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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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00150261
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活动。
第二项是签名和款章。 签名是画家对作品的负责保证。如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上签名的发现,就为我们祛除了千古之大疑。 当董其昌看到这幅双拼巨轴的时候,他虽然对这幅写山之真骨的巨制景仰备至,然而他因为没有见到范氏的签名,便踌躇再三,最后在上面只写了“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十个字的题签,然后才写了自己的“观”款。意思说,我只是看过这幅大画,其真实性我不负任何责任。 我则比较幸运,记得是1958年的一个秋天,我在画中那一列行旅人马的后面,于夹叶树荫之下,发现了范宽的二字签名。于是长久以来,一直荧惑人心的一个问题,立刻真相大白:这幅巨轴确是范宽之所作无疑;一块中国绘画史上的可靠基石,遂因之得以奠定。 能和范宽结此一段文墨因缘,自是我生平的一段得意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用的方法,非常之“笨”,笨到把这幅画在想象中画上了许多九宫格,然后一格一格去仔细过滤。这就是朱熹夫子所谓“拙”,也是李济博士所谓“德国人找网球”的办法。这样一格一格蚂蚁做工按部就班的笨办法,不但祛除了中国画史上的千古大疑,而且轻而易举地就把“气韵生动”的高玄迷阵给攻破了。 发现一幅巨制的作家签名,自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笨方法永远可靠,我希望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能把中国绘画史奠定在一座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和这个事例差不多的,还有“洪谷子”的签名也非常地值得重视。这一轴画现在美国的堪萨斯城的美术馆里,名叫荆浩《雪景山水图》。据该馆前馆长席克门先生(Mr. Lawrence Sickman)告诉我,这画是在山西省赵城县得到的。签名的位置是在画的右下角,篆书体的洪谷子三字十分显明。画的是雪景寒林人物,中峰鼎立的构图,和北宋时代的格局相符。签名用篆体,亦与日本皇室所藏的贯休罗汉相同。从签名的观点来看,这幅画应该多多加以考虑和认定。 宋徽宗赵佶有著名的“天下一人”花押,也就是他的签名。在《腊梅山禽图》和《芙蓉锦鸡》上面,都有他这签名式样的存在。前者的正名是《粉梅山白头》,还有赵佶自创的瘦金书题诗: 山鸟矜逸态,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诗的后一半还表白了宋徽宗的一项心愿:他已和艺术定下了山盟海誓,一直到海枯石烂,并不愿意当什么劳什子的大宋道君皇帝。 题跋的书法,自亦是鉴定古画的一项重要条件。而且以诗题画,宋徽宗赵佶亦是最早的一例。 不过,赵佶的瘦金书太有名了,不少人士竞相模仿,我们以此来鉴定古画的时间,也得十分小心地加以审核应用。有时候一疏忽,就会使假的保证当作了真的事实,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所藏的李成《寒林平野图》立轴,就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 李成就是李营丘,北宋有名的大画家,以画“寒林”闻名于时。但是现代的一位名人(偶忘其名)来参观,他一见以瘦金书体写出来的题识,马上大喜地说道:这幅画我知道,是李成寒和林平野二人合作而成的。 记得当时,一下子大家都愣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真明白了什么叫作啼笑皆非。 在他自是荒腔走板,不足道也。但是细审“李成寒林平野”六字瘦金体题签,这也只是别人仿写的,原本就不是徽宗的亲笔。不小心的人就会由此而误入歧途,终至得到了错误的结论。 若继续追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幅《寒林平野图》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至少,它不是李成亲手绘制之作。证据就在于抄袭得太干净,不是原作者要表现得荒寒萧疏,正如把一篇文章再抄录一遍的干净利落,这里就露出马脚来了。 李成有一帧《读碑窠石图》巨轴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是画蔡邕看曹娥碑的故事。那上面有“李成寒林王晓人物”的八字名款……像这样的名款,都是很重要的证明文件,我们必须好好寻找研究。因为在10—12世纪这一段时间之内,画家喜欢把名字写在比较隐僻的地方,如树干石隙之中,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影响画面,和现下的“画小名字签得很大”的观念不同。五代北宋的人和现代人在这一点上,也很明显的有“代沟”的存在。 签名之外,印章亦是鉴定中国古画真伪的一项要件。如唐代的开元小玺,五代李后主的“建业文房之印”,宋徽宗的“宣和”“政和”等印、宋理宗的“缉熙殿宝”,元文宗的“奎章阁宝”“大长公主印”,明洪武“典礼纪察司印”(半印)以及清高宗乾隆的“古稀天子之宝”等等,都是重要的历史里程碑,一一都对我们的鉴定工作有很重要的得力帮助。 其他如印章的质料本身,在拓印出来的纹路效果上看,也有金石玉木等等的不同,这亦构成我们鉴定古画的辅助条件。因为这里面亦有时代风尚和个人喜好的等等因素在内。同样的,水印和八宝印泥(油印)的应用,亦有时代先后的关键的存在,南北宋以前多用水印,明代之后,油印才大为盛行。这一切演变的前因后果,都有助于我们对古画断代的正确可靠。 印章原本就是我们中国画上的一项特色。所以西方学者乍见中国画上一大堆深红兼浅红的图章印记之时,往往不得要领,还以为我们在乱盖邮戳呢。 下士闻道,则大笑之,我们正不必为此而对西方人有所误会或卑视。其实,由于画面上印章泛滥而使原画失色的恶例,不一而足,如赵孟的《鹊华秋色图》就是众所周知一件罪恶。我们对在画面上乱盖图章也深恶痛绝,只因为它每每破坏了画面的格局。 如清高宗乾隆帝在《溪山清远图》上盖的“八徵耄念之宝”,我们称之曰“翻天大印”,这颗大印简直就把“千里江山一日还”的一叶扁舟给活生生地压垮了。所以我们这一干博物馆员私下里都好平章弘历皇帝的功过,总结论是:收集古画有功,乱盖图章有罪。因为他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塌瓜子”地把图章向画面上乱盖一通,破坏了画面上的平衡和构图,使文物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这是犯典藏文物之大忌的,我们常常笑道,真是罪不容诛。 但是谁敢去杀皇帝老子呢?而且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他乱盖图章,益使我们对图章在古画鉴定上的重要性知道得更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