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中走来：毛泽东的平凡故事

作者简介

史全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馆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资料的编辑和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 个第一》《党代会历史上的100 个第一》《垂范：引燃真理之火的共和国领袖》《风范：共和国开国将帅的故事》《清廉勤俭毛泽东》《毛泽东与艰苦奋斗》《乱云飞渡仍从容》等；主编《刘少奇思想研究资料》《任弼时思想和生平研究资料》《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实话实说邓小平》《李先念风采》等；参与编撰《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伟大建党精神》《李先念》《彭真年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老一辈革命家书法艺术精选》等。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文章50 余篇。

内容简介

乐于助人的少年 1893年12月26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家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泽东”，字“咏芝”。他们家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文素勤生怕这个男孩儿也不能长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了一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冲的环境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父亲毛贻昌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在湘军里当了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了毛恩普典当出去的田地，又买进了一些，使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自己家吃不完就卖出去，并在附近镇上一爿米店入了股，还曾卖猪贩牛，忙不过来时就雇个长工，农忙时还得请短工。慢慢地，毛家成为当地数得着的殷实人家。 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毛贻昌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6岁的时候，父亲就带他下地学习诸如送秧苗、除杂草等简单的农活了。父亲插秧，他管送秧苗；父亲耕田，他管除杂草；父亲割禾，他拾谷穗……戽水、撒肥等什么活都干。他还负责放牛。尽管毛泽东干活认真、起劲，牛也喂养得健壮有膘，父亲却从不轻易表扬他，后来，他明白这是父亲在培养他吃苦耐劳的品格。 毛贻昌有一次跟别人打官司，本来理在自己这边，却因为自己文化有限，被擅长捉刀弄笔又能说会道的对方打输了，这使毛贻昌决心让儿子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以便以后家里做买卖，有人会算账；打官司，有人会写状子说理。在毛泽东8岁那年，毛贻昌把他送到私塾上学，盘算即使不能使儿子以后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至少也要让他知书达礼，会算账、记数。毛泽东听从父亲的话，认真读书，同时开始学习珠算，为家里记账。空闲时，他还帮助家里干一些农活，以缓解家里劳力不足的困难。 毛泽东自幼就生活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在他幼小纯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农民的苦难遭遇深切同情，在陕北时，他曾总结：“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几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从小，毛泽东就乐于帮助穷苦的农民，宁愿自己挨骂、自己家受损失。 在私塾念书时，由于离家不远，毛泽东本来可以不带中午饭，但发现有个家里很穷的名叫“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最远，却不带午饭，而一些离家较近的同学都带了午饭，便向母亲提出带午饭的要求。母亲感到奇怪，就问：“你带饭干什么？（回家吃午饭）就是几脚路，还怕迟到吗？”毛泽东解释说：“中午带了饭自然好些，一放下饭碗就读书写字，不会耽误工夫。”父亲在一旁听了，对儿子这样肯用功读书感到十分高兴，马上表示赞成，接着补充了一句：“记着！我们莫和那些人家比阔气，不要带什么荤菜，只带点儿酸菜子，再加点儿剁辣椒就是。”尽管父亲这样要求，但母亲还是瞒着丈夫，每次都夹带一点儿荤菜埋在米饭下面，好让儿子吃得好一点儿。没料到，几天下来，毛泽东放学回来总是嚷肚子饿，一到吃晚饭时就狼吞虎咽，好像中午没有吃过东西似的。母亲感到奇怪，就问儿子。毛泽东如实地告诉了母亲：班上有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离家远，家里穷，没饭带，自己就把带的饭菜分一半给他吃了。母亲听后，慈爱地笑笑，赞许地说：“你这样做当然好，就是不应该瞒着我，早应告诉我，我好给你一个大篮子，每天带两个人的中午饭，免得你们两伢子都吃不饱。” 一次，在上学路上，毛泽东遇到一个穷苦少年。少年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衣，在风雪中冻得直打颤。毛泽东非常同情他，同他边走边谈，了解到他家境贫寒，于是脱下自己身上的夹衣送给了他。第二年，母亲给毛泽东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询问起来，毛泽东才把实情告诉了母亲。 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在晒新谷。一天下午，吹了几阵风后，忽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毛泽东正要去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发现在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毛四阿婆一人收谷子，他立刻赶去帮忙，抢在下雨前把谷子收好了。当他回到自己家的晒谷场时，瓢泼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自己家快晒干的稻谷被淋湿了，还被雨水冲走了一些。父亲对此十分惋惜，向浑身水淋淋的毛泽东发火，责问他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回答在下面禾坪里帮毛四阿婆收谷子。父亲听后非常生气，大声说：“哼！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帮人家去收！”说着，扬起手来就要打毛泽东。毛泽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了别个的田，要交租，冲走一点儿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父亲气得不得了，吼道：“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毛泽东倔犟地说：“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这时，母亲赶来劝解，还在生气的父亲也就不作声了。 有一次，邻近一家农民把一口大猪卖给了毛泽东家，说好了价格，并交了预定金。过了六七天，猪价上涨了，父亲毛贻昌叫毛泽东带钱把猪赶回来。毛泽东到了农民家，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老阿婆唉声叹气，直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说：“唉！该你们家赚钱啰！”毛泽东问是怎么回事，老阿婆说：“我家的猪订给你们时，价钱低，现在猪价涨了。”她还进一步说，“有钱人家损失这几块钱算不了什么，我家少收几块钱就是一个大空缺啊！”毛泽东听了这番话，很同情她，便说：“我不赶你家的猪了，你卖给别人吧。”父亲见毛泽东空着手回到家，就急问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只好照实讲了。父亲生气地骂他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后来经过母亲的一番劝解，才算了事。 在毛泽东11岁那年，父亲毛贻昌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联合母亲一起反对这桩买卖，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并在年关时节悄悄送去了白米、腊肉。而毛贻昌认为用钱买田天经地义，自己家不去买，别人家也会去买的。母子二人劝说无效，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这件事在少年毛泽东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几次给他讲这件事，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即使是兄弟间也不顾情面。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地时，就只顾着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后来我想，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便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身居高位却极平易近人 1930年冬至1931年秋，毛泽东和朱德等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3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这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前方负责人同后方负责人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1932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严厉批评了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将毛泽东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 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这样，在宁都会议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随后，毛泽东被迫从前线回后方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毛泽东来到长汀，适逢当地遇到大旱，农民天天顶着烈日抗旱保苗。田野里，哗哗的水车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身体有病的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坐不住了。到长汀没两天，他把毛巾往脖子上一搭，就要到田间去和农民们一起车水抗旱。 警卫员劝阻说：“您身体有病，我们去就行了，您就不要去了。” 毛泽东听后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干部，时时刻刻都要关心群众的疾苦。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看一下群众的实际情况，不到群众中去怎么行呢？” 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背上水壶，挑起水桶，跟着毛泽东来到田间。老乡们都围上来跟毛泽东打招呼。 毛泽东抬头看了看火辣辣的太阳，关切地问：“多少天没有下雨了？” “50多天了。您看，田都裂开了。”老乡们回答。 毛泽东看了看田里赤膊光背、满头大汗的老乡们，伸手从警卫员那里要过水壶，递给跟前的一位老农，说：“喝吧，喝了水，我跟您去踩车。” 老农毫不客气，仰起脖子，对着水壶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水，又把水壶还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笑着说：“老人家，干活吧。”边说边大步朝一架水车走去。 毛泽东和老农肩并肩，边踩水车边拉家常。老农看到毛泽东熟练地踩水车，佩服地说：“想不到你这个当官的还会踩水车。”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7岁就下地干活，我父亲管得严啊！”说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踩了一阵儿水车，两个人都热得满头大汗。毛泽东从脖子上扯下毛巾，递给老农，又问老农的身世和眼前的生活。 老农转过头来，叹了一口气，说：“眼下闹旱灾，粮贵，盐也贵。那些粮食贩子平时低价买进，眼下就高价卖出；白匪封锁得紧，盐、粮运不进来，城里的盐商把盐藏起来不卖，就苦了我们穷人了。” 毛泽东关心地问：“这些事，（苏维埃）政府知道不知道？干部们管了没有？” “哪个管啊！干部们张口闭口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群众的苦处，谁也不管！”老农很有情绪地说。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重重地擦了一把汗，说：“他们有官僚主义啊！还挺严重！这个问题得赶快解决！” 帮老农踩水车回来，毛泽东接连看了一些地方，听取了一些意见，发现农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于是马上找到了中共汀州市委、汀州市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谈话，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的干部处处要为人民服务，官僚主义是任何革命工作中都不应该有的，一定要克服官僚主义！”在毛泽东的批评和帮助下，汀州市苏维埃政府的同志马上改变了工作作风，迅速行动起来，帮助农民们积极进行抗旱活动，为农民们做了一系列实事。 后来，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专门就这一问题做了结论（结论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着重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指出，“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正是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着手，强调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为群众服务的重要性。 1937年1月，毛泽东随部队由保安迁往延安。行军的第三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们说：“要到延安啦！就陕北来说，延安是个大地方啊，比保安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啦！” 大家一听，高兴地欢呼起来，顿时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望着战士们激动、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叮嘱他们说：“延安过去一直是在国民党军队统治下。我们刚解放这里，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到了延安，一定要搞好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战士们马上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牢记！” 第四天，队伍来到杨家岭沟口时，延安各界的代表已前来迎接毛泽东。放眼望去，只见人群涌动，彩旗飘扬。 1月13日，是延安百姓难忘的日子。听说毛泽东要来延安，从普通市民到学生，从赤卫军到农民，都早早地赶来，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砭沟口。人们兴高采烈地挥动着彩旗，彩旗上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虽然数九寒天，寒风阵阵，但欢迎的队伍群情振奋，气氛热烈。 毛泽东身着灰土布棉衣，头戴八角帽，健步走到代表们面前一一握手，表示谢意。这时，一位代表牵来一匹披红挂彩、脖子上吊着锃光发亮的铜铃铛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骑着过延河。毛泽东摆摆手，不肯骑，一边和大家说话，一边踏着延河的冰面徒步过了河，向延安城走去。 当毛泽东一行快要走到大砭沟口时，夹道欢迎的群众发出阵阵欢呼声，锣鼓声、唢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里和延河上震荡。 次日，延安各界召开大会，隆重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刚进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在城西凤凰山麓群众临时腾出来的窑洞和房舍里。当时，延安城的居民只有3000人。中央机关、红军大学和警卫部队一下子都进来，延安城顿时挤满了人，原县衙门、府衙门和天主教堂等都被利用了起来。 毛泽东住在一位名叫“李学堂”的郎中先生家的一孔石窑洞里。这是一孔四方平顶的窑洞，在窑洞前面横砌了一道黄土墙，窑洞内终日不见阳光，阴暗潮湿，战士们生了一盆炭火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平常睡惯了暖炕，这个窑洞里偏偏没有炕，战士们只好架起一张破床供毛泽东休息。早晨起床后，战士们捏一捏被子，发现竟是潮湿的。 让毛泽东睡在这么阴暗潮湿的地方会影响他的工作和健康。大家多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换一个住处，但他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延安就这么大个地方，一下进来这么多人，群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再给老乡添麻烦了。夏天多晾晾被褥，冬天多烧点儿火就可以了。房东不是也住这样的窑洞吗？他们能住，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呢？” 后来，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毛泽东才搬到条件稍好一些的一家姓吴的院落里。警卫员怕影响他办公，建议将院中的碾子和石磨搬走，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搬走了，房东使用起来就不方便了。”他多次叮嘱大家注意群众纪律，一定要爱护房东的一草一木，并且要战士们坚持每天给花木浇水，还多次叮嘱晾晒被褥时，不能把绳子拴在小树上，也不能把马拴在树上……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弊，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难怪陕北人民到处传唱这样一支“信天游”： 甜甜的延河水哟， 永远流不断。 毛主席的恩情哟， 永远说不完…… 毛泽东一心为民、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不仅体现在对党内和根据地军民的关心上、爱护上，即使对国民党的工作人员，也体现了平易近人、毫无领导架子的人格魅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到重庆后，毛泽东基本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和休息的地方。 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来到桂园，下午返回红岩村，一般是在红岩村吃早饭和晚饭，中午有时外出参加宴会，有时在桂园用餐。桂园既没有特别的厨房设备，也没有配高级厨师，毛泽东在桂园用餐，是由工作人员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派来的警卫人员用张治中家原有炉灶来做饭。他们只是做一些普通的饭菜，从来不到市场或附近餐厅买鸡、鸭、鱼、肉之类的食品，大家上下一致，同甘共苦。 在桂园办公、会客，毛泽东对人十分和蔼、谦虚，不但对来访的客人是这样，对国民党的警卫人员也是这样。 有一次，毛泽东送客到桂园门口，返回时，在院子里碰上了值班游动宪兵邱宏泽。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你有多少岁？”邱宏泽立正回答：“22岁。”毛泽东又十分关切地问邱宏泽是哪里人、家庭和上学情况等，还主动伸出手来同邱宏泽握手。这真是大大出乎邱宏泽的意料！邱宏泽返回警卫班后激动地说：“国民党大官，我也见过不少，他们哪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同我握手！”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0多天，从来没有到重庆附近的风景名胜地区游览参观，成天会客访友，非常辛苦，但是到了中秋节，仍没有忘记慰问周围为他服务的人。 中秋节那天，毛泽东把工作人员都叫到了身边，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大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被问住了，谁也没有做出回答。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们要好好过中秋节啊。” 因为那时局势很紧张，谈判斗争十分激烈，同志们一时想不出怎么过这个节才好。这时，毛泽东启发大家不但要过节，还要买些礼物，送给在张（张治中）公馆里服务的勤务员、司机、宪兵、炊事员和哨兵等。 大家明白了毛泽东的心意，买了一些月饼、香烟和酒肉等礼物分头送给了这些人，并对他们说：“你们都辛苦了。今天是中秋节，毛主席让给你们送来一些礼物。” 这些人收到毛泽东叫人送来的礼物时，都受宠若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的作揖，有的鞠躬，有的边掉眼泪边说：“真没想到呀！我们这些侍候人的，干了这么多年，有谁瞧得起我们？大人物给下人送礼物，我们真没有遇到过呀！”有个国民党宪兵偷偷对桂园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跟毛主席说话、办事多随便啊，还能和毛主席握手！我们可老挨训。唉！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毛先生可真好啊！” 后来，国民党的头子们知道了这件事，非常心虚，担心这些国民党的侍卫、哨兵、勤务兵等被“赤化”，就三天两头地换人。然而，这些人在私下里争相传送这些消息，反而越换人，受到“赤化”的人就越多。 “进京赶考” 1949年年初的一天傍晚，西柏坡。 毛泽东伸了伸有些酸麻的胳膊，大踏步走到院子里。冷冷的空气迎面袭来，他立刻变得精神起来。解放战争快取得胜利了，最艰苦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为了革命全局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过段时间就开赴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要去北平的消息使所有的人都十分激动，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在他的心目中，进北平不仅是一个胜利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考验的开始，而且这个考验还很严峻！ 毛泽东开始散步。走了一会儿，他问身边的警卫员：“你们的进城工作准备好了吗？” “搬迁的工作早准备好了，大家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都说进城一定要保持光荣传统。”警卫员回答。 听这么一说，毛泽东很高兴：“要早做准备。还有几天时间，我们就要出发了，要抓紧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 散步回来，毛泽东特意走进警卫员们的屋子，四下一望，对他们说：“听说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这房子不像是要搬家的样子嘛。” 警卫排长阎长林代表警卫员们说：“大家已经把有用的东西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汽车里一放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了。我们这里没有老乡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候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问大家：“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回答：“大家在讨论时，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决不中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呀，既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接着，毛泽东问警卫员们进城后的想法。 这时，气氛活跃了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 有一个警卫员说：“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车祸。” 毛泽东说：“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有一个警卫员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还有一个警卫员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了吧？我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嘛！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李自成的教训，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的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可就成了李自成了。” 警卫员告诉毛泽东，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做了指示，所有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说：“好，好。还要有纪律作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回到屋里，毛泽东叫来阎长林，让他写一份警卫员的名单送来。而他在桌前坐了下来，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沉思……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历史文献。此作叙述的是明末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异常兴奋，称赞这是一篇很有现实意义的好文章。该文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把它列为学习材料。后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还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阎长林把警卫员们的名单送来了。毛泽东接过名单，思索了一下，提笔在上面圈了14个人的名字。望着阎长林疑惑的神情，毛泽东解释说：“这14名同志，先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剩下的6名再去。”稍停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马上就要进城了，以后的工作重点就是搞建设，没有文化不行。你们很年轻，打仗也很勇敢，但不学习就要落后。” 几天后，当毛泽东得知这14名警卫员就要动身去上学的消息时，兴致勃勃地叫来摄影师，与大家合影留念，又让警卫员们拿来笔记本，给每人题上了“现在努力学习　将来努力工作”这12个字。午饭时，毛泽东专门到机关食堂参加聚餐，为他们送行，并再三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成为知识分子。 3月23日是动身去北平的日子，毛泽东即将离开居住了近一年的西柏坡。这天凌晨三四点钟，毛泽东上床睡觉时，告诉值班的卫士：“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 快10点了，值班的卫士才把毛泽东叫醒。 毛泽东睁开眼睛就问：“几点啦？叫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 当卫士告诉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关照时，他才没有再说什么。饭后，毛泽东深情地凝望居住了近300天的小屋，依依不舍地迈步走出了院门。 刚出院门，周恩来就迎了过来，问：“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轻快地说道。 “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正一脚踩在车上、一脚踏在地上的毛泽东大手一挥，坚定地说：“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 在场的很多人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的话：“……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和大家说笑着。有人说：现在离开农村进北平是3月，1947年撤出延安也是3月，1948年离开陕北到华北正好又是3月，真是巧得很。 毛泽东听了，说：“3年3次大行动，都在3月份发生。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全国解放了，我们就再也不用搬家了！” 汽车驶近河北保定时，正是3月24日上午。太阳亮堂堂地照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度过严寒的冬小麦开始泛出蓬勃的绿意，传达着春天的信息，大家的心情也愈发明朗起来。 毛泽东突然从窗外收回目光，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对身旁的秘书说：“你注意到了吗？在田里干活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儿，很少看见青壮年。好多田地荒废了。为了战争，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头啊！”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们一定不能忘，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安居乐业。” 中午时分，车队开进了保定城。街上的行人都注目观看这长长的车队，不少人还围了上来，欲看个究竟。考虑到此时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完全肃清，卫士们要求司机开快一点儿。毛泽东连忙制止，说：“行人多，车开快了会撞人的！老百姓看看有啥不好？过去日本人、国民党的汽车，老百姓不仅不看，可能还要躲得远远的呢。” 下午，车队来到了河北涿县。凌晨两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将换乘火车，直驶北京。 3月25日清晨，天还未亮，火车到达了丰台。借着点点星光，大致可以看清北平的城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整整30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就来过北平，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来的，有幸在这里遇到了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正是得到了这二人的教育和影响，自己才找到了马列主义并决定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如果没有他们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对李大钊等革命前辈，毛泽东充满了怀念和敬重的深情。 天色大亮的时候，火车到达清华园车站。毛泽东一行改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出席中共北平市委举行的接风宴会。毛泽东兴致很高，举起酒杯，建议大家干一杯，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暖暖的春阳照在毛泽东宽阔的面庞上。他信步走出房门，仰望无际的蓝天，思索着社会主义祖国明天的蓝图。从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开始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更加艰难曲折和壮丽伟大的事业，填写他进京后的一份又一份考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