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中医肖国士眼科学术传承录

作者简介

吴利龙，1971年出生，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眼科名中医肖国士教授学术继承人。现任湖南省中医院眼科主任，湖南省中医、中西结合眼科学会常委，湖南省中西结合眼视光学会常委。主编3本图书。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中医眼科学术发展史 中医眼科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眼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按其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奠基、独立发展、兴旺昌盛、衰落与复兴五个时期。 第一节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从遥远的上古开始，历商、周、秦、汉诸代，历时甚久。文字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有了文字，就有了眼科萌芽的最早高载。 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祈祷和卜辞可知，早在武丁时代，人们已将眼睛这一感觉器官命名为“目”，眼睛得病称为“疾目”，眼病失明称为“丧明”。如甲骨文卜辞中有：“贞王亡疾目”，“大目不长明”等。这是我国关于眼病的最早史料。至春秋时期，对目盲一病，又根据眼部症状不同，分别以“瞽”“蒙”“瞍”等词略加区别。如《书经》有“瞽奏鼓”，《诗经》有“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蒙瞍奏公”等句。据《毛传》注释：“有眸子而无见曰瞍”。相传古代乐师多由盲人担任。古代著名音乐家师旷，就是“瞽奏鼓”的典型。 最早高载瞳孔异常的是《荀子》。《荀子·非相》中，有“尧舜参瞳子”之句。至汉代《史记·项羽本纪》亦说：“项羽亦重瞳子”。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也是最早解释眼目生理病理文字的工具书。全书共收载以“目”为形符的字123个，其中论述眼目生理的有59个，如“眸，目瞳子也”，“眨，动目也”，“盱，张目也”。论述眼目病理的有64个，如“目陷也”“目摇也”“目不明也”，“目惊视也”，“眯，草入目中也”，“眚，目病生翳也”。其次，还收载与视觉有关以“见”为形符的字48个，所谓：“见，视也，从儿从目，凡见之属皆从见”。其后刘熙所撰《释名》，收入有关眼病的字词又有增加。如所收载的“蒙”字，解释为“有眸子而失明，蒙蒙无所别也”。还收“通视”一词，明确解释为“眸子明而不正”。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和医疗实践中，逐渐发现并记载了一些治疗眼病的药物。如先秦古地理著作《山海经》，记录药物100多种，其中记载标明治疗眼病的药物有丹遗之鱼、当、植楮、椒等8种。还收载了蔓荆、枸杞子、白芷、川芎、芍药、蕤仁、山药、磁石、赫石等当今眼科临床常用的药物。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提到的药用植物有150多种，其中如瓜蒌（果羸）、枸杞子（杞），芍药（勺药）、前仁、茜草（茹虑）、甘草（苓）、远志、益母草、蒺藜（茨）、菟丝子（萝）等均为当今眼科临床所喜用。《淮南子》也记烙疗法，所谓：“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 在有关治疗眼病的医家和医著方面，据《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我国战国时期的扁鹊，医术全面，随俗为变。他在经过周都洛阳时，见当地尊敬爱护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因而扁鹊是我国最早的五官科医生。“华佗立眼科，忧后世之盲瞽”，“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这些论述先后载于《证治准绳》和《审视瑶函》等书中。据《晋书》记载，华佗为景王做过眼科手术。还载有：“帝（即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这种难度颇大的割目瘤手术，大约在华佗后半个世纪就开展了，所以华佗立眼科、创手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收载与眼科有关的医论238条之多，其中《素问》116条《灵枢》122条，可归纳为生理、病理、诊断、治疗4个部分，对眼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眼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临床证候、针刺治疗等，都作了初步的论述。如将眼局部组织按与脏腑相应的关系，大体上划分为瞳子、黑眼、白眼、络、约束、目系等6个部分。书中详细记载了眼与经络的生理病理关系，记载了大量的眼部病症，如目赤、目痛、目似脱、目妄见、目锐眦痛，目无所见等30余种。《灵枢·大惑论》是一篇主要论述眼的生理病理的医论，对后世中医眼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后世总结的五轮、八廓、内外障学说以及脏腑辨证等许多基本理论，都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博采东汉以前基础医学和临证医学的精华，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首创了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临证法则，这对临床各科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该书中涉及较多的眼部病症，如目赤、目瞑、目眩、目黯、目晕黄、血从目出、直视不能等。经初步查阅，《伤寒论》中所载与眼部病症有关的条文共23条，其中三阳经占19条，有10条列举了方药。所列的方剂中，如麻黄、真武汤、小柴胡汤、苓桂术甘汤等至今为眼科广泛应用。《金匮要略》中所载与眼部病症有关的条文共45条，其中有20条列举了方药。所列的方剂有甘草泻心汤、近效术附汤、五苓散、茵陈蒿汤、越婢加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派出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该书所载的“狐惑”一病，与西医的眼、口、生殖器三联综合征颇相类似，其所列清热解毒除湿法，至今仍为中医眼科医治该病的常用方法之一。仲景学说在中医学术领域里，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眼科应用全身辨证和经方治疗眼病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共收载明目或治疗眼病的药物87种，其中上品47种，中品27种，下品13种。如上品中的人参、菟丝子、茺蔚子、蒺藜子、蔓荆子、地肤子等均主明目；菊花，主目欲脱，泪出；黄连，主目痛、眦伤、泣出；蕤核，主明目，目赤痛，伤泪出；决明子，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又如中品中的白芷，主侵目泣出；秦皮，主目中青翳白膜；伏翼（夜明砂），主目瞑，明月，夜视有精光等。其中有不少药物的功效，已为现代药理所证实。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眼科药物的治疗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第二节奠基时期 这一时期，从晋到唐代，历时近700年之久，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陶氏疗目方》及甘浚之《疗耳眼方》，可算是我国最早的眼科专书。可惜两书早已遗失，内容不得而知，但可推断这一时期的医家，已为眼科的独立发展开始奠基了。王叔和、皇甫谧、葛洪是晋代三位著名的医学家，分别为眼病的诊断和治疗作出了贡献。王叔和所著的《脉经》，成书于280年，最早记载从脉象鉴别眼病，如谓目视有肾实、胆虚、肝伤三种；目痛有肾与膀胱俱实，肝与胆经气逆之别。该书设有“目病脉”专论，列举了弦、紧、芤、滑、涩、微、散、浮、伏、实等10种辨别眼病的脉象。如载：“三部俱弦肝有余，目中疼痛苦玄虚，怒气满胸常欲叫，翳蒙瞳子泪如珠”。书中还载有“察目包以辨病之生死”的专论，将《内经》目诊发扬光大，屡被后世医书引用。 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成书于282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2卷，共128篇，载穴名384个，所列腧穴主治800余条。其中收载主治眼病的穴位有神庭、本神、临泣、风池、竹，睛明、承泣、四白、颧骨、水沟、上关、上星、目窗、内关、解溪等36个。所主治的目病有目、青盲、目眩、目痒、目泣出、目系急、目白翳、目中淫肤、目眦赤痛、远视不明、白膜覆瞳子等30多种，尤其对睛明、承泣、风池等眼科要穴论述更详，如“月不明，恶风日，泪出憎寒，目痛目眩。内眦赤痛，目无所见，眦痒痛，淫翳白膜，精明主之”。由于本书是将《素问》、《灵枢》、《明常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使类相从”把散见于各国书、各篇章中的一些相类的经文汇集一处，这就为所世学习带来不少方便，从面对针灸治疗眼病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成书于341年，是一部实用有效可供急救的单方验方集，书中共收集民间治疗眼病的单方验方32个，如用治“肝虚，目睛疼，冷泪不止，筋脉痛，羞明怕日”的补肝散（夏枯草、得附），就是其中的代表方。用苍术雀目，用白龙散（马牙硝、龙脑）退翳，用车前子、干地黄、寸冬治内障等，都具有简便廉效的特点。其他还有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也载有医治眼病的针灸法或方药。 巢元方是隋代著名的医学家，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成书于610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论述病因、病理和证候学的专著。该书卷28列目病专篇计38候。此外，在伤寒，温病、妇女病、小儿病等证候中列有与目病有关的证候18候，共计56候。书中提到的解剖名词，除目、眼、白睛、黑睛、瞳子、眦等外，还首次应用了睑、眉、睫毛、缘等名称。书中收载了不少眼科的新病名，如针眼、目涩、目黑、目晕、目眇、目蜡、目肥、目青珠管、目偏视、目飞血、目疱疮、目脓漏、目封塞，目内有丁、目珠子脱出、伤寒毒攻眼、时气毒攻眼，热病毒攻眼，温病毒攻眼等，对眼病症状的描述颇详。这些都为以后眼科临床证候诊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初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太医署的建立，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医眼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唐初武德年间设立的太医署，将耳目口齿疾病，从内外科范围划分出，首次建立“耳目口齿科”，这就为以后中医眼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初，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收藏了不少眼科的内容。虽然称为方书，但内容非常丰富，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该书于七窍病中首列目病。首次对眼病病因进行总结，归纳为19因。时确指出生食五辛，房室无节、饮酒不已、夜读细书、月下看书、久处烟火、泣泪过多、抄定多年、雕镂细作等皆为丧明之本。在眼病的治疗上，《千金要方》介绍验方71首，《千金翼方》介绍验方30首。其中有“神曲丸，主明目，百岁可读细书”。此方即现代常用的磁朱丸。在内服药方及食疗中，首次提出猪、牛、羊、兔等动物肝脏具有明目作用。同时内服与外治并生，书中收载了不少外点、薰洗、外敷等外治方和钩割、针灸、按摩等治法，对后世眼科的发展颇具影响。唐代王焘撰《外台秘要》，卷21专论眼疾。首先引用《天竺经论服》的内容作为总论，谓眼为六神之主，而身由地、水、火、风四原质所组成。所引用的《天竺经论眼》从内容分析，并非印度医学的翻译作品，而是受了印度医学生理解剖观点影响的我国早期的眼科专著。如在眼的解剖生理方面，认为眼乃轻膜裹水，外膜白睛重数有三，黑睛水膜只有一重，不可轻触，眼之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外托三光，内因神识，故有所见。在论述眼病方面，对青光眼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病源“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而且指出“急需早治，若已成病，便不复可疗”。并将青光眼分为黑盲、乌风、绿翳青盲三类。在眼病的治疗方面，对白内障（脑流青盲）首次提出用金针拨治。所谓“宜用金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但没有具体介绍方法。对类似胬肉之类的眼病，主张用烧灼法外治。此外，还辑录了晋唐间数十种医书的眼科处方150首，参考价值甚高。 在《通志·艺文略》中，首次记载的《龙树眼论》与《刘皓眼论准的歌》是唐代问世的两部有影响的眼科专著。从唐代白居易“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空捻决明丸”的诗里，可以看出《龙树眼论》在唐代已经盛传。《龙树眼论》在宋史中仍有记载，后人推测为隋唐医家所辑。《隋书》记载，《龙树菩萨药方》有10多种，托名“龙树菩萨”所撰，以文其传。也有人认为朝鲜金礼蒙所辑《医方类聚》中的《龙树菩萨眼论》的外传本或辑录本。该书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所述病因病杨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风热。各论30节，所用的眼部解剖名词和病症名称均较以前的眼科文献多，如眼睑、眼皮、眼带、眼睑皮里等解剖名词，皆属首见。所提的病症亦已增至60多种。不仅详述了“开内障用针法”，而且提出治疗翼状胬肉的割烙法，从该书的体载，文字和内容来看，与《千金方》、《外台秘要》相似，很可能是我国晚唐时期的一本托名医书。 《刘皓眼论准的歌》亦是晚唐时期的眼科专书。是在《龙树眼论》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全书为诗歌体裁，所谓“论录为歌，以贻后代”。据日本丹波地胤考证，在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的“审的歌”即属该书的内容。该书所载的五轮歌及内外障分类法，不仅奠定了中医眼科的七十二证学说，而且促使中医眼科真正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据史料记载，我国唐代已能安置假眼。如北宋李等编辑的《太平御览》说：“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又北宋钱俨所撰《吴越备史》说：“唐立武选，以击球较其能否，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当此选，为铁钩摘一目……敕赐木睛以代之”。原书还说：“置目中无所碍，视之如真睛”。据考，周宝是公元9世纪中叶的唐武宗时人，说明我国安装假眼是世界上最早的。 第三节独立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从宋代直至元末以前，历时近五百年。时至宋代，眼科的生理解剖、病机学说等基础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理论与临床方面都具备了成立专科的条件。故在北宋元丰间的太医局，开始将眼科从耳目口齿科中分出来。从此，中医眼科一直作为独立学科不断发展。 北宋之初，由官方组织王怀隐等人所辑的《太平圣惠方》，成书于992年。该书卷32与卷33，为眼科专篇，收载眼科病症约60种，有关眼科病症的论述，大多出于《诸病源候论》，收载的新病名有蟹睛、坠睛、眼睑垂肿、睑生风粟、眼血灌瞳人、眼被物撞打、眼赤脉冲贯黑睛、丹石毒上攻眼目等。收载治眼方剂500多首，基本上总结了唐以前众医家治疗眼病的经验，该书还对五轮的配位作了改进，而且将它与眼病的病机联系起来，使五轮学说有利于临床运用。关于眼科手术，绍了钩割针诸法，尤其对金针开内障眼法，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 北宋末期，由朝廷组织人员编撰的《圣济总录》，成书于1117年，是宋代的医学巨著。全书共200卷，收载医方2万余首，其中卷102~103为眼科专篇，是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扩充内容而成。书中有论有方，所录治眼方剂已达890余首，首列眼目统论，次列肝虚、肝实、肾肝虚、目睑垂缓等50多个病症，理论论述比较粗糙，且未载录五轮子学说。在眼科手术方面介绍了钩、割、针和熨烙，同时列述了适应证，只是对金针开内障法略去未提本书集宋代医方之大成，记载了不少民间经验良方和医家秘方，是一部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医学文献。 成书于1151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继《圣济总录》之后的著名方书，它实际上是宋代官府所设“和剂局”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其中卷7有“治眼目疾”一篇。所载方剂多属当时民间习用的有效成方，不但广泛地被宋代以后各家书所引用，而且有些已被作为成方规范流传至今。 在金与南宋对峙时期，许叔微编著的《普济本事方》、刘编著的《幼幼新书》，刘完编著的《宣明论方》与《互问率机原病式》陈无择编著的《三因方》，张子和编著的《儒门事亲》，李杲编著的《东垣试效方》与《兰室秘藏》、杨士瀛编著的《仁斋直指方》等，都收载了不少关于眼科的论述，对眼病的病机、辨证和治疗，各具创见。如《素瓿率机原病式》首次倡导玄府学说；《三因方》最早提到“八廓”名称；《儒门事亲》载有9篇眼科专论，倡导“目不因火则不病”，针刺放血治疗眼病以及经络辨证等。《东垣试效方》载有冲和养胃汤、助阳活血汤、明目细辛汤等28个眼科常用方剂，强调从调理脾胃论治。《仁斋直指方》收载治眼方剂45个，特别对五轮学说的定位配属，作了精辟的论述，流传至今未改变。以上诸书，从不同方面丰富了眼科理论，推动了眼科的发展。 在眼科用药方面宋代唐慎微总结了北宋经前药物学的成就，参考了《神农本草经》以后的各种主要本草著作和其他经史方书共247家，编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成书于1116年。全书31卷，收载中药1764种，较《唐本草》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有关眼科用药已达到180多种，说明当时眼科用药的范围已大大扩充。 元代危亦林所著的《世医得效方》，成书于1337年。全书共19卷，收载经验方剂3千余首，卷16为眼科专篇，其内容分总论、各论、附篇三部。总论中对五轮配属，按《仁斋直指方》的定位，并在病因证治上做了补充，对八廓不仅首次配上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副名，而且还将每一廓配属眼位。各论列72证，每证的症状描述主要以《刘皓眼论准的歌》为基础，其药物治疗多重新选方，手术疗法则略而未提。 《秘传眼科龙木论》是由宋元医家辑集前人眼科著述而成的眼科名著。由《龙木总论》与《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等几个部分组成。前者载列“七十二证方论”“诸家秘要名方”“针灸经”“诸方辨论药性”。主要内容是按内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后者主要成分是以问答形式编写的“眼科七十二问”，具体内容与“七十二证方论”不同；并在论述五轮之后首次介绍了八部学说的名称和内容。 署名孙思邈辑的《银海精微》，据考为元末的医人所辑。书中首选叙述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的一些基本知识，接着列余81种眼病的病因和证治，并附有眼病简图。其中66种眼病，已见于唐宋文献，另外新增的有胞肿如桃、泪净明，蝇翅黑花等15种。治疗方面，除内服药外，有半数眼病合点眼药外治。该书的附篇从眼的生理、病理、辨证，以及常用内服方剂、中药药性与外用药的制法等，一应俱全。在眼科临床上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宋代的另一眼科成就是眼镜的发明和使用，如南宋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说：“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正字通》说：“眼镜也”。所配制眼镜，实以我国为最早，只是当时限于配制老花镜罢了。 第四节兴旺昌盛时期 这一时期，从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历时四百余年，明代与清代前期，医学分科继承的宋元时期的建制，眼科仍为独立专科，有关眼科的医药著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 元末时期，倪微德著《原机启微》成书于1370年，全书两卷，上卷将眼内，外各部病症按病因分为“风热不制之病”“淫热反克之病”等18类，并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严谨辨证论治，下卷论方剂配伍，附40余方，对每方皆有说明。这是一本独具一格，被后世推崇备至的眼科专著。 明初朱等编撰的《普济方》成书于1406年。就内容而论，是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原为168卷，四库全书本改为426卷，收方6万多首，眼目门占16卷，收方2300多首，集眼科病名30多种。该书由数十种书籍的眼科资料汇集而成，不但有较高的历史参考价值，而且对眼科临床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李时珍于公元1578年，辑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眼科用药已达400多种。该书的第4卷眼目一节还记载治眼赤肿、昏盲、翳膜等药物数百种，多数药后附有单方验方，该书的编写形式近乎生物学，但实际内容以临床应用为主，如对每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炮制、主治、方剂配伍等都有详细记载。故有很高的临床应用和学术研究价值。 王肯堂于1602年缉成临床医学巨著《证治准绳》，在“七窍门”内有眼科专篇，其总论首次对五轮八廓等词的含义作了解释，而且对八廓的配位，首次提出八方配位法，对瞳神首次记载内含神膏、神水、神光、真气、真血、真精的论述，这些都被后世医家所推崇，各论汇集眼部病症170多种凡肉眼所能见到的症状几乎都作了描述，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该书“类方”第7册，还收载眼科方剂405首，其中外治方106首，所述眼科内容，皆以证治为主具有“博而不杂，详而有要”的特点。 傅仁宇于1644年辑成眼科重要专著《审视瑶函》。该书卷首，介绍名医医案、五轮八廓、运气学说、前贤医论等，卷1主要讨论眼科的基础理论，卷2重点论述眼病的病因病机，卷3~6，将眼病归纳为108证，按病症分节，详述每种眼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卷6之后，附有针灸治疗要穴和22个外用药方的配制与应用等，并记载眼科用方300多首。该书内容十分丰富，所以流传颇广。 明代的眼科专著还有袁学渊编辑的《秘传眼科全书》和邓苑编著的《一草亭目科全书》前者首先介绍历代眼科理论，次列眼科72证，然后分类介绍眼科常用药物的药性，后者首作目论，目议，次论辨外障、内障及治法，再次论小儿痘毒眼治法及小儿雀目治法等。上述两书均是中医眼科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明代，还有不少综合医书收载了不少眼科内容，如徐春甫辑《古今医统大全》，其眼科部分仍列72证，有证有方。并首次转载了《原机启微》18篇原文。薛已等撰《薛氏医案》不但全部收录《原机启微》一书，而且于后附录各家论述摘要，前贤医案和按十剂分类的39个处方，还收录了治疗小儿眼病的25个处方。李架子《医学入门》，对眼病的论述，主张分表里，将五轮中的肉轮细分为上胞属脾，下睑属胃，对八廓的配脏腑和配眼位也有所调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在耳目门中记载眼病21种，针灸用穴80多个，其他篇章还有不少针灸治疗眼病的记载，对穴位的主治功能阐述亦较详细。其他还有楼黄的《医学纲目》，龚信的《古今医鉴》，龚廷贤的《寿世保元》，赵献可的《医贯》，张介宾的《景岳全书》等，都有眼科专篇。其共同特点是注重整体辨证，可供眼科临床参阅。 清代前期，我国还是世界东方最强盛的国家，中医眼科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传世的眼科专著不少，在丛书类书亦有不少眼科的内容。 黄庭镜于1748年著《目经大成》全书3卷，卷1立论，包括眼的解剖、生理、病因、辨证、内外治法等方面的杂论。卷2考证，包括12类眼因，81证以及似因非证8条，卷3仿景岳八阵，列方200多首，并有方义说明，该书对很多眼科病名作了改动。如改“黄膜上冲”为“黄液上冲”就是其中的1例，黄氏精于眼科手术，对针拨术总结出审机，点睛，射复、探骊、扰海、卷帘、圆镱、完壁等八法，使手术操作规范化。 顾锡于1810年撰《银海指南》，前2卷比较全面地论述眼科五轮八廓、运气学说，眼病的病因病机、脏腑主病及全身兼症等；第3卷列内服药方170余首，外用方11首，第4卷录验案176则。全书自始至终体现了眼局部辨证与全身辨证相结合的综合辨证观。 马代龙于晚清辑《眼科阐微》，全书4卷，卷1为总论，主要讨论中医眼科生理病理和辨证论治等问题；卷2主要摘录《老年眼科书》、《孙真人眼科总理七十二症秘诀》和《明常七十二眼症治法》等内容。卷3主要论述感染性眼病、外伤眼病和妇女眼病的治疗，卷4主要论述婴幼儿眼病的治疗和20多种外用药的配制方法，全书共载方253个，具有实用、简便等特点，特别对老年性眼病的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王子固于1657年著《眼科百问》全书分上下2卷。上卷42问，主要论述五轮八廓，五运六气、七表八里、三阴三阳，以及目赤流泪，目疼、目昏等常见眼病的辨证论治，下卷79问，主要论述妇女，小儿、老人、眼外伤等眼病的辨证论治，共计121问，选方199个，末为眼科杂集，收载外治法和单方验方55个。该书所选方剂，一般在15味以上，具有寒温并用，组合全面的特点。 《异授眼科》与《眼科奇书》均于清代刊行，撰人不详，前者首载论赋歌括，论述眼科的基本知识，并载有供眼科外用的主要方药及其炼制、使用方法；继为72证医治，用问答形式介绍每一证的病情、病因、治法和方药，后者喜用辛散温补的药物治疗眼病。认为外障是寒，主张用四味大发散或八味大发散随症加减治疗，认为内障是气，主张用破气、补气和温肾的方药治疗，篇幅短，内容奇，剂量大，很可能是高寒地区与眼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他还有程介的《眼科应验良方》等，均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在类书和从书中，首推张璐于1695年著的《张氏医通》。该书在“七窍门”内，汇集明清以前20多种医著中眼科资料，结合作者临床实践，除阐述眼科基础理论外，还评述了金针拨障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和拨针的制造等，并列举若干手术成功与失败病例，以供参考。书中列述眼部病症约160种，依症状及病因分为43类，内容虽多取法于《证治准绳》，但选辑较精，文字通俗，故流传很广，影响较大。陈妙雷等于1726年编辑的《占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全书共520卷，其中目门13卷，该书搜集历代主要眼科著述，依成书年代顺序择要辑录，前为医论、后为方药、针灸、导引、医案等，内容丰富，颇有参考价值。 吴谦等于1742年编辑的《医宗金鉴》，内有“眼科心法要诀”两卷。首先总论眼科诊法，然后将眼病按内障24证，外障48证叙述，另补遗10证，总计82证，载方113首，正文都用七言歌决概括，附加注释，内容简明，便于记诵。只是辨证方面有详于局部而忽略整体的倾向。 第五节衰落与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现代止，历时150年之久。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上清代后期政治腐败，中国逐渐衰落下去。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逐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当局极力宣扬洋奴买办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污蔑中医不科学，企图消灭中医，使祖国医学受到严重摧残，中医眼科也随之衰落。 这—时期前期，主持太医院的仍是中医，仍将眼科列为独立专科，但形势已日趋衰落，眼科学术处于停滞不前状态。虽然刊行了一些眼科专著，但大多为沿袭之作。较有创见的为数不多。其中黄岩1867年编撰的《秘传眼科纂要》，刘耀先1911年编辑的《眼科金镜》，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前者首重药物的临床应用，按脏腑及眼症分类叙述119种内服药及38种外用药的制法与应用。后者以内障、外障为纲，详细论述了91种常见眼病的证治，并在针拨白内障等手术方面有所改进。全书分为4卷，卷1、卷2为“内障正宗”；卷3、卷4为“外障备要”。收录方剂315首，治验医案17个，是刘氏在继承明清眼科学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经验编著而成，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清末刊行的其他眼科专著有王锡鑫1847年编的《眼科切要》，胡鳌1847年编的《眼科神应打》，陈国笃1861年编的《眼科六要》，奇克唐阿1865年编的《厚德堂集验方萃编》，月潭禅师1886年辑的《眼科秘书》，罗云从1891年辑的《孙真人眼科秘诀》，吕熊飞1894年辑的《眼科易秘》。此外，还有1875年撰人不详的《广勤轩遗稿》，1881年撰人不详的《眼科神方》，1907年撰人不详的《双燕草堂眼科》，1910年《不空和尚目医三种》，以及撰人和年代不详的《眼科家传》、《胡氏家传》、《庄氏家传》等，基本上是沿袭前代眼科医籍中的内容，或内容简单，不具特色。 自1912年清代结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加之国民党政府推行扼杀中医的政策，中医眼科随着整个中医事业的衰落而衰落。当时虽有—些中医眼科工作者不懈地奋斗，但所遗著作较少。其中有陆天医1922年编的《最新眼科秘诀》、黄荔州1928年编的《救目慈航》，刊于1931年撰人不详的《裕氏眼科正宗》，刊于1935年的《黄乔岳眼科全书》，以上各书，均无特殊创见。唯康衍恂1935年编的《眼科菁华录》有一定影响。该书共3卷，卷首为总论，阐述一般的眼科知识，卷上卷下为各论，按17门分述了123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及方剂等。此书虽沿袭《原机启微》、《审视瑶函》等医籍摘录而成，但内容简明扼要，还绘有“治疗应用器具图”，对眼科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医眼科的传入和影响，我国眼科界开始出现中西医汇通的趋势。如唐容川1892年所著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试图用中西医结合方式，对眼的大体解剖绘图说明；徐庶遥1924年编的《中国眼科学》，将传统的36种叶中医眼科病症，加入少量西医知识以及预后、摄生而成；陈滋1936年著的《中西医眼科汇通》是—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采用西医眼科分类法，将眼病分为10类，共98症，每病均列有中西医名称，这些编著虽在学术理论上无卓越见解，但却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诊治眼病已进入萌芽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挥祖国医学在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中的作用，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拯救和发展，中医眼科也从濒临失传的边缘抢救过来，重新走向复兴之路。表现在中医眼科机构不断建立，中医眼科队伍不断壮大，中医眼科著述不断问世和中医眼科学术不断发展。 自1955年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和1956年全国创建高等中医院校以来，迄今绝大部分省已有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中医眼科也被列为临床教学中的一门必修课，其中大多数院校设有眼科教研室。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中，大多设有眼科并开设专科病房：省市中医院内的眼科门诊或病房也相继建立；有的地区县中医院也开设了眼科或以眼科为主的五官科。我国相继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组织，有的还成立了中医眼科或以中医眼科为主的五官科学会，交流学术经验，推动了眼科事业的发展。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中医眼科的发展最为突出，也很全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1在这个时期创建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后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自然成了全国中医眼科的龙头单位，全国中医眼科学会和全国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有了挂靠的地方。有了这个国家级的基地，这对开展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眼科医疗与科研，对组织和开展全国性的学术活动极为有力。 2于1992年创刊了《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以平均每年刊登80万字计算，总共刊登的字数高达1600万字，这给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同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晋升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发展，加强国际间眼科学术交流，促进中医眼科走向世界，也发挥了积极的传媒作用。 3出版了大量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眼科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起至2010年1月止，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著作达124种，总篇幅为38529万字，尤其是《中医眼科全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该书篇幅最长，内容最全、影响最大。从字数来说，这本书相当清代以前眼科书的总和，曾荣获国家级优秀图书奖。 4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衡阳会议起，至2009年已先后开展34次大型的全国中医眼科学术经验交流会和多次专题专病学术讲座，其中在湖南就先后开了5次，从而起到了以文会友，以会传经，及思想感情大交流，学术经验大传播的作用。 5全国先后有九所中医学院晋级为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是晋级的必要条件，这对培养高级的中医眼科人才，起到了促进推动的作用。 6大力开展继承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管理局，曾在全国界定第一、二、三批名老中医500余名，并选定弟子予以传承，重在临床跟师，实践揣摩名老中医的精华，2005年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管理局，又正式将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研究，列为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全国中医眼科，人才济济，这对继承和发扬现有中医眼科的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7对如何在眼科开展中西医结合，逐步形成共识。90年代一些有智之士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新概念，强调中医与西医应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优势互补，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标，通过实践检验，逐步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人是学术的载体，是学术发展最活跃的决定因素，所以中西医结合，必须以中、西医工作者的团结合作为基础。而团结合作来自相互尊重，首先是尊重对方，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团结。中西医之间的转诊与会诊，是互相尊重的集中表现，并且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整体优势。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通过互相学习，才能取长补短。眼睛向内，仔细寻找、发现自己之短；眼睛向外，认真学习对方之长；或者以对方之长，反思自己之短。这样才能产生中西医结合的动力，有利于两种学术优势相加，有利于中、西医学术在医疗实践中的配合。提高防病治病的质量，是医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中西医结合必须从临床入手，以提高疗效为目标，一个病一个病的研究中、西医结合点。临床疗效是通过诊断治疗才能实现的。中西医结合，两者优势相加，使诊断和治疗相对完善。目前按结合的经验和过程，可分为西医检查与中医治疗相结合、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联合应用，西医手术配合服用中药三种主要形式：西医检查与中医治疗相结合：这是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形式，又叫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西医检查客观，精细、准确，强于辨病；中医治疗注重整体、内因和调理，强于辨证。对于众多非手术治疗的眼病，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既有利于提高疗效，又有利于总结经验。对许多眼病、单用中药或西药均有效，但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有的药价贵，有的费用低。如果从两者之中，选用见效快，费用低的合用，不但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而且可以降低医疗费用，少花钱，治好病。同时对那些单用中药或西药疗效欠佳的眼病，中药与西药合理配合，常可取到较好的疗效，已引起医学界的广泛重视。对许多适合手术的眼病，西医采用手术治疗，立竿见影。但手术的疗效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在手术过程中或手术后，也常出现某些术后炎性反应、并发症，影响视功能的恢复。如配合服用中药，不但可减轻术后反应和并发症，而且可以加速视功能的恢复。对于那些多种眼病夹杂在一起的手术患者，配合服用中药，更具临床意义。理论来源于实践，中西医结合的实践过程，是中、西医探讨临床优势相加的最佳模式。是两种学术体系并存，相互取长补短，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的量变过程，中、西医各自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学习和吸收对方的长处，为丰富和发展自己而努力。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长期过程中，交叉和融合将越来越多，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总体上的融合，最终形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 荟萃名医经验：本书既系统展现了肖国士数十年临证思想之大成，又概括总结了言庚孚、毕仁俊两位名医眼科辨治之精华，是三位名老中医眼科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 传承眼科学术：本书全面收集、系统整理了中医眼科的理论精华和学术传承，是肖国士教授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对古今中医眼科名家名著学术精华的提炼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