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儒雅的血性)(精)

作者简介

黑尔（Hail,W.J. ）：美国耶鲁大学双博士，教育家和历史学家。 译者简介： 杨欢，湖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在读，对国外文学多有研究。

内容简介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太平天国运动与为了镇压运动而组建起来的官方武装的故事，将我们从现代世界带入了中世纪的背景中。我们难以置信，克里米亚战争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早期阶段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而美国的南北战争与日本的再生则与这场运动的晚期处于同一时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欧洲与美国的精神世界的角度步入与曾国藩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我们就如同被领入了尼罗河、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峡谷作为文明中心的那些遥远而昏暗的古代。要弄清楚曾国藩的精神旅程是如何从童年时代逐步推演，直到他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请求皇帝把聪颖的年轻人派往海外学习，我们就必须想象，他从孔夫子或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曾国藩所撰写的诗文、书信、奏疏与日记等大量留存下来的资料，为他编辑一份内心生活的传略，一定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仅仅用一个章节来展示所有可用的好材料，篇幅确实太短了，但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视到那些生动的原则，它们指导着曾国藩的个人及家庭生活，决定着他对家乡的风俗习惯采取何种态度。 曾氏家族的家系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发端，并且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十分清晰了。曾国藩是从著名哲学家曾子算起的第70代人，而他那位远祖是孔大圣人最早的门徒之一。湖南的由曾氏家族衍生出来的那个支派在元朝时定居于衡阳，17世纪移居到湘乡，世世代代在这里务农。[1]他们当中并没有人引人注目，直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曾国藩在其文章中常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即星冈。他对孙儿的影响深远，而且随着孙儿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与日俱增。这位祖父年轻时好逸恶劳，但他听说外人预言过曾家会毁在他的手上，他便沉下心来，成了热情的模范农民与园丁。他心怀对祖先深切的敬意，第一个提出来建立一座像模像样的宗祠，因为他认为，祖先的神灵是所有神灵中最值得敬畏的，因为他们的兴趣或影响，无论是好是坏，都一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家族，比那些更加遥远、缥缈的鬼神重要多了。[2] 曾国藩在这么一位个性强大的长辈陪伴下成长，有了强烈的家族团结感。他的思想中，家族也是一切的中心，他为了在兄弟和子侄之间维护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那些最著名的书信都与家事相关，其中有一封是他在京城身居高位时所写，当获悉祖父身患重病，他为自己在京城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双亲却在家中辛勤劳作而懊恼不堪；但同时，他很为几位弟弟的孝行而高兴。[3]他写道： 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曾国潢）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曾国藩认为，家庭生活建立在孝敬父母与兄弟和睦的基础上是最为重要的，但这种团结而纯粹的家庭关系，一旦因仕途上升就很容易失去它的单纯性，遭到种种威胁。所以，他时常劝诫他的弟弟们，不要放弃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因为家人今后必须靠此为生。他说：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4]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敲响警钟，叫家人不要屈从于好逸恶劳、逃离俭朴生活的诱惑：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5]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的精神药方就是牢记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他在1867年写道：[6]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不过，曾国藩同时还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他希望家族成员的言行永远维护其已有的尊严。这意味着他们在社交中要远离那些低级官吏，以免其交往损伤到在京城身处高位的长兄的利益，也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曾国荃考取秀才时，按照惯例，曾国藩理应写信给主考官表示感谢，但他在家书中说他不愿意这么做，因为那个官员名声很不好。他接着写道：“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7]这种行为不仅会有损家族的声誉，还会让京城的高官们因曾国藩的家属在家乡的活动而给他记上污点。[8] 然而，这种家族自豪感绝不是意味着不去理睬乡下那些出身低微的家庭。曾国藩总是热衷于了解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熟人当中的生老病死和嫁娶。他一直希望，在家的亲人能充分而谨慎地履行好作为邻居的所有义务。1867年，他在写给大儿子的一份信中说：[9]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在家族内部，曾国藩恪尽职守地履行着他作为长子的责任。在家书中，满是他对弟弟们的忠告，他清楚地跟弟弟们表示，不需要他们来承担他应负的责任。有一次，他以责怪的语气写道：[10]“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稍后，也许是为了让在家中的亲人们更好地合作，他把家务交给曾国潢管理，告诉他，长辈们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家庭习惯，他必须让后代世里，他就外交政策谈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78]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79]不久后，他在另一封信里就同一问题展开了讨论，还涉及了使用外国军队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以上四语中，他曾在别处谈论过第三语，因此在此处没有再重复，于是继续解释第四语： 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以行，目下虽若龂龂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80] 显然，曾国藩并未看轻外国人。相反地，从他与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中西双方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正因为他坚持了儒家的仁恕之道，才能长久地维系二者的友好关系。他反对通过欺诈的手段来寻求眼前利益，因为这种短视的行为必然会破坏帝国的大业。 他坚决反对打开国门，任由外国商人肆意开发。他认为，中国需要外国人的援助，来建立铁厂与兵工厂，但他不同意让外国人参与其中，进而夺走本应属于中国工人的职位，或与中国商人争夺利益。在建立商船队时，起初他让中国人打杂，等他们学会经营之道时，就将船队交给他们打理。他对那些在国内泛滥的新生事物兴趣寥寥，更愿意沿用老办法来进行劳动和生产。针对对外贸易，他这么写道（笔者不确定下述内容写于早期还是晚期）：一般来说，西洋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争斗不休，其主要手段就是攫取他国商人的利益，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他们四处建设工厂，交易各种商品，实则心怀鬼胎，最终肯定会损害我国的国计民生。开战以来，中国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痛苦的煎熬。而洋人则占据了三到五个港口贸易城市，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生意蒸蒸日上，而我们的百姓却饥寒交迫，深陷困境之中。如果现在答应洋人的要求，给他们贩卖食盐的权力，中国合法盐商的生意就会因此凋敝；如果同意他们建设仓库，中国的货栈和店铺的生计就会遭到威胁；如果允许汽艇在小河上自由行驶，船员、艄公就难以维持生计；如果允许他们在中国修筑铁路、发送电报，就会抢走车夫、旅馆和搬运工的饭碗。对于以上种种，我们要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使用西洋人的工具和技艺，但不能让他们过多加以干涉，以确保中国的利益。[81] 这段文字让我们明白，无论曾国藩出于何种目的、动用过何种力量，他都不会将中国的主要资源拱手让给外国人，也绝不会用中国的财政收入来抵押借款利息。 无论作为一名文官还是武官，无论他取得了何种功绩，曾国藩一直坚信，中国传统的文学和哲学才是自己心灵最终的栖息之地。在书信中，他展现出不俗的魅力，让他的文章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典范。遗憾的是，此书的译文（英文版）并没能充分而传神地展现原作的风采。同时，他还是一位文笔优雅、潇洒的散文大家，曾先后编纂了中国18位大诗人的经典诗作。尽管他的一生饱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他被称为清朝首屈一指的大文豪和大学者。世代代地传承下去。[11] 对于长兄控制权的字面上的假设，弟弟们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曾国藩和弟弟们之间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是争吵，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引起的。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的关系则更为紧张，让人禁不住怀疑，他们从未真正谅解过对方。 1841年，曾国荃在其兄在北京的寓所念书，兄弟间发生了争执，直到父亲写信给曾国荃，警告他要恪守本分，这事才平息下来。[12]第二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家中，回家后，他写信给兄长，抱怨他的严厉。回信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作为兄长的责任，以及他为什么要对弟弟们严格要求。[13] 1844年，曾国藩发牢骚，对于他的指示和忠告，身边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执行，唯独他的弟弟们不愿从中受益。[14] 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曾国潢来到大营，大大加重了曾国藩失意时遭受的不顺。此后，曾国藩写信回家，告诫所有的弟弟不许再来大营，而是待在家里各尽其责。[15]或许就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是兄长阻碍了他在官场的晋升之路。1856年，清朝廷一方局势岌岌可危，曾国藩被限制在了江西一片狭小的区域里，曾国荃在长沙坚持要招募勇丁。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在那里“找到”了他。当时，吉安在太平军手中，黄冕接到任务，前去攻打太平军。他与曾国荃协商后，发现对方十分精明。曾国荃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16]因此，通过这位知府，而非通过曾国藩本人，这位金陵的攻取者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终其一生，曾国藩的这位弟弟似乎都在执着于跟他的兄长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似乎已做了兄长该做的一切，甚至冒着被指控任人唯亲的风险，只为了平息弟弟不满的情绪。他把攻打安庆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荃，甚至在可能威胁到清廷大局的时候，还容许他这位弟弟继续担任攻打金陵的唯一指挥官。上谕传来，建议曾国荃去杭州或上海任职，但他本人更愿意留在这个能获得更大荣耀的岗位上，曾国藩再次屈从于弟弟的心愿，将李鸿章派往江苏，将左宗棠派往浙江。[17]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刻，曾国荃遭到忠王可怕的打击，虽然曾国藩很想把李鸿章召来救援，但他最终还是迁就了这位弟弟的心愿，帮他把这件事掩饰了过去。1864年，上谕命令李鸿章前往金陵，曾国藩只能与弟弟争论，让他欣然接受这一现实，如果不是李鸿章善体人意，这件事很难摆平。[18]虽然曾国藩一直竭力维护这位弟弟，但曾国荃却觉得兄长对自己心存偏见，他真正关心的只有国家与家族的声望。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建议：兄弟之间说话不要相互抵触。曾国藩在回信中写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19] 关于家庭的事务，祖父对曾国藩的影响也很大。1859年至1861年之间，曾国藩的许多家信中都会谈及一两件相关的事情。祖父教他们从事以八个字概括的八项基本家务，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者，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20] 在另一封家书[21]中他展开了这种思考，认为他的兄弟子侄必须牢记“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22]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还有“三致祥”的秘诀，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最后一项由孔夫子的金科玉律来定义，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3] 到了1867年，他在一封家书中又重复了上述有关财富及实践居家道德的理念，十分有趣。[24]当时，他写信告诉家人，他无法将大笔的款项寄回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有些人认为，曾国藩不过是陈旧观念的代表人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会发现，只要事情涉及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曾国藩就会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诚然，他也具有正统的观念，认为妇女应该从事纺织、缝纫、烹调等家务。在京城时，他有一次写信给祖父，为自己的妻子住得太远、不能侍奉家中老人而深感抱歉。另一封家书中，他指责已经出阁的四妹没有早起侍奉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来伺候她。[25]在长子结婚时，他写信告诫：新娘来到新家后，要指导她勤于纺织与缝纫，亲手下厨做饭，因为这是已婚妇女的主要职责。[26]另一封信中，他继续教导儿子，不要认为媳妇来自有钱人家，就可以不做这些家务。[27] 他所遵循的这些保守观念让我们难以想象，他居然会极力反对中国人所倡导的近亲通婚，并严禁相隔遥远的同姓男女之间通婚，甚至质疑这种传统的婚姻关系的合理性。为了反对近亲结婚，他表示，姐妹的孩子与兄弟的孩子一样，都是近亲，而中国世代坚持同姓不能通婚的原则，却不管其他不同姓而实际上却是亲戚关系的人通婚，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28] 星冈列出的诸多家庭主要职责中，祭祀祖先居于首位，它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从古至今的传统习俗。先祖们的灵魂能震慑住那些栖息在阴暗之处的鬼魂，因此祭祀这些魂灵是家庭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对于星冈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家庭宗教信仰的全部。[29]在给长子的一封信中，曾国藩从他祖父的观点出发，讨论了这种祭祀：“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30] 在曾国藩看来，祭祀与墓地选址同样重要。从星冈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信风水，曾国藩也不信，而且还交代弟弟们也不要相信风水。然而，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十分看重祖辈墓地的选址。但他祖母下葬后，他写信给祖父，既为葬礼圆满完成表示祝贺，又大胆地询问了墓地选址是否恰当，是否留下了建牌坊、立铭碑的余地，以及墓地有没有离河太近。由于对这些问题放心不下，他建议迁坟，并非为了获得财富、声望与好运气，而是为了防蚁、防潮、防凶险，并且留下一条宽敞的通道。[31]有一种说法认为，祖坟墓址的好坏会影响家族的命运，曾国藩认同这种说法，但他也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好的墓址并不是贪图财富。 不过，风水只是有关土地的科学，在堪舆之上，有更高的法则。相较而言，曾家人更愿意顺应天道，顺从父母与祖父母的心愿。当曾国藩得知，祖父反对将祖母的坟墓迁往别处时，他吩咐弟弟们不要再费心劳神去寻找别的墓址，以免惹恼祖父，让他的病情加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如此一来，不论新的墓址风水多好，都不会带来好运气。[32]这一次，曾国藩决定不论吉凶，听天由命，事实证明他做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他在7月份写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33]然而，这个墓址带来的好运并未就此完结。1849年，他记录说，家族中又添三丁，他则一路升为阁学、侍郎，曾国荃也考中了秀才，这一切都让他更加相信是选了一块吉地所带来的好运，虽然他并不相信风水之说。 多年后，他的弟弟在三河战役中阵亡，他在信中列举了罗姓人家因为选了好墓址而得到好运的例子，急切地要求为弟弟选一块好墓。[34]同样，当他的叔父喜得孙儿时，他在给叔父的信中说：“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35]由此看来，曾国藩在这点上完全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要选择合适的墓址，要小心维护祠堂，还要按时祭祀先人。 1844年至1845年期间，他家病倒了几口人。曾国藩认为这一系列的疾病可能是因为对祖坟照顾不周而引起的，于是他写信给弟弟们，让他们修缮祖坟。同时，他告诫弟弟们，不要动土，以免惊扰到祖先的灵魂。[36]1851年起，一连串的好事和坏事交替在这个家庭里发生，直到1855年年末三河发生的那场悲剧让这种起起伏伏的运势达到高潮，曾国藩和他的弟弟们都认为，只有为父母迁坟，好运才会再次降临到曾家。[37]许多史料记载，曾国藩一直以来都信奉着祖先魂灵的力量，认为必须选上好的祖坟墓址。尽管曾国藩对很多中国人的迷信活动一直保持着相当理性和谨慎的态度，然而从前文所摘录的书信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迷信活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活着的人必须祭祀亡故的人。 在其他方面，曾国藩也有点迷信，但实际上他对这些迷信持怀疑态度。1838年，他乘船经过樊城河，忽然刮来一阵大风，让他身涉险境。形势危急，他急忙跪下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直到1851年，他仍对那天遭遇的可怕景象记忆犹新，写信叮嘱家人，让他们此后不要再去樊城河，还要告诫子孙也要远离那条河。[38]书信当中，他还表明自己相信天意显灵。1864年，金陵城上空乌云翻滚，白昼如夜，曾国藩认为这是上天将要灭亡太平天国运动的预兆。[39]1858年，他还在浙江和其他地区掌管军事，一道上谕传来，委任他的弟弟出任浙江的地方官员。他写信回家，说他们已故的父亲曾去南岳进香，得到了一句预言：“二珠在手，辉耀杭州。”父亲曾告诉曾国藩，他有两个儿子以后会在浙江做官，他们此行就是要去完成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先兆的事情。[40] 还有一次，曾国藩写家书悼念在三河阵亡的三弟，说道，“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祭祀祖先及偶尔祭拜当地神灵之外，曾国藩并不热衷于某种系统的宗教。一开始，他只是怀疑太平天国的教义，后来作为朝廷命官前去解决天津教案的索赔要求时才解除了基督教。曾国藩有一篇关于宗教哲学的文章值得一读，其中谈到了他对佛教与基督教的态度。他认为，天主教信仰最初只是帮人们盈利并发家致富的工具。如今，大多数外国牧师都很穷，尽管他们声称教会拥有很多财富，只是没有赐予他们，但他们这些话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秦汉以来，周公与孔子式微，而佛教得到发展。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但现在的印度宣扬伊斯兰教。天主教起源于西方世界，但现代的西方国家已改信新教。正因为佛教教义和天主教交易都并非真正的宗教教义，所以时盛时衰。但周公和孔子之道却从未改变，它们才是立国之根本，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中国的各种礼仪习俗和训导教化才因此发扬光大。尽管有人想方设法要让中国人摈弃这些信条，但都没能成功。 这段话里，曾国藩表明了自己真正的信仰，那就是坚决地信奉孔子和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只对祖先的神灵心怀敬畏，而否定常人所信奉的鬼神之说，但十分强调天命。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有时也信奉并跪拜神灵，并向神灵许愿。因为他明白，有许多神秘的事情是儒家思想无法解释的，只能承认是天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所以，他在信中提及一个熟人，说此人从各方面看来都应该幸福长寿，却英年早逝，由此感慨生死难测，好人也未必有好报。[42]曾国荃在围攻安庆之后，接着又要围攻金陵，此时曾国藩告诫他要戒骄戒躁，并劝告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写道：[43] 以余阅历多年，见事之成功与否，人之得名与否，盖有命焉，不尽关人事也。 在另一封信中，他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庆时，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或添他军来助围师，或减围师分援他处，或功隳于垂成，或无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 譬之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主张者也。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更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44] 尽管曾国藩不像普通百姓一样例行宗教习俗，但他作为朝廷官员，在情急之时也不得不按规矩参与祭拜活动。比如，1867年5月和6月发生大旱，他几次赶往水神庙求雨，并在另一座神庙求取圣水，抛洒在地，结果第二天大雨倾盆。为此，曾国藩向寺庙捐赠了4000两银子表示感谢。[45]到了第二年四月，又必须进行同样的仪式，祈祷雨停下来。[46]我们并不能确定，曾国藩所进行的这些已记载或未记载的祭祀活动是否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普遍信仰。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并非全然不能接受普通人的信仰，只要合理，也会遵从其习俗，但却一直反对外国宗教信仰。 曾国藩也和其他人一样，迷信“生辰八字”，认为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所谓“生辰八字”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时间，即年、月、日、时。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天性取决于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在“八字”中所占的比例。[47]在婚嫁问题上，必须确定新郎新娘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尽管曾国藩对“八字”之说嗤之以鼻，但1871年其长子的一个儿子出生时，他在几封家书中写道：“纪泽生一子，小大平安，深以为慰。纪泽今年三十三岁，正在望子极其殷之际，如愿得之，满门欣喜。惟“八字”于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于养成否。”[48]同年9月，这个孩子生病夭折，验证了他之前的疑虑。他写信说：“此儿初生时，余观“八字”于五行中缺水缺火，与甲一儿之缺水缺木者相同，即已虑其难于长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纪泽夫妇年逾三十，难免忧伤。然此等全凭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静听。”[49]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官员的生活充满了奢靡与腐败，他们处处勒索钱财，靠着庇佑与贿赂升官发财。有趣的是，曾国藩对此完全置身事外。他是少数完全靠着实干和功绩得以晋升的官员。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几位弟弟及其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仰仗着他的权势谋取私利，他也同样尽量不依靠他人的荫庇，不欠他人人情。他不肯轻易受人恩惠，也不愿趋炎附势，更不愿他人欠他人情，对他阿谀奉承。因为他一旦接受了这种小恩小惠，这种恩惠就会成为诱饵，引诱人们常常来求助于他。就算将来升了官，就算以数倍偿还给他们，也不能卸下心头的重担。[50] 另外，他反对官场以权谋私的普遍做法。1849年，他在家书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51]几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同时他弟弟曾国潢向他索要200两银子，他本来可以利用职权大敛钱财，但他写信规劝弟弟：“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52]他很看重这一点，并将之概括为为人处世的八条基本原则：做官以不要钱为本。[53]这不是空洞的陈词滥调，他本人在财政上十分清廉，同时也不允许家人接受他人的小恩小惠。1863年，他的二儿子从长沙前往安庆衙门看望父亲之前，曾国藩特地写信警告他，不要打总司令的旗号，不要烦扰沿途的官员，以免他们花费时间与金钱来招待他。曾国藩不允许家人在非公事的旅途中因为受他人款待而欠下人情，也不容许家人凭借他的地位去谋取私利。[54] 在他的家书和写给其他官员的书信中，也体现了他这种独立而诚实的品性。中国人讲话素来喜欢绕圈子，而曾国藩的书信往往直言不讳，但同时不失礼貌、谨慎。在奏疏和写给京城高官的信中，他的遣词造句更为优雅得体，但也很少说客套话。比如，朝廷就使用外国军人一事征求他与李鸿章、左宗棠的意见，三人的复奏对比鲜明。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复奏中闪烁其词，不愿过于得罪对方，而曾国藩则直言其事，毫不避讳。[55]此外，曾国藩十分蔑视官员谎报战绩的陋习，比如1854年王鑫与左宗棠向北京虚报胜仗的行为。[56] 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时严格遵循四书五经的标准。他还教导弟弟和子侄们遵循孝、悌、仁、义四德，同时还追求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57]动身前往天津处理教案前，他给儿子们写下了作为诀别的训诫，其中讲解了人生最主要的四条追求：[58]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曾国藩深谙读书的重要性，总是劝诫弟弟们要刻苦学习，而他自己一生也酷爱读书。即使出征沙场或忙于公务时，他每天也会抽出时间来读经典著作、历史或诗歌，或是写文章。此外，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遗憾的是，这些对我们的研究颇具价值的一部分记载在九江城下，随着其他一些文件丢失了。他勉励后辈，要像他一样，把学习摆在居家必做的事情的首位，经常要求他们写文章，并为他们选择良师，无论何时何地都敦促他们发奋学习。如果他们取得进步，他就会夸赞他们，否则就训斥他们，并将他们与一些条件不如他们却勤奋好学的孩子作对比，让他们心生羞愧。 曾国藩在1843年年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进步必不可少的三个条件，即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博览群书，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记载。1844年9月至12月，他仔细阅读了《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百卷，并做了细致的批注。[59]打仗期间公务繁忙，他无法静下心来完成大量的阅读工作，但他每天仍坚持学习，为了让自己不因懒惰而懈怠，他甚至制订了严格而具体的学习计划。在一封家书中，他将学习比作烹饪，就好比持续用大火炖肉，很快就能炖好，但如果一会儿用大火，一会儿用小火，有时甚至把火熄了，肉就永远也炖不好。[60]另一封家书中，他提到哲学家朱熹[61]将为学譬如炖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62]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有心学习，都能学得好。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目标，是否真的渴望学习。弟弟曾国潢想外出教书，以便获得更多的学习时间，曾国藩劝诫道：“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63] 他去世前不久，为了能激励曾氏后人自力更生，发奋学习，他写下了四点原则：“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64] 曾国藩自幼体质欠佳，还告诉弟弟们，他们都随母亲，体质虚弱，应该注意身体，加强体质。在京为官期间，他身体一直不适，1842年他先后咨询了数位名医，有人建议他静养一段时间，这比吃药更有用。[65]他认为给他看病的大部分是庸医，他们只能医好三成病，害死七成病人，于是1857年开始他决定放弃治疗。[66] 32岁时，他戒了烟，弟弟们也在差不多的年龄相继戒烟。但他认为，适量饮酒对身体并无害处。[67]在他看来，早起很重要，并不是为了拼搏事业，而是为了养生。[68] 1866年7月16日，曾国藩在一封信中就养生之道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描述： 余老境日逼，勉强支持一年半载，实不能久当大任矣。因思吾兄弟体气皆不甚健，后辈子侄尤多虚弱，宜于平日讲求养生之法，不可于临时乱投药剂。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惩忿，即余匾中所谓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今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 他从现代的养生观出发，强调阳光与新鲜空气的重要性。“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亦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69] 在这封信中，他还针对儿子们的情况提出了六条养生之道，以免他们因体质不佳而病倒：其一，饭后走数千步；其二，睡前泡脚安神；[70]其三，不要动怒；其四，静坐养神；其五，定期练习射箭（他认为这是锻炼肌肉的好办法）；其六，黎明时用餐，早餐以简单为宜，米饭足以，不必就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眼睛的旧疾复发。天津教案发生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而且时常眩晕。去世前几天，他坐在轿子里，去河边会见一位客人，一阵眩晕后，晕倒在了轿子里。这次的经历让他更加希望能保留余力，教导子孙养生之道和强健筋骨的方法。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中国人忍耐痛苦的能力达到了极致，这点与中世纪人们的精神颇为相似。现代战场的护理工作起源于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为了缓解伤员的痛苦，他们对战场上的伤员进行护理。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交战双方都无比残忍，将太平军的俘虏斩首时，曾国藩也没有丝毫的顾虑和不安。1861年，太平军损失惨重，他的两个弟弟悲天悯人，写信给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对于那些造反者，杀得越多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将国家的毒素排除干净，应将天父与天兄的宗教与天燕与天豫之官一起捣毁。[71] “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在安庆战役中，湘军屠杀了2万名太平军。[72]有记载表明，三河口血战后，湘军在金陵周边的作战中又杀掉了2万名太平军。[73]攻下金陵城后，湘军关了城门，在街巷里追杀太平军，屠杀了近10万人。[73]此事后，在抚州，鲍超将军又冷血地处决了4万人。[74]对于这些屠杀，当时人们没有感到丝毫困扰。在苏州，投降的八王被斩首，人们也未感到丝毫不妥，尽管戈登对这件事十分愤怒，并试图捕杀李鸿章，但如前所述，曾国藩却对李鸿章的做法称赞有加。“阅本日文件，见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为眼明手辣。” [75]可见，这种对痛苦的麻木不仁，这种对屠杀的认可，在我们所摘录的记载中随处可见，但我相信，这并非因为曾国藩生性残忍。将其视为与异端审判中的西班牙人、与圣巴托罗缪日的法国人、与塞伦烧死女巫对等的事物，或许更为恰当。对大清王朝而言，太平军不仅是战场上的敌人，而且他们致力于推翻朝廷，亵渎经典，玷污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正统思想，他们已经超出了可以容忍的界线，是大清帝国的毒瘤，必须铲除。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多次谈到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的态度。在京城为官时，他跟外国人没有任何接触，也并不了解外国人，但他认为如果朝廷能将外国人拒于国门之外，对国家而言有利而无害。[76] 1849年，清廷开始考虑是否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曾国藩在一封家书里这么写道：“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77]当他开始领兵打仗时，他对大炮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认为没有大炮一切都是空谈。后来，他认为汽船和汽艇能提高战斗力，所以当容闳建议在上海建设铁厂时，他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起初，他反对使用来复枪，后来才勉强同意，但对于外国军队他一直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与此同时，他的观念也在逐渐进化，在去世前他还在考虑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来振兴中国，这都表明他是中国最具胆识和远见的政治人物。 在外交政策方面，曾国藩早年对外国人抱有敌对态度，不过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对外国人的实力和执着开始有所了解。1862年，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回信 ★曾国藩传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续命晚清50年。 ★曾国藩是晚清危局中的功臣良将，崇拜曾国藩的年轻人都是有志向的人。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是封建社会最后的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