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与世界重启：一部新的十八世纪晚期全球史

作者简介

马修？洛克伍德（Matthew Lockwood），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2014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18世纪英国及其帝国史、犯罪和暴力史、比较法律史、国家的形成和移民史，著有《死亡的征服：暴力与现代英国的诞生》。

内容简介

第十二章：鸦片与帝国 1792年11月6日，在弗朗索瓦·亨利·德拉莫特的海军间谍活动引发了普拉亚港战役的十一年后，在波士顿·金经过佛得角群岛前往塞拉利昂殖民地去开启新生活仅仅几个月后，在普拉亚湾温柔的海浪中，停泊着一支同样不同寻常的船队。一艘是从南塔基特来的美国捕鲸船，在前往南太平洋捕鲸海域的途中暂时停靠在佛得角。在四艘大船上，象征着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三色旗在微风中啪啪作响。这些船只在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港口装备完毕，配备的水手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些法国的船只把自己假扮成捕鲸船的样子，可是他们的衣物及其他相关物品却出卖了他们，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并非仅仅是捕鲸这样简单。事实上，他们都是走私者，从事的是与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的违禁品贸易。在另外三艘停在普拉亚港的船上，船员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凝视着佛得角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圣伊亚哥岛—那起伏交错的山峦，目光中透出无法遏制的愤怒。这些都是英国船只。尽管大英帝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与美国兄弟们战火不断；尽管当美国开始向更广阔的国际贸易世界进行扩张时，他们与美国船只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相遇，不过此时他们的怒火却并非针对美国船只，而是指向了其他地方。法国和英国再次仓促开战，但在1792年11月，距离双方公开的敌对态势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英国特遣队中的许多人尽管看着法国三色旗时是一副既恐惧又蔑视的复杂神情—那三色代表的不过是混乱、骚动与暴力而已，但是有一艘法国船却引发了英国人的勃然怒火。那艘船就是以极具革命精神的名字命名的“自由”号。 英国船只上的许多人都认出了“自由”号，或者至少认出了它从前的模样。这艘飘扬着法国国旗、取着带有革命色彩的新名字的船只，是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库克船长的不朽战舰。库克船长的“决心”号已经从象征帝国雄心的战舰变为令人唾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走私船，这种变化足够令一些人从痛苦到绝望。约翰·巴罗坐在他那艘名为“印度斯坦”号的有利位置上，这样写道：当我眼睁睁看着与那位伟人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物体堕落成这个样子时，我内心无比羞愧，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想，如果有人看到他出生的房子，他曾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房子，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目的，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被拆解，却根本无动于衷的话，那一定令人鄙视。“决心”号就是库克船长的房子，出于对他的敬重与怀念，我会让不朽的库克船长的房子静静地停靠在码头上，直到船板一块块被时间慢慢风蚀。 约翰·巴罗遇到再现江湖的库克船长的“决心”号时表现出了戏剧性的激烈反应，这也许是可以谅解的。巴罗根本没料到会与法国和美国的船只一起停靠在普拉亚港，他和他的同伴们之所以前往太平洋，是因为身负极其重要的帝国使命，就如同当年的库克船长一样。“印度斯坦”号、英国皇家海军“雄狮”号和双桅船“豺狼”号担负着重大使命，他们受大英帝国国王之托，首次前往中国，与中国皇帝进行第一次官方外交会晤。在由美国战争所缔造的世界中，英国被迫转向东方去寻找被殖民地叛乱所中断的帝国繁荣。印度将成为英帝国皇冠上的璀璨明珠，但是越来越不可否认的事实显示，英属印度的生存能力取决于英国与中国迅速发展贸易的能力，取决于维持与拓展这种贸易的能力。正是为了促进这种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贸易，约翰·巴罗和他的同伴们才会身处佛得角群岛之中，并在这里为了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和依然缥缈不定的未来陷入沉思。 自从1635年起，英国就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葡萄牙人早在1513年就踏上了这个“中央王国”的海岸，而且很早他们就占领了位于珠江口的、被称为澳门的岛屿，并从那里开始进行贸易活动。正如“中央王国”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中国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间位置，或者说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使得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和相关的贸易活动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鄙夷不屑的姿态，其外交关系也都是基于这样的明确认知：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卑微的恳求者，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中央王国的，而中国屈尊卖给他们的任何货物都是恩惠和福泽，中国从不需要与他们互惠互利平等地交换任何产品。这不仅仅是沙文主义。事实上，自从郑和的宝船驶过几大海洋，寻找奇珍异宝和皇家贡品的时代以来，世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清朝（1644—1912）的统治下，中国对自己辽阔疆域之外的事物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对于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和在澳门的欧洲商人，他们也都漠不关心，如果说真的注意到了，那投来的也是充满怀疑的目光。只要是商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会得到信任。他们的真正本质就是穿越边境的越界者，是给安全的边境带来风险的人。因此，沿海的人口受到严密监控，而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也受到严格管制。 尽管清朝官方对贸易持不信任态度，但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却日益增长和繁荣，到18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贸易帝国的中心。在英国和美国，中国及其极具异国情调的产品，成为时尚界的宠儿。中国风成为顶级的时尚，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都在社会精英的客厅中层出不穷。从工匠到贵族的所有人，都大口小口地喝着茶，中国茶叶迅速把咖啡挤到一边，成为英国的首选饮料。受到追捧和赞赏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产品。当时的人们对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物都痴迷不已，包括这个国家本身。传教士和法国哲学家的渲染与赞美，为中国罩上了令人艳羡的光环，而中国这个国家的名字本身就象征着稳定，象征着理性的政府和正直的道德。中国当时风靡一时，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英国与“中央王国”之间的贸易会持续增长、永葆繁荣。 然而，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乾隆皇帝从前还允许英国在多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后来却颁布法令，将所有欧洲贸易都局限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港。而且，限制还不止于此。从那之后，欧洲商人将不再被允许在中国的领土上居住。他们不准与中国人交流接触，也禁止学习中国的语言，只能在10月到来年3月的短暂贸易季节进入广州进行商业活动。此外，英国的商人还必须在澳门等待，直到贸易季节的船只抵达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广州的工厂从事商业活动。进入广州之后，所有的贸易都要在一个小型而封闭的、由中国商人组成的商业联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联盟被称为“十三行”。十三行名义上由十人组成，由政府的官员进行监督。这是一个由国家授权的垄断组织，在一个通商的时代，十三行是唯一能够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商会。这也是西方商人唯一的合法联络点，同样也是欧洲人发泄抱怨和不满的唯一渠道。十三行对于价格控制、关税征收和贸易流动均有决定和控制作用。 正如我们所见，由于更高的价格，新的关税转嫁给英国和美洲的消费者，大大刺激了茶叶走私，使其在整个18世纪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一些国家全部的对中贸易就是围绕向英国领土走私茶叶而展开的。为了降低走私茶叶的价格，支撑摇摇欲坠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该法案首次允许公司将茶叶直接运往北美，而不再需要先到伦敦将进口的茶叶进行拍卖。《茶叶法》还退还了东印度公司部分或全部的关税，将《汤森法案》所规定的关税负担转嫁给美洲消费者，并威胁要把在伦敦拍卖会上买下大宗茶叶进行批发的美洲商人毁得倾家荡产。 作为回应，极具反抗精神的殖民地人民把中国的产品扔进了波士顿、纽约和安纳波利斯的港口中，随后爆发的战争将日渐强化的危机彻底转变为一场全面灾难。许多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被切断，为了支付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库消耗一空，东印度公司的财务状况摇摇欲坠，处于崩溃缘。1783年和平到来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贸易由于信贷和货币短缺而几近瘫痪。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而且这种逆差仍在不断增长。这使得英国政府官员和公司董事们夜不能寐，被财务崩塌的噩梦所深深困扰。问题的根源是，欧洲的需求和中国的市场供给之间存在根本性失衡。欧洲人需求中国人能提供的一切商品，而中国却几乎不需求任何欧洲带到中国来准备交换茶叶、丝绸和瓷器的东西。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英国商人被迫用白银来购买茶叶，于是英国的铸币很快就枯竭了。18世纪60年代，英国用于交换中国商品的白银达到三百万两（一两白银相当于约四十克）。然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种贸易失衡已经膨胀到难以为继的一千六百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一百四十万磅白银。 英国希望能纠正这种破坏性的贸易失衡，挽救东印度公司，使其避免破产的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在中国需求量很大的产品：这是一种可以在英国扩张的领土印度种植的产品；一种可能会重新填补东印度公司金库的产品；一种可以支付其在次大陆建立的领土帝国运营成本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是鸦片。亚洲的精英们消费鸦片的历史由来已久，长达几个世纪。鸦片是通过在印度自然生长的罂粟植物上切口来生产的。黏液通过这些切口冒出来，把这些黏液刮掉，煮成浓稠的糊状，之后再团成球形以便运输。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它一直向被称为“公司贸易商”的私商出售许可证，这些商人便得以从印度购买鸦片，并将其运到中国出售，换取银两。随后，这些银子被寄存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官员那里，用以交换信用证。公司的官员就用这些银两购买茶叶、丝绸、瓷器和其他在英国销售的商品。在美国革命开始后的几年里，这种新的“三角贸易”对取代因战争而中断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起到了推动作用。1773年到1790年间，英属印度对中国的鸦片年出口量翻了两番，达到六十万磅甚至更多，给英国的毒品贩子和中国的消费者造成了严重后果。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在18世纪60年代实施严格管制，所以英国打算弥补战争期间基本损失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更无法使萎靡不振的东印度公司重新焕发活力。如果《减税法案》想要成功地打击走私、提高税收，那么首要条件是出售到英国的茶叶价格稳定。为了保证英国的价格稳定，在广州购买茶叶的价格和关税也必须保持稳定。只有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关系才能确保这一点。同样，如果要让印度、中国和英国的三角贸易呈增长之势，要使英国和东印度公司再度财源广进，广州的贸易就必须正常化。怀着无法阻挡的决心，英国盼望那支一瘸一拐驶进佛得角的船队，能够承担起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建立永久性外交机构的任务，确保令人厌恶的广州制度就此终结，并使中国向英国开放其他港口，降低对英国贸易征收的关税。如果这些都能实现，那么鸦片就能给英国换回白银，英国或许还有凭借贸易征服世界的机会。 “印度斯坦”号、英国皇家海军“雄狮”号和“豺狼”号于六个星期前，即1792年9月26日离开了斯皮特黑德。这些船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是英国海军中最好的战船。“印度斯坦”号据称是东印度公司体积最大、速度最快的商船，而“雄狮”号则代表着18世纪晚期海战的最新装备。登上这些象征着英国力量与技术创新的人，同样也是精挑细选的，他们既需要有极高的外在威望，又需要有极强的实践能力。这支船队的领导是伊拉斯谟·高尔爵士，他是一名海军军官，美国战争时期曾在印度洋战区服役。外交使团同样由能力极强、经验丰富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来担纲。两个人都曾长期为帝国服务，都有着耀眼卓越的经历，而且都在美国革命的战争中有出色的表现。 乔治·马戛尔尼于1737年出生于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后来为实现服务大众、扬名于世的远大抱负而移居伦敦。在伦敦，他与埃德蒙·伯克、塞缪尔·约翰逊、桑威奇勋爵和影响力极大的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哥哥霍兰德勋爵成为朋友，加入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俱乐部。如此高不可及的人脉关系，使得马戛尔尼在仕途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功。1764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他便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担任沙皇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特使。英国与法国之间的“七年战争”开始之后，年轻的马戛尔尼便直接被赋予了与俄国结盟，合力对抗法国的外交任务。他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沉着冷静、魅力无穷，具有使当权者青睐有加的天赋能力。他成功地达成了商业条约，使英国商人在俄国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也成功地阻止了美国特使弗朗西斯·达纳的努力，使他无法与俄国达成类似条约。然而，马戛尔尼却未能与叶卡捷琳娜达成他所期待的军事同盟。叶卡捷琳娜坚持认为，英国同意协助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是同盟的必要条件，以为日后俄国人侵略土耳其奠定基础。 马戛尔尼在圣彼得堡的成功虽然喜忧参半，但是并未妨碍他的发展。1769年，他被任命为爱尔兰的首席部长，1775年被任命为英国在加勒比的属地格林纳达、格林纳丁斯群岛和多巴哥的总督。他到达西印度群岛时，美国战争刚刚开始，而他自己很快也受到战火波及。1779年，战败后他被迫将岛屿交给德斯坦伯爵领导的法国军队。马戛尔尼作为战俘曾在巴黎被短暂关押，之后荣升为贵族，又再次被派往印度，担任马德拉斯的总督。在前往次大陆的过程中，马戛尔尼没有逃过日益全球化的战火侵扰。1781年抵达马德拉斯时，那里正受到海达尔·阿里军队的威胁。作为马德拉斯的总督，马戛尔尼从未对军人有过完全的信任，因此他与艾尔·库特爵士和斯图亚特将军发生了龃龉，这两位将军在英国和迈索尔的战争中担任英军指挥官。他解除了斯图亚特的指挥官职务，将其抓捕并遣送回英国。之后，马戛尔尼改变了策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弥补武器的失利之处。1784年，他成功地与蒂普苏丹进行谈判，签署了《芒格洛尔条约》。尽管他与迈索尔暂时取得了和平，但是由于与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争执反复不断，使得马戛尔尼于1785年被迫辞职，并于1786年返回英国。斯图亚特由于自己被解职而感到万分耻辱，他在伦敦等候着马戛尔尼，并迅速向他发起了挑战。马戛尔尼接受了挑战，两个男人在泰伯恩收费公路附近会面，意欲通过决斗来解决争端。马戛尔尼手臂受伤，但是经过在爱尔兰的短暂休养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于1791年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任务。 马戛尔尼显然是中国使团团长的不二人选。到1792年的时候，他的履历已经相当傲人了。他曾在几个重要但艰难的外交岗位任职，表现得出类拔萃，多次取得切实有效的成果。作为一名印度官员，他离职时财务状况良好，丝毫没有违规或不当之处—这种功绩是相当罕见的。他与沃伦·黑斯廷斯当时因治理英属印度而受到公开讨伐的窘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因清秀过人的仪表和温润如玉的举止而受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青睐。现在人们就希望他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专制君主的熟悉与了解，推动英国在乾隆的宫廷中取得重大的进展。 这是一项无比重大的任务，因此马戛尔尼需要一大批忠诚的官员。使团由九十五名成员组成，但是选择使团的副指挥，他最重要的助手和顾问，一旦他遭遇不测便会接管使团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人事决定，也是他必须要做的选择。马戛尔尼最信任的人莫过于他的老朋友乔治·斯当东，而他也欣然加入了使团。斯当东也是爱尔兰人，1762年移民到格林纳达，之前他曾接受过医生培训，也因为行医而赚足了钱，使自己成为声名显赫的地主。1776年，马戛尔尼以总督的身份抵达格林纳达时，斯当东已经是该岛最有声望的居民了。这两个都有着文学头脑的爱尔兰人快为好朋友。1779年法国攻占格林纳达时，斯当东痛失一切财产。因此，当马戛尔尼在1780年被任命为马德拉斯的总督时，斯当东简直是喜笑颜开地接受了秘书一职。无论在格林纳达还是在印度，斯当东都证明了自己的非凡能力，他凡事都可出谋划策—正是斯当东与蒂普进行谈判达成了条约。于是，当马戛尔尼被任命为前往中国的大使时，他根本就不假思索地选了斯当东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在斯当东确定为使团二号人物之后，其他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人选也全部选派完毕，分别承担赴中国使团中的多重任务与分工。因为根本找不到汉语水平足够承担翻译工作的欧洲人，斯当东只好转而在那不勒斯中文学院中去寻找会说汉语的人。那不勒斯中文学院同意让两位新获圣职的中国牧师李雅各和周保罗为他们做翻译，跟他们一同回到中国。他们知道，中国不会同意他们在中国境内旅行，因此他们请了两位画家，即威廉·亚历山大和托马斯·希基为他们提供有关中国的图画资料。其他成员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内科医生、一名实验科学专家、一名钟表师、一名乐器制造师、一名园丁、五名德意志音乐家和由乔治·本森中校率领的由五十人组成的军事护卫队。为了给中国朝廷搜集和准备大量礼物，约翰·巴罗被选为大使团的审计官负责该项工作。巴罗于1764年出生在兰开夏郡北部的一个贫困家庭，但是他对数学、科学和航海非常着迷，这种天赋使他最终得到了格林威治一所学校的数学教师的职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乔治·斯当东，这位前格林纳达的种植园主正在为儿子寻找家教。由于斯当东的资助，巴罗在使团中获得了一个职位，这一职位将成就他的辉煌。 旅程一开始就出现不祥之兆。船队在“清新的微风”中离开斯皮特黑德，但是正如在英吉利海峡中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微风迅速演变成一股邪恶的飓风，迫使船队驶入图尔巴伊。大家在那里百无聊赖地枯等了两天时间，直到天气变好再次出发。当顺风再次刮起，船队从图尔巴伊出发，沿着法国海岸向南行驶，穿过比斯开湾一路抵达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端的菲尼斯特雷角。在菲尼斯特雷角，海水异常平静，船只便转向西南方向，驶向亚述尔群岛链条上云遮雾绕的马德拉岛。无论前往美洲还是亚洲，亚述尔群岛都是欧洲船只必经的航路点，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日益增长的商业潮流都被吸引到这里。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葡萄牙能够拥有这些岛屿是无与伦比的理想状况，因为葡萄牙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的盟友，是唯一一个在美国革命中加入英国阵营的欧洲国家—尽管加入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葡萄牙控制这些群岛还有其他好处。这些群岛为英国船只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休息和补给场所，却不需要英国为此投入巨大的基础建设和防御资金。亚述尔群岛由一个微不足道的海上强国所控制，也不太可能成为发动袭击的战场，不会对英国与亚洲的贸易造成破坏。英国在对美战争的痛苦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占有土地会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而占领海洋则会带来财富。 船队从马德拉岛出发，驶向加那利群岛。这段航程为期四天，一路非常舒适，在他们抵达之前的整整一天之中，特纳里夫岛那举世闻名的山峰便一直耸立在眼前。圣克鲁兹的港口充斥着前几次战争中丧命的鬼魂—1797年，纳尔逊上将就是在这里失去了手臂—同时也弥漫着无比紧张的诡异气氛，似乎随时会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淖之中。西班牙总督尽力想维持和平，但是一艘横冲直撞的法国护卫舰却差一点引发了战斗。他们以为驶来的英国中队是一个信号，表明英国和法国终于开战，于是便开枪射击，“炮火像倾盆大雨一样密集猛烈”。英国人对这种“高卢人追求自由的纯粹精神”感到无比震惊，但是伊拉斯谟·高尔爵士的克制阻止了对方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对于巴罗来说，这只是证明法国人虚伪的又一证据而已，再次说明在美国战争期间，法国、美国和“武装中立联盟”指责英国行使海上霸权、实施海上暴政，纯粹是莫须有的污蔑。巴罗怨愤地说，法国人“在指责英国在海上行使霸权与暴政时声音最响亮，但其实完全是法国人在海上行使霸权，这真是全世界的灾难。他们在大陆上的行为就足以证明，他们在控制海洋上将会行使多大的权威”。巴罗和他的同伴们是为了巩固海洋统治、维持海洋贸易，才来到了特纳里夫岛。 使团中的博物学家和艺术家使得中国之旅有了人类学考察的味道。这并非意料之外之事。对一个地域的农产品与商品的了解，可以为研究其开发潜力提供信息；而该地域人民的详细信息则有助于了解其贸易与商业潜力。因此，巴罗和他的同伴们一有机会，就会大胆地寻求相关的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业和社会信息。在特纳里夫岛，他们就进行了这样一次旅行，他们爬上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山峰，使得当地人“授予”了他们“疯狂英国人”的绰号。他们被困在山峰上，那里气温不到零度，寒冷异常，而且还有暴风雪的袭击。 在佛得角，英国人则受到炎热的侵袭，当地的贫困程度也让他们大为震惊。不过，最令他们震惊的却是非洲人对这个昔日葡萄牙殖民地的控制程度。圣伊亚哥主岛的总督是葡萄牙人，驻军司令是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在美国战争中他曾效命于美国军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人，比如牧师、法官、海关官员、民事行政人员、商人、士兵，甚至于其他诸岛的总督，则全部是非洲人。这一事实不禁使这支探险队回想起当时在塞拉利昂附近海岸建立的那个新殖民地，那个由前奴隶组成的殖民地。 本书虽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但其讲述的方式是极具故事性的，作者尤其关注了特定社会及个人的故事，并对美国革命的全球性影响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美国革命虽然对殖民地土著民族反抗帝国统治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更为巨大的影响是，英帝国及欧洲大陆列强的殖民铁拳收得更紧了。全球列强的均势被打破之后，一个新的世界正被重启，由此促使英国以更强力的手段推进在亚洲的贸易扩张，并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清帝国。作者对这次中英官方交往的独到分析，无疑更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鸦片战争的全球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