鲁著名女演员，不仅培育她成才，还保护供养她。那时这个女演员已经退休，在乡间隐居。与皮奥叔叔一道的是个叫杰米的男孩，他是这个著名女演员的儿子，被托付给老人带回利马接受教育，就像他妈妈多年以前那样成为皮奥叔叔的保护对象。还有很多值得记住的小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极好：伊斯特班自杀时救了他一命的跑海船的船长，让卡米拉·佩里绍莱当了他情妇的奢靡逸乐的秘鲁总督，救助孤儿（包括佩皮塔和伊斯特班及其双胞胎兄弟曼纽尔）的女修道院院长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但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和朱尼帕修士逐渐了解得最深入的，还是这死去的五个人。朱尼帕修士是我们天真而又不太靠谱的替身，而他和我们必须去细致探究和思考的，就是他们的命运。他的调查就是我们的调查。但是，他的结论却不是我们的结论。他的那些结论被裁定为异端邪说，他将因为得出这些结论而受到可怕的折磨。 小说隐而不显的假设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遭遇那座让五人坠入深渊的垮塌之桥。据怀尔德说，小说外部情节（虽然它的情节性确实不强）的灵感是来自“普罗斯佩·梅里美的一部独幕剧，它发生在拉丁美洲，其中一个角色是宫中情妇”。他接着说：“但是，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即如何理性面对垮桥事件中那些罹难的生命），其实来自我和父亲的一些友好争论，他是个严苛的加尔文教徒。”这种争论正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时会有的，尽管可能并不总是那么一团和气，如果不和信加尔文教的父亲或耶稣会的朋友争论，那可能就是跟自己。我们知道的是，这样的争论通常会让我们要么更为固执地确定自己的信仰，要么就是机械地背诵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 但正如朱尼帕修士所指出的，“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存在的沟壑，比人们通常料想的要大”。在两者之间的鸿沟里，厚厚地堆积着一层层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奥秘。假如我们打算穿透这层层的奥秘（别忘了，这正是每一个严肃小说家的终极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像怀尔德在一次访谈中说的那样，“正确而清楚地提出问题”。当然，这就意味着在问“什么是人生存在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问人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和所有伟大的道德寓言一样，这正是《圣路易斯雷大桥》所提出并回答的问题。如果说这部小说尚不能穿透那个鸿沟并抵达那个终极而本质的奥秘，至少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它了。 几千年来，那些追寻这类终极问题的读者都会在道德寓言中寻找答案。它的形式结构、修辞比喻和文体习规以自然而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将这些问题戏剧化并做出回答。这种回答不仅应该从哲学上讲是可信的，而且应该在个人的入世体验中经得起证明。《圣路易斯雷大桥》既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寓言，也是一部典范之作。在现代社会，更多时候会是诗人（而非小说家）去选择这种形式。在小说家当中，只有纳撒尼尔·霍桑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的道德寓言达到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和哲学水准。 这些作品的古旧风调其实是有讲究的，因为它让人们可以立刻从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抽身而出，飞升到那个古老而遥远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思考一些终极意义的问题。这也许是寓言的必要元素。我们从一个真实可及的世界出发，但却是为了离开它。《圣路易斯雷大桥》的第一句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史实：“1714年7月20日周五中午，全秘鲁最好的一座桥断了，五位旅者坠入桥下深谷。”但是当我们读完整段话，就已经被带到了殖民地时期的秘鲁，被带到了安第斯山脉，到了遥远的首府城市利马，在那里宗教裁判所和西班牙征服者留下的余烬还在冒着白烟——对他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奇特而陌生的异域，怀尔德本人直到1941年才去过那里。 在有些方面，本书的语言显得有些古旧，虽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过时。阅读此书，就仿佛它是刚从18世纪西班牙语编年史中翻译过来的，而其原作者的文体风格是那么曼妙明晰。怀尔德的句子很典雅，但绝不自傲；很精巧有衡，但绝不矫揉造作；意义隽永，但却不累赘繁复。它们在句子构成和措辞上更加接近于霍桑的文字，而不是那些与怀尔德同时代的名人，如海明威，因为她这种人都执迷于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还要等到几个世纪以后。她致力于对抗时代的顽疾，渴望能赋予女性一丝尊严。夜深人静时，当为修道院算完账，她就会产生一种疯狂的幻想，希望女同胞哪天能够组织起来，保护她们自己，无论是在外旅行的还是做仆人的女人，无论是年迈的还是生病的女人，无论是她在波托西的矿井里见到的还是在布商作坊里工作的女人，抑或是她在下雨的夜晚从门口收养的那些女孩。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往往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秘鲁的女性（甚至包括她手下的修女们）在生活中都抱着两种想法：第一，她们生活中遭遇的所有不幸，都仅仅是由于她们还不够有魅力，不足以吸引住男人来养活她们；第二，若有了他的宠爱，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就都值了。她并不了解除了利马城之外的任何地方，但她认为这里的腐败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状态。若从我们这个世纪来回顾这些，就会发现她的这些希望有多么愚蠢。就算有二十个像她这样的女人，也同样会失败，那个时代不会受到她们的丝毫影响。但她还是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她就像童话中的燕子，每隔千年就衔来一粒稻谷，希望能借此堆成一座通往月亮的高山。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固执地搬运着稻谷，从旁人的讥讽中获得一种快乐。“他们穿得真古怪！”我们说，“他们穿得真古怪！” 她朴实的脸上写满了仁慈，但比仁慈更多的，是理想主义，比理想主义还要多的，则是她作为当家人的责任。她需要工作，要维持医院、孤儿院和女修道院，还要在紧急情况下外出救人，所有这些都要用钱。没有人比她更渴望纯洁的慈善，但她有职责在身，为了当好领导者，必须要牺牲自己的仁慈甚至是理想主义。她需要从教会高层那里获得资助，这得花费极大的气力。利马大主教（我们后面会说到他一些好的地方）对她恨之入骨，觉得自己若能不再与此人见面，那就是晚年的莫大安慰。 近来，她不仅感到了这个旧时代对她公然的敌意，还感到了更严重的威胁。她感到浑身上下一阵恐惧，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她的事业。秘鲁还有谁像她那样珍视这些事情？有天早晨，她起床去医院、修道院和孤儿院做了一番简单的巡视，希望能发现一个人，并将之培养为继任者。她扫视着那一张张空洞的面庞，偶尔会驻足端详，并非是因为她有所确信，而是出于某种希冀。在院子里，她恰好碰见了一群女孩儿在做布。她的目光落在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此人一边指挥别人在木盆边干活，一边还和她们绘声绘色地讲着利马的圣罗撒 那些匪夷所思的奇迹故事。于是她就选定了这个叫佩皮塔的女孩。任何时候要想培养一个伟人都是件难事，但在修道院里，为了避免众人的猜疑嫉妒，这一切还必须悄悄进行。佩皮塔被派去做修道院里各种最苦的差事，但她通过这些工作，逐渐熟悉了修道院的管理。她陪着院长外出旅行，哪怕她的职责不过是看管一下鸡蛋和蔬菜。院长会随时随地、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她眼前，与她促膝长谈，不仅仅谈宗教的体验，也谈如何管理妇女、如何规划传染病房、如何获得布施。为了培养她当好接班人，院长还交给佩皮塔一个疯狂的职责，那就是去给玛丽娅夫人当侍从。起初两年她还只是隔三岔五在下午过来，最后就干脆住在府里了。从来没有人教她去期待什么幸福，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来说，这份新工作的诸多不便（更不用提那份担惊受怕）似乎也还能吃得消。她确信修道院院长会一直在那儿庇护着她，会体谅到这其中的辛苦，不会让过大的压力变成一种伤害。 对佩皮塔的考验有些是身体上的。比如，家里的仆人会利用玛丽娅夫人身体不佳而作乱：他们打开府邸卧室给亲戚住；他们随意盗窃。佩皮塔会独自对付这些人，并因此遭到各种刁难和捉弄。而她精神上也要面对相似的痛苦。当她陪着玛丽娅夫人在城里办事时，这位老妇人会一时心血来潮地冲进教堂。虽然她已经失去了信仰，但仍寄希望于宗教的魔力。“你在有阳光的地方待着，我亲爱的孩子，我不会太久的。”她说道。然后，圣坛前的玛丽娅夫人就会沉浸在自我幻想中不可自拔，最后从偏门离开。佩皮塔是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一手养大的，她懂得近乎病态的服从。当过了很久，她鼓起勇气走进教堂，发现女主人确实已经不在的时候，她还是会回到街上等，直到太阳落山，暮色降临。她就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等着，小女孩儿的自尊心因而备受折磨。她还是穿着孤儿院的制服（如果玛丽娅夫人真的懂得体贴，肯定会想到给她换身衣裳），恍惚中感觉到街上的人似乎都在盯着她看，并且窃窃私语——这些并非总是幻觉。有些时候，玛丽娅夫人会突然意识到她的存在，然后温柔风趣地和她聊天，短暂地展现出那些书信中优雅动人的一面；到了第二天，她又会变得郁郁寡欢，虽然还不至于刻薄，但也是一副不近人情和熟视无睹的模样。这些同样让她的心灵备受煎熬，佩皮塔刚刚萌发的希望和对爱的渴求就受到了伤害。她在府邸里悄悄地走来走去，一言不发，充满困惑，完全靠着责任感和对“宗教母亲”（也就是送她到这里的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的忠诚在苦苦支撑。 “我亲爱的母亲，”“天气非常折磨人，而果园和花园到了开花的时候，这更让人受不了。如果花朵没有香味，我倒是能够忍受的。所以我得请您原谅这封信要比平时短。假如文森特在邮船离开之前回来，他会很乐意再补上几笔，向您讲讲那些您爱听的琐事。我这个秋天不会按原计划去普罗旺斯的格里尼昂了，因为我的孩子会在十月初出世。” 什么孩子？女侯爵倚着墙。克莱拉已经预见到这个消息会让母亲激动到难以自持，所以就想方设法以一种随便的口吻来宣布这个消息。这个办法并没有奏效。结果就有了著名的第四十二封信。 现在女侯爵终于有盼头了：她的女儿将成为一位母亲。这件事让克莱拉感到很无聊，但却让女侯爵夫人操起更多的心来。她搜罗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窍门，在城里四处寻访那些有经验的老妇女，然后把新世界的各种民间智慧一股脑地倒在信里给女儿看。她变得极度迷信，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开始讲究各种不入流的禁忌。她不允许在家里打结，女仆被禁止编辫子，她还在身上弄一些古怪的符号以保佑平安分娩。她在楼梯的偶数台阶上标出红色粉笔印，有个女仆因为不小心踩上了一节偶数台阶，又哭又喊地被逐出家门。克莱拉的命运就这样交付给了邪恶的自然，大自然有权向她的孩子加诸最可怕的捉弄。世世代代的农村妇女们发现，若想心安，就要照规矩来，以求大自然的善待。无数人可以做证，这个办法还是可信的，至少没有什么害处，而且可能会有好处。但是女侯爵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异端的仪式，她也研究基督教的各种规矩。她半夜里起床，蹒跚着走到街上，参加最早的弥撒。她疯一般地抱住圣坛的围栏，想从那些华丽的小雕像里得到启示。只要一个启示，一个鬼魅的微笑，或是看到蜡像悄悄点一下头。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吗？最最仁慈的圣母，一切都会好吗？ 很多时候，在一天的疯狂祈福之后，她会感到一阵子厌烦。大自然是听不到的，上帝也是麻木不仁的。人没有什么力量去改变自然规律。于是，她走到某个街角时会停下脚步，感到绝望所带来的眩晕，然后久久地倚着墙，只因在这个世界看不到任何的定数。但没多久，她内心深处又会升起对那伟大的“可能性”的信仰。于是，她赶紧跑回家中，重新点亮女儿床上的蜡烛。 最后，她要去完成秘鲁家庭在孩子出世前的最重要仪式：去克朗布卡圣母院朝圣。假如虔诚信教有什么功效的话，那肯定就体现在去这个伟大圣地的朝拜上。这个地方对三个宗教而言都是神圣的。甚至在印加文明衰落之前，人类就已经抱着石头，用鞭子抽打自己，以恳求上天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女侯爵是坐椅轿上去的，她穿过圣路易斯雷大桥，翻山越岭，慢慢走着，慢慢笑着，前往这个大肚子女人的城市，前往这个静谧的小城。此处空气清新凉爽，如流往喷泉的溪涧一般。在这个城市里，钟声不绝，互争高下，却温柔悦耳，悠然和谐。如果说在克朗布卡有什么令人失望的地方，那就是哀伤会被安第斯山脉的巍峨所稀释，会被街头悄然流动的欢乐所淡化。女侯爵刚一眺望到这个坐落在最高峰脚下的小城，看到它白色的围墙时，她那转动念珠的手指就停了下来，嘴唇间紧张忙碌的祷告也戛然而止。 她甚至没在旅馆下车，而是让佩皮塔去安排住宿，自己则直接去了教堂，长久地跪在那里，轻轻地拍打着双手。她正在聆听自己心中涌起的又一拨断念。也许，她应该学着让女儿和她自己的神去自行其是。穿着棉衣的老妇人在旁边窃窃私语，她们是卖蜡烛和纪念章的，从早到晚谈的都是钱，但玛丽娅夫人并不介意。她甚至都没有被教堂司事所打扰到，此人是负责收费的，总爱多管闲事，借口说要修地板上的木条，要求她挪地方。于是，她走到阳光下，坐在喷泉台阶上。她看着那些残疾人绕着花园列队缓行，看着三只老鹰在天空翱翔。在喷泉边玩耍的孩子们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警觉地走开，但一头美洲驼（是母的，脖子很长，眼神温柔而恬淡，背着一个对它而言非常沉重的毛斗篷，步态优雅地走下望不到头的台阶）走了过来，把它那柔软的裂鼻伸过来，让玛丽娅抚摸。美洲驼对周围的人非常感兴趣，甚至喜欢假装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凑到谈话的人群当中，仿佛她不久就会提高嗓门，发出一两句平淡但却管用的评论。玛丽娅夫人不久就被很多这样的姊妹围了起来，她们似乎要开腔问她为何如此拍掌，问她那个面纱是多少钱一米买的。 玛丽娅夫人交代了身边人，所有从西班牙寄来的信件都要经由特别信使立刻带到这里。她从利马到这里，一路走得很慢，所以当她坐在广场上时，一个她农场里的男孩儿跑了过来，递给她一个大邮包，上面裹着羊皮纸，还挂着几块封口蜡。她缓缓打开信封，先故作镇定地读了女婿写来的一封充满关爱和诙谐的短信，然后再读女儿的来信——里面说的，都是些冠冕堂皇但却伤人心肺的话，她女儿之所以要这么写，也许就是为了显示折磨母亲的纯熟技巧吧。信中的每个词语都映入了女侯爵的眼帘，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用理解和宽宥将这些伤人之语包裹起来，让它们沉入自己的心中。最后她站起身，温柔地驱赶开那些同情她的美洲驼，带着肃穆的表情又重新回到教堂里。 玛丽娅夫人把下午的时间都耗在了教堂和广场，而佩皮塔则留下来准备她们的住宿。她告诉搬运工如何摆放那些大的柳条篮子，然后把祭坛、火盆、壁毯和克莱拉的肖像从行李中拿出来。她跑到厨房，仔细交代厨子如何准备一种特殊的粥，女侯爵就以它为主食。然后她回到房间里等着。她决定给修道院院长写一封信。她拿起鹅毛笔，犹豫了很久，嚅动双唇，凝视远方。她看见了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的脸庞，如此红润而干净，还有她那双明亮的黑色眸子。她还听见了她的声音，就是在晚饭（孤儿们坐在那里，双目低垂，两手叠放在一起）结束时，她总结一天事务时的声音，抑或是她在烛光下，站在医院病床旁，宣布晚间冥思主题时的声音。但佩皮塔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院长（她不敢等到女孩儿长大）和她讨论让她做接班人时的问话。她和佩皮塔说话时，就像是个同辈之人。对聪明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说话方式既让人不安，又让人高兴，而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把这样的谈话用到了极致。她让佩皮塔开悟，让她知道自己该如何超越年龄去感觉和行动。她鲁莽地将自己性格中那熊熊烈火的一面呈现给了佩皮塔，就像朱庇特对待塞墨勒 的方式一样。佩皮塔深深感到一种力不能及，她尽量掩藏自己的自卑，只是哭泣。然后，院长就让这个孩子去接受漫长孤独的考验。佩皮塔在孤独中挣扎，拒绝相信她已经被抛弃了。现在，当她置身于这个陌生山区的陌生旅店时，高海拔令她头晕目眩，她只是渴望那个人的存在，那个她生命中唯一真实的东西。 她写了一封信，字迹潦草，语法混乱。然后她到楼下去看新烧的炭火，再尝尝粥做得如何。 女侯爵进来坐在桌边。“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她呢喃道。她解下了自己因为迷信而戴在颈上的护身符，将它们扔到燃烧的火炉里付之一炬。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认为是自己不断的祷告惹恼了上帝，所以现在对他说话也不敢直来直去了。“无论如何，这都是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我不再奢求任何改变。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她坐了很久，把手掌放在脸颊上，让自己的思绪清空。她的目光落在了佩皮塔的信上。她机械地打开信，开始读了起来。读完一半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这里面写的是什么：玛丽娅夫人读不下去了。她把信折起来，放在一边，心中涌起了一股嫉妒：她多么渴望能像这个修女那样，去完完全全地掌控别人的灵魂。她尤其渴望能回到那种简单的爱当中，扔掉她一直以来背负着的傲慢和自负。为了让心中的波澜平息下去，她拿起一本祈祷书，试着让注意力集中到书本上。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再读一遍这封信；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在这里找到获得至福的秘密。 佩皮塔回来时，手里端着晚餐，后面跟着一个女仆。玛丽娅夫人隔着书注视着她，就像在看一个从天堂来的访客。佩皮塔小心翼翼地在房间里布置餐桌，低声吩咐助手帮忙。 “您的晚餐好了，夫人。”她最后说道。 “我的孩子，你和我一起吃吧？”在利马，佩皮塔通常是和女主人一起坐下来吃饭的。 “我以为您身子累了，夫人，所以就在楼下吃过了。” “她不希望和我一起吃，”女侯爵想道，“她知道我的为人，她不想要我。” “您希望我在您吃饭时读点什么吗，夫人？”佩皮塔问道。她觉得自己犯了错误。 “不用，你可以上床去了，如果你想的话。” “谢谢您，夫人。” 玛丽娅夫人站起身，走到桌前。她把一只手放在椅背上，犹豫地说道：“亲爱的孩子，我明早要给利马送一封信去。你有没有什么信可以和我的一起送。” “没有，我没信，”佩皮塔说，她很快加了一句，“我得下楼去了，要给您换些炉炭。” “可是，亲爱的，你不是有一封……写给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的吗？你不愿意……？” 佩皮塔假装在忙着弄炉子。“不，我不寄这封信，”她说道，在接下来漫长的沉默当中，她发现女侯爵一直都呆呆地看着她，“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她会希望收到你的信的，佩皮塔。这会让她很开心，我知道。” 佩皮塔脸红了。她大声说道：“客栈老板说，天黑时会给您备些新炭。我现在就让他们拿上来。”她匆匆地瞥了一眼这个老妇人，发现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眼里带着巨大的悲伤和不解。佩皮塔觉得这些东西拿出来说不太好，但这个奇怪的女人似乎非常看重此事，所以她还是愿意再告诉她更多的答案：“不，这封信写得很糟糕，它写得不好。” 玛丽娅夫人猛地说道：“为什么，我亲爱的佩皮塔？我觉得写得很好啊！相信我，我知道的。不，不，它怎么可能是一封糟糕的信呢？” 佩皮塔皱起眉头，希望能找到个托词，让这件事告一段落。 “信写得……不够……勇敢。”她说道。然后她就再也不说话了。她把信拿回到自己房间，听声音，是把它给撕了。然后她上床躺着，双眼望着黑夜，依然在为这样的谈话方式而感到难受。玛丽娅夫人坐下来吃饭，心中还是很惊讶。 她从来没有勇敢地面对生活和爱。她仔仔细细地扫视着自己的内心，想到了那些护身符、念珠和醉酒……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她记得在这段漫长的母女关系中，充斥着关于陈年旧事的痛苦交谈，充斥着无端臆想的轻言冷语，充斥着不合时宜的倾诉告白，充斥着关于冷漠和排斥的指责（但她那天肯定是疯了，她记得自己拍了桌子）。“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她喊道，“我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错，而是环境造成的，是我生长的环境造成的。明天我就开始新的生活，等着瞧吧，我的孩子。”最后她把桌子收拾干净，坐下来写她所谓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怀着勇气、潦草写成的信。她羞愧地记起自己在上一封信中可怜兮兮地问女儿到底有多爱她，还贪婪地引用克莱拉最近写给她的亲热话，其实那也不过是闪烁其词的寥寥几句。玛丽娅夫人已经想不起那些信纸上写了什么，但她可以再写些新的，随便写，无拘无束。除了她，没人会认为这些句子是胡拼乱凑的。这就是著名的第五十六封信，被百科全书编纂者称为她的《新哥林多前书》 ，因为里面有一段关于爱的不朽名句：“在我们一生遇到的成千上万人中，我的孩子……”快天亮的时候她才把信写好。她打开阳台的门，眺望着安第斯山脉上方闪烁的群星。夜晚时分，虽然没有几个人真的能听到，但其实整个天空都响彻着这些星座的歌唱。然后她拿着蜡烛走进隔壁房间，看着熟睡中的佩皮塔，整理着这个姑娘脸上湿润的头发。“现在让我活吧，”她低语道，“让我重新开始吧。” 两天以后，她们启程返回利马。在经过圣路易斯雷大桥时，我们知道的那个事故发生在了她们身上。、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与这种形式相得益彰的，是那种警句式的风格，很像是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譬如这句：“现在，他发现了那个众人很难觉察的秘密：即使在最完美的爱情里，两个人的爱也不是对等的。也许两个人可以同样好，同样具有天赋，同样漂亮，但他们对彼此的爱绝不可能是平等的。”还有一些元素也是这种文学形式中常见的，但怀尔德在运用时带着几分温和的反讽和沉静，譬如作者喜用的仿古式分类枚举法［“他具有探险家的六个特点——能记住很多人的名字和相貌；能改变自己的名字和相貌；能有永不枯竭的创造力；能严格保守秘密；能和陌生人打得火热；能不受良心的谴责（因为他瞧不起那些昏聩的富人，所以才对他们痛下杀手）”］、宏大象征和扁平象征、对称和平行、相互勾连的三角关系等。这些写作特色都让人不时想起某些后现代作家，比如米兰·昆德拉和翁贝托·埃科。虽然怀尔德并不算是“作家的作家”，但我们可以把《圣路易斯雷大桥》当成作家的文体手册来读。 然而，这部小说之所以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并不是因为它文辞的精湛，不是因为它的结构简洁而高效，也不是因为它对人物的刻画生动而感人。它之所以能传世，是因为它讴歌了我们矛盾却又永恒的人之特性，即我们最本质的人性。我们是唯一不能靠本能去知晓自己天性的物种，而且每一代人都必须要重新认识这一点。所以，当2001年9月11日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我们在这一事件漫长（正是本文写作之时）而黑暗的阴影下来思考这部小说，不仅是有趣的，而且可能是有益的。 我们和那些恐怖事件的关系，与朱尼帕修士和垮桥的关系并无不同。在9月的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日子里，因为有了神奇的现代视频技术，我们得以成为那一事件的见证者，它的发生是我们的道德所无法理解的，也诱使我们苦苦思索上帝的心灵，希望借此能合理解释上帝对待人类的方式。这是朱尼帕修士的痴念和邪念。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而言，这也成了我们的痴念和邪念。所以，在纽约举行的世贸中心罹难者追思会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做法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一种必要的训诫。他当时选读的是《圣路易斯雷大桥》的结尾：“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所有关于这五个人的记忆，都会随风而去。我们会被短暂地爱着，然后再被遗忘。但是有这份爱就已足够；所有爱的冲动，都会回到产生这些冲动的爱里。甚至对于爱来说，记忆也并非不可或缺。在生者的国度与死者的国度之间，有一座桥，而那桥就是爱。它是唯一的幸存之物，它是唯一的意义。” 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 于纽约州萨拉托加矿泉城 也许是意外 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周五中午，全秘鲁最好的一座桥断了，五位旅者坠入桥下深谷。这座桥位于利马和库斯科 之间的大路上，每天有几百人经过。它是印加人一个世纪前用柳条编成的，城里的游客常常被带到这里来参观。其实，它就是一个吊在峡谷上的细板条梯子，扶手是用枯藤做的。马匹、马车和轿子必须从几百英尺 深的谷底通过，还要乘筏子过一条狭窄的急流。不过所有人（就连总督和利马大主教也不例外）都不会跟着行李从下面走，而是从这座著名的圣路易斯雷大桥上过去。它由法国的圣路易 庇护，不仅是凭着桥的名字，也因为远处有一座泥砌的小教堂。这桥似乎属于永恒之物，无法想象它会断掉。当秘鲁人听说这次事故时，他们会在胸前画十字，脑海里则在算计，想想自己上次过桥是什么时候，想想下次打算过桥是什么时候。人们痴痴地遐想着，呢喃着，仿佛看到自己也跌入了那个峡谷。 大教堂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人们尽量收全了遇难者的尸骸，然后将它们大致分拣。在美丽的利马城，人们开始了心灵的自我追问。女仆归还了从女主人那里偷来的手镯，放高利贷的人愤怒地对他们的妻子慷慨陈词，为高利贷做着辩解。然而，这件事居然令利马人如此触动，这倒是令人称奇，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那些灾难实在是层出不穷，它们被律师称为“上帝的行动”。海浪总是卷走城市，地震每周都会发生，而高塔倒塌总要砸中那些善男信女。疾病在各地频发，而岁月的流逝又会带走那些市民中的精英。如此看来，秘鲁人竟然会为了圣路易斯雷大桥的断裂而如此触动，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所有人都深受震撼，但只有一个人付诸行动，他就是朱尼帕修士。这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圣方济会修道士一头红发，身材矮小，正在秘鲁为印第安人传教，也恰好目睹了这次事故的发生。这一系列的巧合出乎寻常，以至于人们怀疑存在着某种冥冥的安排。 那是个炎热的中午，那个致命的午时，朱尼帕修士来到一处山肩，停下来擦了擦额头，注视着远处雪峰的景色，又看着脚下绿树遮盖、鸟雀啼啾的峡谷，然后踩着柳条梯过桥。他心中充满喜悦，一切都还顺利。他已经重开了几处废弃的小教堂。印第安人徐徐进来参加早弥撒，在见证奇迹的时刻，他们嘴中发出呻吟，仿佛自己的心碎掉了。也许是因为从前方的雪山吹来了几缕凉风，也许是他刹那间想到了一首诗，他举目看着山峦。总之，他感觉到了平静。然后他瞥了一眼大桥，那时空中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就像某个乐器的琴弦在废弃的房间里突然断掉。他看见大桥断成两半，五只挣扎的“蝼蚁”跌下了峡谷。 若换了别人，也许会暗自庆幸地对自己说：“多亏我早了十分钟啊……！”但是朱尼帕修士却是另一种想法：“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那五个人身上？”如果宇宙万物果然有什么计划，假如人生存在什么安排，那么一定可以从这些横死的生命中找寻到蛛丝马迹。要么我们生于偶然且死于偶然，要么我们生于定数且死于定数。在那一瞬间，朱尼帕修士决定要调查那五个人的私密人生，叩问他们在空中坠落的瞬间，解开他们的厄运之谜。 在朱尼帕修士看来，神学现在应该跻身于精确科学之列，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他目前缺的只是一个实验室。哦，标本可是从来就不缺的；他照料的多是不幸之人——有的是被蜘蛛蜇了，有的得了肺病，有的房子被烧了，还有的孩子因为大人的疏忽而遭遇横祸。但这些人类的悲苦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因为它们缺乏那些被后世专家称为“可控性”的要素。这种事故有的是人为过失，有的则是概率作祟。但圣路易斯雷大桥的倒塌，却完全是“上帝的行动”。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室，让我们可以在纯粹的状态下，悄然揭示神意。 你我会发现，若换了朱尼帕修士之外的任何人，这个行动计划都将会盛开出怀疑主义的花朵。它就像那些自大狂的所作所为，为了能在天堂里徜徉，竟然打算建一座巴别塔通向那里。但对我们的圣方济会修道士而言，这项实验不带任何的怀疑成分。他早已知晓答案，只是希望以历史和数学的方式，向他的皈依者做一个证明。那些可怜而顽冥的皈依者，他们迟迟不肯相信那些加诸生命里的痛苦其实都是为了他们好。人们总是寻求可靠无误的证据，人类的心灵总是源源不断地流淌着怀疑。甚至在一些国家，哪怕宗教审判所可以读出你眼神背后的想法，怀疑也是如斯不绝。 这已经不是朱尼帕修士第一次尝试这种方法。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漫长旅途中（他奔走于各个教区之间，为了能走快些，他会把僧袍卷到膝盖上），他时常会梦想着做一些实验，证明上帝对人的方式是正当的。譬如，他完整记录下求雨的祷告以及每次的结果。他常常站在小教堂的台阶上，跟前的信众则跪在被炙烤的街上。他还常常对着天空伸开双臂，为这个隆重仪式而慷慨陈词。有那么几次，他还感到过天使进入自己的身体，看见地平线上生成的云朵。但更多时候，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可为什么要提这些？他又不需要说服自己去相信雨水和干旱是有着合理比例的。所以，在那个事故发生之时，他内心里生发出了一种决心，这让他为之忙碌了六年之久。他拜访了利马的所有人家，询问了几千个问题，记满了几十个本子，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个事实，即那五个陨落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工作是为了纪念那次事故，所有人都乐于效劳，实际上却帮着倒忙。有几个人甚至知道他做这番事的主要目的，一些权贵还为之提供资助。 这次辛劳的成果，变成了一本我们接下来即将读到的大书。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这本书曾在大广场被公开焚烧，但是有人秘密保存了一份。多年之后，它又不为人知地出现在了圣马可大学的图书馆里。它被搁在一个书橱里，上面是两片巨大的木头盖子，已经积了很多灰尘。它逐一讲述了事故受害人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罗列了关于他们的几千条事实、逸闻和证词。最后的结语是一段庄严之词，诉说了上帝为什么会选择在那天对那些人彰显其神意。不过，尽管朱尼帕修士勤勤勉勉，但他仍未知晓玛丽娅夫人最重要的情感经历；同样，他也不懂皮奥叔叔和伊斯特班。而我，虽然宣称自己知之甚多，是否也可能漏掉那情感源泉中更隐蔽的涌流呢？ 有人说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答案，因为对于上帝而言，我们就像是男孩们在夏天里弄死的苍蝇。还有的说法刚好相反——若非是被神的手指拂过，燕子是断然不会掉下一根羽毛的。 蒙特马约尔女侯爵 现在，每个西班牙的学童都被要求去读玛丽娅夫人（即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的作品，他们对她的了解，都要胜过从事调查多年的朱尼帕修士。在她逝世之后的一百年，她的书信就已经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的丰碑，而她的生平事迹则在此后成了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但她的那些传记作者却犯了和圣方济会修士一样的错误，虽然两者错的方式不同。现在的人们试图赋予她很多荣耀，希望将书信中的美还原到个人生活里。然而，若想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女性，就必须知道是什么曾令她蒙羞，是什么剥夺了她（除了一样之外）全部的美。 她是布商的女儿，家人在利马赚到了钱，但也惹来了附近老百姓的忌恨。她的童年非常不幸，不仅容貌丑陋，而且说话结巴。她母亲本想让她多几分社交的本领，就逼她戴着满身珠宝在城里招摇过市，殊不知这让她出了更多洋相。她独自生活，独自思考。很多追求者找上门，她却竭尽所能与世俗习规进行抗争，并决意保持独身。她与母亲相互指责咆哮，摔门而出，不乏歇斯底里的场面。终于在二十六岁时，她不得不委身于一个傲慢堕落的贵族。在利马大教堂的婚礼上，宾客们的讥讽不绝于耳。但她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漂亮可爱的女儿降临人世时，她便对之倾注了痴狂的爱。小小的克莱拉像极了她的父亲，冷酷而睿智。她八岁时就开始冷静地纠正玛丽娅的言辞，很快便以嗤之以鼻的态度对待母亲。担惊受怕的母亲变得逆来顺受，百依百顺，但还是无法停止对克莱拉的溺爱。于是，女儿也会以同样的歇斯底里去指责、吼骂她，还会摔门而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克莱拉故意找了个需要她背井离乡去西班牙生活的夫君。然后她就去了西班牙，去到那个需要六个月才能收到一封回信的地方。在开启如此遥远的航程之前，秘鲁人会在教堂里举行正式的告别仪式。船被祈福保佑，随后船和海岸的距离越来越远，船上船下的人都双膝跪倒，吟唱着圣歌，在空旷的户外萦绕不绝。克莱拉小姐离开时却十分镇定，留下她的母亲凝望着航船的方向，时而将手压在胸口，时而用手盖住嘴巴。那宁静的太平洋，还有永远悬在海上的巨大云朵，在她眼中却显得那么模糊而躁动。 独自留在利马的女侯爵变得越来越寡言。她越发不在乎自己的衣着，而且和所有孤独的人一样，她会和自己大声说话。她的全部就存在于燃烧的心灵中央。在那个舞台，上演着她与女儿无休无止的对话，演绎着两人毫无可能的和解，还有不断重复的懊悔与宽恕场景。在街上，你会看见这样一个老女人：她的红色假发稍稍垂过一只耳朵，左脸颊有麻风病感染的红斑，右脸颊为了对称，就补了一些腮红。她的下巴总是湿乎乎的，嘴唇也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利马住满了各类光怪陆离之人，但即使是在这里，当她坐车在街上驶过，或曳步挪上教堂的台阶时，众人都把她看成是一个笑柄。大家觉得她总是宿醉不醒。此外，还有更可怕的议论。有人甚至出来请愿，要求将她囚禁起来。她曾三次在宗教审判所遭到公开谴责。要不是她女婿在西班牙颇有权势，要不是她在总督府上有几个朋友能容得下她的乖张举止和读书嗜好，没准她就要被烧死了。 这种可悲的母女关系又因为钱而越发恶化。女伯爵从母亲那里可以得到一份丰厚的生活费，还经常收到礼物馈赠。克莱拉小姐很快就成了西班牙宫廷上最受瞩目的女人。可是就算拿出秘鲁全部的财富，也不足以让她维持她所期待的那种奢华生活。而奇怪的是，她的这种铺张居然源自她本性中最善良的一面：她将朋友、仆人和首都所有有趣之人都视为自己的孩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得不到她的善待。她的座上宾包括地图绘制师德·布拉西斯（他那本《新世界地图集》就是献给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的，上面称她为“城市的骄傲和西方升起的太阳”，利马的官员们读到这些句子时颇为震惊）。她的另一个门徒是科学家厄朱阿里乌斯，此人关于水力学定律的论文遭到宗教审判所的压制，理由是过于蛊惑人心。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女伯爵几乎哺育了西班牙所有的艺术和科学。虽然那个时代并未产生任何重要的作品，但这并非她的过错。 在克莱拉离开四年之后，玛丽娅获得女儿的许可去欧洲探亲。由于各自的自责，双方都非常期待这次探访：一方希望自己更有耐心，另一方则决心更为克制。然而，她们都没能做到。母女俩相互折磨，两人在自我谴责和情感发泄之间相互拉锯，差点儿就失去了理智。终于有一天，玛丽娅在天亮之前起床，仅仅吻了一下女儿卧室的大门，然后就坐船返回美洲了。自此以后，写信就取代了所有那些无法在现实里存活的爱。 于是就有了这些信，它们在后世成为学童们的教科书，成为语法学家们的蚁丘。如果玛丽娅夫人不是天生具备这种文才，那她肯定也会通过后天努力去获得，因为这对她非常重要。她需要凭着它去吸引远方孩子的关注，也许还有崇拜。她强迫自己走近人群寻找讽刺之术，教会自己如何用眼睛观察周遭。她阅读本国语言中的杰作，以探求写作的法门。她还暗自笼络那些巧舌如簧之人，以学习其言辞技巧。夜复一夜，在奢华的官邸里，她字斟句酌地写着美妙绝伦的篇章，从绝望的心灵中挤出连珠妙语，为总督府记录下浓缩的编年史。而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她女儿几乎从不读那些信。多亏了她的女婿，这些信件才得以保存。 如果女侯爵知道这些信会恒久流传，一定备感惊讶。很多评论家认为，其实她早就关心日后声名，因为她的很多书信都有炫技之嫌。在他们看来，玛丽娅夫人如此殚精竭虑地写作，似乎不可能就是为取悦女儿，因为很多艺术家这么勤奋，都是为了博取大众的青睐。同她的女婿一样，他们对她充满了误解。伯爵很喜欢读她的信，但他认为只要欣赏到其语言的风格，就算获取了这些作品的全部真义。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他没有看到文学的真谛就是为心灵做注疏。文采，不过是个不值分文的容器，里面盛着献给世人的苦酿。女侯爵也许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这些书信是什么佳作，因为这样的作者往往生活在自己内心的风景中。在我们看来非常惊艳的作品，其实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每日的家常便饭罢了。 于是，这个老妇人就这样整日坐在阳台上，那顶古怪的草帽在她布满皱纹的枯黄面庞上投下紫色的暗影。多少次，当她用戴着宝石的手指翻动纸页时，都会半开玩笑地问自己：这永恒的痛楚是否会在心脏器官里占有一之地？她怀疑是否会有这样一位细心的医生，切开她饱受摧残的心冠，最后发现了某个痕迹，然后抬头对着周围的学生们大喊道：“这个女人受了很多苦，这些苦难在她的心脏组织中留下了印记。”这个想法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有天她就写在了信里，而女儿却嗔怪她太孤僻，过分渲染自己的愁苦。 她知道自己这份爱永远不会有回报，这个想法对她的影响，就如同拍打在崖壁上的海浪。她最先失去的是宗教信仰，因为她向神祇或永恒之国所祈求的，仅是能去往一个女儿爱着母亲的地方，至于天堂的其他好处，她倒并不奢望。接下来，她不再相信周围人的诚意。她暗自里拒绝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会对别人有爱。所有的家庭都是循规蹈矩，过着假面生活，相互亲吻时也不过虚与委蛇。在她眼中，世人都戴着自私的盔甲在生活，他们沉醉于自我欣赏，渴望赞美，却极少倾听；他们对于身边好友遭遇的不测也无动于衷，只是害怕会有什么东西干扰他们与自我欲望的长相厮守。从中国到秘鲁，亚当的儿女们就是这副德行。当她在阳台上想到这些时，她的嘴巴因为羞耻而抿紧，因为她知道自己也是有罪的，虽然她对女儿的无疆大爱可以囊括爱的一切，但这种爱却带着几分专制的色彩：她对女儿的爱不是为了女儿，而是为了她自己。她渴望将自己从卑贱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这种情感却过于强烈，以至于无法驾驭。在那个绿色的阳台上，一场奇特的战争将动摇这个丑恶的老女人。这场格外徒劳的战争所对抗的，是她从未能放弃的一种诱惑。当女儿用四千英里 宽的大海将她们隔开时，她怎么可能让女儿顺从呢？但玛丽娅太太还是与这个诱惑的魔鬼进行了搏斗，尽管每次都铩羽而归。她希望女儿能属于她自己。她想听她说：“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她渴望听见女儿的耳语：“请原谅我。” 在她从西班牙回国差不多两年的时候，接连发生了一些不起眼的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侯爵夫人的内心世界。在书信中，这些事情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我会尽量对第二十二封信做个翻译，还会点评信的前半部分。信里面不仅提到这些事，还有一些别的线索： 难道西班牙没有医生吗？那些佛兰德的好医生曾经治好过你，他们现在何处？噢，我的宝贝心肝，你的感冒拖了这么多个星期，你这要遭多少罪啊？文森特啊，我恳求你让我的孩子好起来。神的天使啊，我恳求你让我的孩子好起来。一旦你有好转，我求求你，当感冒的症状刚一冒头，你一定要好好蒸个澡，然后上床休息。我在秘鲁这里一筹莫展，什么也不能做。亲爱的，不要固执己见。上帝保佑你。我随信附上一些树胶，是圣托马斯修道院的修女们挨家挨户兜售的。我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大用处，不过它没啥坏处。我听说在修道院里，那些傻乎乎的修女们一个劲儿地吸它，以至于连弥撒上的焚香都闻不到了。我也不知道它是否有价值，试一试吧。 好好休息，宝贝，我要给最仁慈的国王陛下送上一条纯金链子。（）他永远不需要知道的是，为了得到这条项链，我不得不走进一幅画里。你还记得吗，在圣马丁教堂的圣物室里有幅肖像画，是委拉斯开兹 画的，上面的人物是创建这座修道院的总督，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妻子就戴着一条金项链，记得吗？我确信只有那条项链才行。所以有天半夜，我悄悄溜进圣物室，像一个十二岁的姑娘一样，攀上盖着布的桌子，然后走了进去。这幅油画起初不让我进，但画家本人走了过来，托着我翻进画里。我告诉他，有个西班牙最美的女孩儿希望把这条世上最好的金项链送给世上最仁慈的国王。就这么简单。我们站在那里谈话，我们四个人，周围是委拉斯开兹特有的银灰色背景。现在，我总想着的更金灿灿的东西。我一直盯着总督的宫殿：我必须趁夜潜入到提香的画里。总督会让我这么做吗？ 但总督阁下又得痛风了。我之所以讲“又”，是因为宫廷上那些马屁精们坚持说他有时候是会好的。那天是圣马可日，总督阁下要去大学 访问，那里又诞生了二十二位新科博士。他刚刚被人从沙发椅抬到马车上就尖叫起来，说什么也不肯走了。于是他又被抬回到床上，在那儿他折断了一根上等的雪茄，然后请人去找佩里绍莱 。我们听着那掺杂着拉丁文的冗长教义演讲，而他却听着这个城里最妖艳歹毒的嘴巴用西班牙语嚼舌根。（ 典礼上去的人很多，有两个女人从阳台上跌了下去，不过上帝保佑，她们摔在了莫塞德女士身上。三人都受了重伤，但一年之内应该都可以痊愈。事故发生时，校长正在做演讲，因为视力不佳，他完全想象不到那鼎沸的喊叫声和坠落的身躯意味着什么。很有意思的是，他还躬下身子致谢，满以为大家是在冲他喝彩。 说到佩里绍莱和喝彩这些事，你知道吗，佩皮塔和我决定今晚去看戏。大家还是非常崇拜他们的佩里绍莱，甚至可以不在乎她的年龄。我们听说她很会养生，每天早上都会用冰与火两种铅笔在两颊上交替按摩。有个古怪的男人一直在她身边，他们管他叫皮奥叔叔。卢比奥先生说，他也搞不清楚皮奥叔叔究竟是她父亲、情人还是儿子。佩里绍莱的演出非常精彩。你尽可以批评我是没见过世面的傻瓜，不过在西班牙，你们可找不到这样的女演员。 正是因为这次看戏的经历，才会有了后面的故事。她决定去剧院看莫雷托 的《行骗有方》，佩里绍莱在里面演利奥诺女士。也许从她给女儿的下封信中，我们能推测出一些当时的情形。她是带着佩皮塔一起去的，关于这个小姑娘的事情，我们后面会讲到。玛丽娅是从一所孤儿院把她租借出来的，这个孤儿院是圣马利亚·罗莎·德·拉斯罗莎斯办的。女侯爵坐在包厢里，意兴阑珊地看着精美的舞台。按照佩里绍莱的习惯，在幕间她都会暂时跳出自己的角色，站到幕布前面唱几首和剧情有关的歌。这个坏心眼的女演员看见女侯爵来了，便即兴编了几段俳句来影射她，打趣她的衣着、贪吃和酗酒，甚至连女儿弃她而去的事也一并揶揄。整个剧院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就转移到这个老妇人身上，伴随着观众们的笑声，还有渐渐大声的嘲笑私语。但是女侯爵还沉浸在这个剧的前两幕里，几乎没看见这个人出来唱歌，只是呆坐在那里，心思早就飘到了西班牙。卡米拉·佩里绍莱越发大胆了，剧场里充满了人群发出的斥责声和嗤笑声。最后佩皮塔扯了扯女侯爵的袖子，向她耳语说她们得走了。就在她们离开包厢时，剧院沸腾了，人群爆发出胜利的哄笑。佩里绍莱开始疯狂地舞蹈起来，因为她看见经理站在舞台后面，她便知道自己会加薪了。但女侯爵还是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她还挺高兴的，因为这次来让她想出了几个绝妙的词句，而这些词句也许会（天知道会不会）让她女儿浮现出一丝微笑，也许会让她喃喃道：“我母亲还是挺有魅力的嘛。” 不久，这事情就传到了总督耳朵里，说有个贵族在剧院遭到了公然戏弄。他把佩里绍莱召到官邸，命令她去女侯爵家登门道歉。而且，她还得光着脚，穿黑衣去。卡米拉不服气，急忙申辩，最后得到的让步就是允许她穿鞋子。 总督如此坚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歌伶在他统治的地方目无法纪。安德雷斯先生为了加重流放罪的刑期，制定了极其繁复的法律，只有那些吃饱了撑着的人，才能记清里面讲了些什么。他守卫着下面的一小帮贵族，维持着他们小小的显赫地位，任何对女侯爵的侮辱，也就是对他本人的侮辱。第二，玛丽娅太太的女婿在西班牙越发显达，虽然还不至于取而代之，但完全有可能威胁到总督。文森特·阿别雷伯爵不能惹，哪怕他那半疯半傻的丈母娘也得罪不得。最后，总督很想给这个女演员一点儿颜色瞧瞧。他怀疑她正瞒着自己和一个斗牛士私通，也许是个男演员——他周围都是阿谀奉承之人，自己又因为痛风而动弹不得，所以他也查不出究竟是谁。但无论如何，这个女歌手已经开始忘记他才是这个世界上说了算的人。 女侯爵不仅没有听见那些辱骂她的歌，对于女演员的来访也显得毫无准备。你应该知道，在她女儿离开之后，玛丽娅就开始想到一种解愁的办法：酗酒。秘鲁所有人都喝玉米酒，如果在节假日喝个酩酊大醉，倒也没有什么丢人的。玛丽娅开始发现，她那些狂热的自言自语总能让她彻夜不眠。有次她要休息时，喝了一杯玉米酒。那种遗忘的感觉实在美妙，于是她酒量渐增，还竭力向秘鲁人隐瞒她醉酒的真相。她只是说自己身体不佳，年老力衰，最后干脆都懒得假装了。载着她的家信去往西班牙的船每月只有一班。在寄包裹前一周，她会严格戒酒，在城里四处搜罗写信素材。最后，在邮船启程的前夜，她就开始写信，天亮前把包裹装好，让佩皮塔送给邮差。太阳出来之后，她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拿着大酒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喝得不省人事。最后，她会从这种幸福状态中走出来，准备进入“演练”状态，着手写下一封信。 于是，在剧院丑闻发生后的第二夜，她写了第二十二封信，然后端着酒杯上床休息。之后的一整天，佩皮塔都在房间里忙进忙出，紧张忧虑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主人。第三天下午，佩皮塔将她的针线活拿进房间。女侯爵躺在那里，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自言自语。黄昏时，佩皮塔得知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佩里绍莱过来拜见女侯爵。佩皮塔对剧院里发生的事还记得一清二楚，便传话回去，说主人拒绝见她。仆人把信捎到门口，却又一脸敬畏地回来，说佩里绍莱手里拿着总督为她写的拜谒信。佩皮塔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向女侯爵禀报。玛丽娅迷迷糊糊睁开眼，看着女孩的脸。佩皮塔轻轻地摇了摇她。玛丽娅努力想让自己清醒一些，好搞懂她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接连两次，她都重新躺下，不愿去想其中的含意。最后，就像在黄昏的雨中吹响了各支纵队的集结号，她终于将记忆力、注意力等思维功能拼合起来。她痛苦地用手按住额头，请佩皮塔去拿一碗冰沙。当冰沙送到时，她懒懒地捧起一把，把它久久地按在太阳穴和面颊上。然后，她起身靠床站了半晌，开始找鞋子。最后她终于下定了决心，抬起头，找人送来她的皮草大氅和面纱。穿戴妥当后，她摇晃着走进那间气派的会客厅，女演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卡米拉原打算敷衍一番，如果可能的话，还想耍耍横。但现在，她第一次被这个老妇人的气度给震慑住了。这位布商的女儿身上带着蒙特马约尔家族的那种气质，即使喝醉时，也有着赫卡柏 的威仪。对卡米拉来说，这半张半合的双眼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度。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夫人，那天晚上您大驾光临来看我的戏，我这次来，是想让您别对我当时说的那些话有什么误会。” “误会？误会？”女侯爵夫人说。 “尊敬的夫人，您也许误会我了，以为我说的那番话是想对您不敬。” “对我？” “尊敬的夫人，您难道没有觉得我这个下人冒犯了您吗？您可能会觉得我这样的穷演员有点不知分寸……这个很难……所有的事情……” “我怎么会生气呢，小姐？我只记得你那天的演出棒极了。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你应该感到非常幸福。我的手帕呢，佩皮塔……” 女侯爵说这番话时非常快，也非常含混，但佩里绍莱惊呆了。她心中感到万分羞愧，脸也红了。最后她只能喃喃道：“是幕间表演的歌曲。我担心夫人您……” “是的，是的，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提前走了，佩皮塔，我们提前走了，对吧？但是，小姐，你一定会谅解我们的提前离开，对吧，虽然你的幕间演出那么精彩。我忘记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佩皮塔……哦，因为我有点儿不舒服……” 任何在剧院里的人都不可能听不懂那些歌的意思。卡米拉只能认为是女侯爵出于某种宽宏大量，假装当时没往心里去。她几乎哭着说道：“你大人不计小人过，真是太好了——哦，应该是您。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您如此宅心仁厚，请允许我亲一下您的手。” 玛丽娅惊讶地伸出自己的手。她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如此贴心的话了。她的邻居、家眷和仆人——就算是佩皮塔，也惧怕她——她自己的女儿甚至从未如此对过她。她的情绪上有了变化，或者说，她变得有些多愁善感。她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生气？生你的气？我美丽……聪明的孩子？我一个……无人怜爱的傻老婆子，居然会生你的气，那我成什么了？我的孩子，我仿佛觉得自己就是——诗人是怎么说的来着——惊到了云上天使们的谈话。你的声音总是能给我们莫雷托的剧带来新的惊喜。当你说出这样的句子： （你们男人就）这么确信， 一个美德如我的女人， 在如此清楚的事实面前， 会因为疑心而冒犯你吗？ 对！你在首演谢幕时做的手势多么棒啊！看，你的手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是圣母对加百列 说话时的手势：我怎么可能怀上小孩？哦，不，你要怪我了，因为我将告诉你一个手势，也许你哪天就能用得到。是的，它很适用于你原谅堂·胡安·德·拉拉那一幕。也许我应该告诉你，其实我曾经看我女儿做过这手势。我女儿非常漂亮……所有人都这么觉得。你……你认识我的克莱拉吗？” “她常常会赏脸光临我的剧院。我对伯爵的模样非常熟悉。” “我的孩子，请不要这样单膝跪着——佩皮塔，告诉亚纳里托快点儿给这位女士拿些糕点。哎，有天我们闹翻了，我忘记是为什么事了。哦，这没什么奇怪的，所有母亲都时不时会……来，我们能靠近点儿吗？你别信城里人的那些话，说什么她对我不好。你是一个心地纯净的好女孩，对这些事你肯定比一般人看得透彻——和你说说话，可真开心。你的头发多么漂亮啊！好漂亮的头发！——她不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人，我知道的。但是，哦，我的孩子，她是那么聪明，那么优雅。我们之间的所有误会显然都要怪我。她每次很快就原谅我，这不是很感人吗？有天我们又闹了些不愉快。我们彼此说话都很冲，然后各自回房间，却又回头来希望对方原谅。最后，我们就隔着一扇门，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拉门。但最终她……捧着我的……脸……就这样，用她一双雪白的手。你看！这样！” 女侯爵朝前一倾，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她的脸上流淌着幸福的泪珠，一副享受至福的样子。我应该说，她的姿势颇为神秘，因为这件事不过是她不断出现的幻梦罢了。 “我很高兴你能来，”她继续说道，“因为现在你从我的嘴里，亲耳听到了她并非像别人说的那样不孝。听着，小姐，错的一方是我。看看我，看看我。我这样的母亲生出如此貌美的女儿，这就是个错误。我很难相处，喜欢折磨人。你和她都是很了不起的女人。不，让我说完：你是一个绝世女人，而我只是一个神经兮兮……愚蠢……糊涂的女人。请让我吻你的脚。我没救了。我没救了。我没救了。” 此时，这个老妇人真的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佩皮塔扶起她，带她回到床上。佩里绍莱满心错愕地走回了家，久久地坐在凳子上，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用手掌紧压着面颊。 然而，见证过女侯爵最多苦难的，却是她的小仆从佩皮塔。佩皮塔是孤儿，被利马城一个稀罕人物养大，她就是女修道院院长马利亚·德尔·皮拉尔嬷嬷。秘鲁这两位伟大女性仅有的一次碰面，就是在玛丽娅夫人拜访圣马利亚·罗莎·德·拉斯罗莎斯女修道院的那天。她想从孤儿院中挑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给自己做伴。院长紧紧地盯着这个古怪的老妪。世上最聪明的人也会有想不明白的时候，马利亚·德尔·皮拉尔修女能够窥破所有愚蠢傲慢的假面，看到里面那颗可怜的人心，但她却一再拒绝把人交给蒙特马约尔女侯爵。她问了玛丽娅夫人很多问题，然后就停下来考虑。她想让佩皮塔感受一下贵族人家的世俗生活，也想帮这个老妇人一把。她心里充满了阴郁的愤怒，因为她知道自己眼前是全秘鲁最富有，也是最盲目的女人。 德尔·皮拉尔修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 桑顿·怀尔德是热爱戏剧和世界现当代文学的读者绕不开的重要作家，他在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存在。1927年，身为私立中学年轻教师的怀尔德出版了《圣路易斯雷大桥》，首获普利策小说奖，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起。十年后，《我们的小镇》令他再次荣膺该奖时，怀尔德创造了普利策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他是迄今唯一能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类型中，同时获得美国最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到了1942年，怀尔德的戏剧作品《九死一生》为他第三次捧得普利策桂冠时，已经没有人怀疑怀尔德在美国戏剧界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堪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并称为这个国家的“四大戏剧家”。在小说方面，成名后的怀尔德同样笔耕不辍。他在二战后描写凯撒之死的书信体小说《三月十五日》在叙事手法的创新上达到了罕见的文学高度。小说《第八日》则在1967年为已当暮年的他赢得了“国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