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录（6容忍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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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这一期(《独立评论》第十八期)本刊出版之日正是“九·一八”的 周年纪念。这一年的光阴，没有一天不在耻辱惨痛中过去的，纪念不必在 这一天，这一天不过是给我们一个特别深刻的回忆的机会，叫我们回头算 算这一年的旧账，究竟国家受了多大的损失和耻辱，究竟我们自己努力了 几分，究竟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并且这一天应该使我们向前途想想， 究竟在这最近的将来应该如何努力，在那较远的将来应该如何努力。这才 是纪念“九·一八”的意义。 “九·一八”的事件，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它不 过 是五六十年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危险局面的一个爆发点。这座火山的爆 发 已不止一次了。第一次的大爆发在三十八年前的中日战争，第二次在三十 五 年前的俄国占据旅顺、大连，第三次在庚子拳乱期间俄国进兵东三省，第 四 次在二十八年前的日俄战争，第五次在十七年前的二十一条交涉。去年 “九·一八”之役是第六次的大爆发。每一次爆发，总给我们一个绝大的 刺 激，所以第一、二次的爆发引起了戊戌维新运动和庚子的拳祸。日俄战争 促 进了中国的革命运动，满清皇室终于颠覆。二十一条的交涉对于后来国民 革 命的成功也有绝大的影响：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及其失败，安福党人的卖国 借 款，巴黎和约引起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引起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中国 国 民党的改组，此等事件都与国民革命的运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我 们 可以说民四的中日交涉产生了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 反响是有的，然而每一次反响都不曾达到挽救危亡的目标，都不曾做 到建设一个有力的统一国家的目标。况且每一次的前进，总不免同时引起 了不少的反动势力：戊戌维新没有成功，反动的慈禧党早已起来了，就引 起了庚子的国耻。辛亥革命刚推倒了一个枯朽的满清帝室，北洋军人与政 客的反动大团结又早已起来了。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 腐化和恶化的趋势都已充分显露了。三十多年的民族自救运动，没有一次 不是前进的新势力和反动势力同时出现，彼此互相打消，已得的进步往往 还不够反动势力的破坏，所得虽不少而未必能抵偿所失之多。结果竞成了 进一步必得退一步，甚至于退两三步。到了今日，民族自救的运动还是一 事无成！练新兵本是为了御外侮的，于今我们有了二百多万人的陆军，既 不能御外侮，又不能维持地方的安宁，只给国家添了一个绝大的乱源！谋 革命也是为了救危亡，图民族国家的复兴；然而三十年的革命事业，到今 日还只到处听见“尚未成功”的一句痛语。办新教育也是为了兴国强种， 然而三十多年的新教育，到今日不曾为国家添得一分富，一分强，只落得 人人痛恨教育的破产。 四十年的奇耻大辱，刺激不可谓不深；四十年的救亡运动，时间不可 谓不长。然而今日大难当前，三百六十五个昼夜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束 手无策。这是我们在这个绝大纪念日所应该深刻反省的一篇惨史，一笔 苦账。 我们应该自己反省：为什么我们这样不中用？为什么我们的民族自救 运动到于今还是失败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固然是今日的急务 ； 然而还有许多人不信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病的，也还有许多人不肯相信我 们生的是“七年之病”，也还有一些人不肯费心思去诊断我们的病究竟在 哪里。我说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经太晚了的诊断自己。 我们的大病原，依我看来，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 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鸦片、小脚、八股为“三大害”；前几年有 人指出贫、病、愚昧、贪污、纷乱为中国的“五鬼”；今年有人指出仪文 主义、贯通主义、亲故主义为“三个亡国性的主义”(《独立》第十二 号)。这些话，现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谈了，然而这些大病根的真实 是绝对无可讳的。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都是千百年来老祖 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些病痛，“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何况我们竟 是 兼而有之，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丛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向来所谓 “东方病夫国”，往往单指我们身体上的多病与软弱，其实我们身体上的 病 痛固然不轻，精神上的病痛更多，又更难治。即如“缠脚”，岂但是残贼 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做人看待，让她们做了牛马，还要砍折 她们的两腿，这种精神上的风狂残酷，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干净的。又 如“八股”，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 都用在变文字戏法上，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思想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 易改变的。——这些老祖宗遗留下的孽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在 这个心身都病的民族遗传上，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 橘”，都变成四不像了。 所谓民族自救运动，其实只是要救治这些根本病痛。这些病根不除 掉，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什么民族复兴，都是废话。例如鸦片，现在帝国 主义的国家并不用兵力来强逼我们销售了，然而各省的鸦片，勒种的是谁 呢？抽税的是谁呢？包运包销的是谁呢？那无数自己情愿吸食的又是 谁呢？ 病根太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但是我们还有一层很重大的困难，使 一切疗治的工作都无从下手。这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就像 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神经中枢，医头医脚好像都搔不着真正的痛痒。试看日 本的维新所以能在六十年中收绝大的功效，其中关键就在日本的社会组织 始终没有失掉它的重心：这个重心先在幕府，其后幕府崩溃，重心散在各 强藩，几乎成一个溃散的局面；然而幕府归政于天皇之后(1867)，天皇 成为全国的重心，一切政治的革新都有所寄托，有所依附，故幕府废后， 即改藩侯为藩知事，又废藩置县，藩侯皆人居京师，由中央委任知事统治 其地(1871)，在四五年之中做到了铲除封建割据的大功。二十年后，宪 政成立，国会的政治起来替代藩阀朝臣专政的政治(1890)，宪政初期的 纠纷也全靠有个天皇作重心，都不曾引起轨道外的冲突，从来不曾因政争 而引起内战。自此以后，四十年中，日本不但解决了它的民族自救问题， 还一跃而为世界三五个大强国之一，其中虽有几个很伟大的政治家的功绩 不可磨灭，而其中最大原因是因为社会始终不曾失其重心，所以一切改革 工作都不至于浪费。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都不 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 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帝制时代的重心应该在帝室，而那时的满清 皇族已到了一个很堕落的末路，经过太平天国的大乱，一切弱点都暴露出 来，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了。所谓“中兴”将相，如曾国藩、李鸿章 诸人，在十九世纪的后期，俨然成为一个新的重心。可惜他们不敢进一步 推倒满清，建立一个汉族新国家；他们所依附的政治重心一天一天的崩 溃，他们所建立的一点事业也就跟着那崩溃的重心一齐消灭了。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