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决策熵学及其应用(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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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管理决策与熵学理论基础
1.1 管理决策科学的历史和现状
1.1.1 决策与决策分析的历史及现状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决策活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着大量的生活、生产、经济、教育、科技、政治和军事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2000多年。其中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等著作都记载了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各种决策活动。这些历史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的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的决策者,如被历代传颂的孙武、孙膑、张良、诸葛亮等都是在关键时刻提出过重大决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英明谋士。诸葛亮在其一生中做出了许多著名的决策,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被人们喻为智慧的化身。早在隆中隐居时,诸葛亮就饱读经书、纵览历史、审时度势,酝酿了一个治天下的战略。因此,当刘备三顾茅庐,表示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之后,诸葛亮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略。他向刘备提出的进取荆、益,结好孙权,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政策建议,以及后来的许多关键性的决策,都是比较正确的。显然,这些决策并不是小说中所渲染的那样摇摇羽毛扇,“弹指一挥间”做出的,而是诸葛亮对当时形势深刻分析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齐王与大将田忌赛马,双方规定:每方出上等马、中等马与下等马各一匹,分三个等级进行三场比赛;每场由各方任选一匹马参赛,每匹马只能参加一场。同时还规定,每场比赛输者需付胜者一千金。按同等级的马来看,齐王的马要比田忌的强。于是齐王自以为稳操胜券,以上、中、下顺序出马。田忌问计于军师孙膑,经过巧妙的运筹,田忌用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结果以输一场胜两场、净赢一千金而取胜。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几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人民已经懂得运用决策克敌制胜。
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经济建设方面的著名决策事例。在北宋时,国都汴梁(今开封)因宫室被大火烧掉,需要迅速重建。这是一项工作量大而复杂的大工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工程的领导人即决策者丁渭,在全面分析了施工的地理、资源及设计计划后,提出先挖一条通往汴京的运河,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利用运河将各地建筑材料运到汴京的工地;二是用挖出来的土烧砖或将其作为建筑用土。这个规划为修建汴京皇宫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大大缩短了修建时间。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分析,丁渭的施工规划是一项很好地符合管理科学思想的管理决策。
虽然历史上国内外许多决策活动是很有效的,其决策思想用现代科学来分析也是很先进的,但是,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决策者的智慧与经验,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才能。虽然这些决策方法及决策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人有启发,也有一定的指导性,但缺乏规范化,没有从科学规律性上去总结,因而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便于他人学习、掌握并能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一般将这样的决策称为经验决策。
决策从经验决策发展为科学决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要求经验决策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迫切要求发展一种以决策活动为研究内容、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理论。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发展有效而准确的科学决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根本性的促进因素。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对科学技术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对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发展决策的失误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因丧失时间而影响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的经济、政治等的发展,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优势。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导弹发展规划(也就是决策)方面的错误,造成了与苏联严重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为美国赢得了军事技术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学家预测半导体技术将会有很大发展,于是做出了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决策。在1947年,贝尔实验室**次发现了晶体管效应,发明了晶体管,从而开始电子技术的新的发展历程,而此时苏联却做出了发展电子管微型化的决策,这使苏联电子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中,苏联也一直处于竞争的被动地位。高新技术(如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等)更是使生产力及经济、军事等有突破性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新科技的投资极大,如阿波罗登月计划共耗资240多亿美元,航天飞机花费达350多亿美元,一架B-2隐形飞机的价格达5.3亿多美元。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大科学—工业综合体”,这种复杂的“大科学”体系,更要求应用科学方法决策。
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竞争日趋激烈,迫切要求改变经验决策的局限性,发展一种能尽量减少风险损失,避免严重失误,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的管理决策理论。
经济国际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如果一个国家不实行开放政策,不参与国际经济与技术交流,就不可能有较快的发展,并严重地影响现代化的进程。资源缺乏、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的日本,由于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及一系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正确政策(决策),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我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四化建设日新月异。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的集约化与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家与社会对企业的干预、压力与影响日益加强,使企业及其决策者从事实中强烈地感觉到: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产品质量虽然仍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把精力集中于提升企业的整体效果,把企业放到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去思考各种问题,通过认真的科学分析,做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克“敌”制胜。所以“管理就是决策”,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决策,领导工作就是决策。20世纪60年代,在发展大型民航客机时,曾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决策:一是以美国波音公司为代表,其考虑了民航飞机研制技术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看到20世纪70年代民航运输市场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认为从技术上看,波音公司有把握研制并生产出超音速大型客机,但是决定民用客机的主要因素应是市场需求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水平及旅客的经济承受能力等经济性要求,于是决定发展略低于音速的、安全、可靠、经济性好的波音系列宽体式大型客机。二是英法协和式飞机集团较多地考虑了超音速的要求。结果,波音公司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世界民用客机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获得了数百亿美元(仅1987年波音公司既有50亿美元)的利润。由于协和式飞机销售量很小,协和集团亏损了30亿美元。原航空工业部所属的许多航空工业企业,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新的形势,改变原来单一生产军用航空产品体制,转产民用产品,采取“军转民”的发展决策,经过数年的努力,许多航空工厂不仅为自己工厂的生存发展找到了有力的支柱产品,还为国家生产了许多急需的先进产品,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有许多产品出口到国外。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级旅游大客车、西安远东机械制造公司生产的电冰箱压缩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运七飞机等都是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以及工厂本身的生产技术条件,进行认真的论证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新产品发展决策。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为决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际可能性。科学技术和生产经济与军事的需要激发了科学决策理论的发展和形成,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又为科学决策提供了理论与方法。
首先是运筹学及以后发展起来的系统工程(或称系统分析)等为决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的主要分支: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网络分析技术、对策论和统计决策等对决策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作用。
控制论、信息论及系统论的基本理论为决策理论提供了新的概念、新的思维。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专家系统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为决策理论提供了有效的实现手段。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科学技术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原来以提高生产和企业内部效率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管理方法,如泰勒等的以微观管理为基础的管理学,近年来已不能满足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对企业的压力,企业的管理者在竞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它比着力于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提高生产与工作效率的微观管理更为重要。战略决策错了,即企业的大方向错了,工作效率与生产效率再高也没有用。如果决策失误,决策的执行效率越高,收效越差,效果越恶劣。为了寻求企业的整体效益,企业管理者除了继续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外,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决策活动。实际的需要吸引了广大管理学者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去探求决策活动的规律性,研究科学决策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美国科学家西蒙提出的现代决策理论。
回顾历史,决策一词源远流长,但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对决策进行研究,只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情,而真正使其独立成为一个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领域要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统计决策理论,现代决策研究中普遍应用的模型化结构就是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20世纪50年代建立决策分析理论体系的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如L. J. Savage、Abraham Wald、P. C. Fishburn和R. A. Fisher等都是统计学家,他们在统计决策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具有严格的哲学基础和公理框架的决策理论体系;Raiffa、Schlaifer等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统计决策理论,他们主要研究如何通过收集新的信息来改进决策,由此形成了Bayes统计决策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以Raiffa为代表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商业问题,形成了应用统计决策理论。
在统计决策理论发展的同时,决策的概念也在不确定性问题范围外的其他领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66年Howard在第4届国际运筹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这一名词。此后决策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决策分析也逐渐成了决策科学研究的代名词,这时的决策分析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统计领域,而囊括了规划、优化、行为科学等领域;在应用方面,决策分析也在许多非概率支配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把决策分析这一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石油工业,使得决策分析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关于决策分析的文章和报告在各种学术刊物和会议上也越来越多,并出现了Theory and Decision、Decision Sciences、Decision Support System、Information & Decision Technologie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以决策分析为核心研究内容的国际学术刊物;而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如Econometrica、Science、Operations Research、Management Science等中,决策分析也成为热门研究课题。我国最早的相关论文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如1977年魏权龄、应玫茜和陈光亚在《运筹学报道Ⅱ》上发表了《多目标规划的稳定性》和《多目标最优化有效解的性质及其标量化》。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0年顾基发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