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脉-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平装)

作者简介

张立东，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其与历史学、美术史、文献学、思想史等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等。

内容简介

安金槐篇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夏文化问题的？ 我在开封河南大学历史系上学时就知道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谓的“夏、商、周”三代中居首的一个朝代，但是对于夏文化和夏代实物资料的认识，则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发现郑州洛达庙遗址之后的事。 1953年，我主持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首次提出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遗址可以区分为前后两大期，即“商代二里冈下层”和“商代二里冈上层”。接着于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内的商代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又发掘出了相当于商代后期的（即相当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遗址的商代人民公园期文化层）叠压着郑州商代二里冈期上层的地层关系，从而证明了郑州商代二里冈期遗址是早于商代后期的。显然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是属于商代后期，而早于商代后期的商代二里冈期遗址的时代，就应是属于商代中期的。 1956年春，在郑州市西郊的洛达庙村东地又发现了一处略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冈期的遗址，即定名为“郑州洛达庙期遗址”。在该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发现了相当于洛达庙遗址被叠压在商代二里冈期遗址之下的地层叠压关系，于是我们当时即认为洛达庙遗址的时代，可能是属于商代早期的。但是后来根据洛达庙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初步区分为了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的各种陶器特征（包括陶质、器形和器表纹饰）基本上和郑州商代二里冈下层陶器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应将“郑州洛达庙遗址晚期”的时代，暂定为稍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冈下层的商代早期。 郑州洛达庙遗址的中期与早期的时代问题。根据洛达庙遗址早期出土的各种陶器特征（包括陶质、器形与纹饰）来看，陶器中的鼎、砂质罐、高柄豆、小口直领瓮、鸡冠形握手盆等器的形制，特别是部分器表印痕较深的绳纹和印痕较浅的篮纹，和豫西地区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及其周围的部分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特征似乎有些渊源关系。而郑州洛达庙遗址中期的陶器形制特征则和洛达庙遗址早期和晚期都有一些承袭关系，说明洛达庙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有着前后（即早晚）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关于洛达庙遗址早、中、晚三期的时代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洛达庙遗址晚期是属于商代早期，因商代之前是夏代，所以洛达庙遗址早期的时代有可能是属于夏代的文化范畴。由于洛达庙遗址早期的陶器特征和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陶器特征有些接近，所以我们当时即认为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晚期或至中期，都有可能是属于夏代文化的范畴。依此，在我思想上认为，豫西一带的所谓龙山文化，至少说该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就是探索夏文化和夏文化遗存的重要对象。 为了在豫西一带开展夏文化遗存的探索，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以下简称“省文物队”）于 1958 年秋，将新招收的一部分年轻女同志组成了“刘胡兰小队”，经过短时间培训和查找有关夏代都城遗址在河南境内的地望资料后，在两位年龄较大和业务较为熟悉的男同志的率领下，分赴豫西部分县市开展夏代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其中经过考古调查的重要遗址有：登封告成的所谓“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八方遗址（后改为王城岗遗址）、巩县（今巩义市）稍柴村的所谓“太康都斟 ”的斟鄩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的所谓“汤居西亳”的亳都遗址和济源原上村的所谓“少康居原”的原城遗址等。其后，又对济源原上村遗址、巩义稍柴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别进行了试掘，并分别发现有类似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郑州洛达庙文化期和郑州二里冈文化期的遗址。其中以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郑州洛达庙文化期遗址最为常见。如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巩义稍柴遗址的试掘中，均试掘出有类似郑州洛达庙遗址的遗址，在济源原上村遗址试掘中和登封告成八方遗址的调查中，均发现有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址。我曾对各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材料进行过认真的检验，从而使我对郑州洛达庙遗址一期和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有可能属于夏文化的范畴树立了信心。 1959 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和方酉生等同志，曾来到河南豫西禹县（今禹州市）的谷水河遗址、阎寨遗址，登封的石平关遗址、告成八方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等进行“夏墟”遗址的调查，并在各遗址采集了不少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洛达庙文化的陶片（详见《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 年第 11 期）。1959年秋，原省文物队“刘胡兰小队”派人对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接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也派人到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二者并列发掘与试掘一个多月后，原省文物队“刘胡兰小队”撤离二里头遗址又在其他处进行考古试掘。 嗣后，随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扩大，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洛达庙文化遗迹与遗物，被证明比郑州洛达庙遗址更具有该遗址的代表性，于是从1961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的材料中，以偃师二里头文化代替了洛达庙文化的命名。根据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区分第一、二、三、四期的主要陶器特征，我当时即认为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陶器有着明显的变化，其中第二期陶器还带有豫西龙山文化的部分特征，所以应是属于夏代文化范畴，而第三期陶器则有商代二里冈期陶器的作风，因而应属于商代文化范畴。其夏、商分界应是在偃师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 几十年来，您主持或参加过哪些有关夏文化的学术活动，如田野工作、学术会议等？ 几十年来，我曾主持和参加的有关夏文化的学术活动，主要有1977年秋在登封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也有称“登封会议”），1978年的“登封颍河沿岸龙山文化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调查”和“禹县境内颍河沿岸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调查”，1983年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1990年春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夏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夏文化国际讨论会”， 1997年 11月在郑州和偃师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商前期年代学研讨会”等。 关于颍河上游的夏文化调查，那是1975年在《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之后，我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登封告成镇一带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上来。当时我经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认为夏民族建立奴隶制国家前后的活动中心，应是在豫西地区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一带；再者登封告成镇一带多认为是夏代阳城所在地，加之这一带的八方遗址又是一处埋藏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所以我当时即认为在豫西地区探索夏代文化遗存，应以登封告成镇一带为重点。因而，1975 年秋，我们开始了在告成镇之西的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 1977年秋，在告成镇西北约半公里的王城岗上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之后，我即认为在颍河上游的登封和禹县（今禹州市）境内，一定还会分布有不少类似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等。于是就确定在登封和禹县（今禹州市）境内的颍河沿岸开展考古调查。首先是从1977年至1978年对登封境内颍河沿岸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接着是1978年至1980年对禹县（今禹州市）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通过登封境内程窑龙山文化遗址的试掘和禹县（今禹州市）境内马庄龙山文化遗址、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与断岩龙山文化遗址的重点配合农田水利建设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于登封与禹县（今禹州市）境内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与夏文化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依此，我们预备在登封告成镇召开第二次夏文化座谈会，参加人数少而精，讨论问题结合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和登封与禹县境内部分龙山的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 当登封第二次夏文化会议的筹备情况传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夏鼐所长于1980年给我写信，希望我们拟召开的登封第二次夏文化会议，最好能放在1982年春和“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一起在郑州召开。我同意了夏鼐所长的建议，确定“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于1982年春在郑州召开，其内容是“夏文化与商文化问题”的探讨。我于1980年到浙江杭州参加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会上宣布“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于1982年在郑州召开（此次会议最终于1983年春在郑州召开）。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代表们除参观郑州商城外，还参观了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其所用经费，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拿出部分外，不足之处，都是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支付的。由于这次会议参观面广，所以与会同志都还是很满意的。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全2册）通过访谈，记录几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总体反映了迄今为止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共识。可以这样说，夏文化研究在立场、材料、方法等诸多方面，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为考古修史，为学者立传。这套书记录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和学者的心路历程，让夏王朝的踪迹逐渐清晰，对认识中国文明历史的关键阶段和中华文明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