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作者简介

作者|萨拉·法默 Sarah Farmer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法国史、20世纪欧洲史、社会文化史。 译者|叶藏 图书编辑，自由译者，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译有《再造乡土》《发明国际秩序》等。

内容简介

第三章 回归土地（节选） 1975年，让—克洛德·吉耶博挖苦了主流社会在赞美那些拒绝世俗成功的人时所表现出的悖谬：“那些有勇气拒绝时代——拒绝它的机械的抱负、它的经济目标、它的教条、它的失败的革命，以及它的矛盾——的人，却受到这个时代暗地里的颂扬。”他接着说，“很少有一个社会像法国社会这样承认自己的深刻混乱，它居然狂热地赞美那些否定它的人”。吉耶博评价道，“回归土地”的意义不在于参与者的数量，也不在于他们的具体经历，而在于彻底改变生活这种补偿性的幻想。“只要我们相信还可能有其他选择，我们就能更好地接受当下，接受人满为患的城市、不如人意的都市生活、让人异化的工作，以及只能用带薪休假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趣逃避。” 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是，开启新生活的梦想往往特定地与成为一个牧羊人联系在一起。《玛丽·克莱尔之家》谈到了这一古老生计焕发的新魅力。1974年1月，该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做还是不做牧羊人？》的图片故事，占六页的篇幅，将牧羊人重新树立的声望，归因于人们通过返璞归真来改变生活的普遍希望、古典和宗教意象的力量，以及拉尔扎克高原上正在上演的当代戏剧—土地耕种者在那里与政府的征地行为斗争。拉尔扎克事件已然成为一个象征：“对那些人来说，‘成为牧羊人’同时意味着‘过上别样的生活’，而拉尔扎克［运动］凝结着他们所有的愿望；它成了一个纪念碑式的符号。” 该杂志承认拉尔扎克作为象征可能“美好而有力”，但也告诫读者，养羊是一项很现实的日常活动，需要“能力、劳力、资金投入和适应能力”。在拉尔扎克高原成功从事农业的人都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如果你［已经］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你还可以勉强维持生活。如果你必须购买土地、牲畜，并承担开办成本，那你的失败是板上钉钉。”文章最后引用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句话，并做了充满哲理的注解：“如果成为牧羊人意味着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那么改变生活并不在于成为牧羊人，而在于改变存在、思考和忍耐的方式。不只是喀斯高原才有拉尔扎克，里尔、里昂、波尔多、马赛和巴黎也有。”换言之，牧羊是一种心态。 七个月后，《玛丽·克莱尔之家》用一整期的篇幅讨论了城里人搬出城市是否会更幸福这个更宏观的问题。开篇的社论问道：“谁没有在某个时刻问过自己：如果我换一种活法会怎样？如果我离开城市，离开生活在城市的种种不便和烦恼，会怎样？本期特刊就是为你准备的。”通过刻画那些实现了跃迁的人，这期杂志讲述了一个警世寓言。打头的文章用六页长的篇幅介绍了一对夫妇，两人都是专业人士，选择离开巴黎迁往西南部的一座小镇。他们这时看起来很幸福，但这种幸福能持续多久呢？妻子已找到幸福的秘诀：她继续从事室内装饰的工作。她的丈夫曾是一位电视制片人，担心自己很快就会厌倦他们的新生活，但他似乎决定随遇而安。他喃喃自语道：“无论如何，两口子在一起，总得有一个人让步。”接下来是一篇长达九页的报告文学，讲述了一群艺术家和工匠的故事，他们定居在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被遗弃的村庄里。标题带有宣布的意味：“有一天，他们决定一去不复返。” 悲惨的故事在最后登场，在“相信我，我做到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大字标题的下方，一位女士讲述了她如何离开巴黎，嫁给一个养羊的男人。那个美丽而偏远的村子距离最近的大城镇也有80公里。没有自来水，房子再大，也很快失去了魅力。她本来打算为一位巴黎设计师生产手工毛衣，但这项事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对女性来说，除非你喜欢乡下的工作，否则所有的工作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注定要失败，或者只是暂时的。”为了上初中，她的孩子们不得不寄宿，只有周末才能回来。她警告说：“如果你住在农村，当你的孩子年满十岁时，你很可能会与他们分离。切记这一点。”孤独是一项十足的重负。朋友的范围很窄，离得也太远。文章的结尾有些做作，作者引用19世纪法国小说中最著名的女性形象，描述了一种可能的结局： 于是你开始失去希望……你忙忙碌碌，你一事无成。你的头脑变得迟钝。你身上的女性特质越来越少。很快，你的生活变得不成样子。很快，你就什么也不是。这就是结局。为了让余生快点过去，你只能成为一个投毒者（就像拉法热夫人），在窗前制造麻烦—以便更好地观察旅店里的来来往往。或者自杀，就像包法利夫人。 该期杂志的剩余篇幅提出了解决方案，认为读者应该把主要住所安在城市，通过旅行来消费乡间生活，“在旅行箱里带一点乡村的气息回家”。“毋庸置疑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离开城市，在乡下扎下新根。” 《玛丽·克莱尔之家》建议把体验乡间生活作为一种幻想，或者说周末的幻想，这并不奇怪。毕竟，“回归土地”最简单也是最激进的要求，就是拒绝该杂志所倡导的消费文化。主流媒体对“回归土地”的持续关注等于承认了农村乌托邦主义带来的挑战。1975年，吉耶博断定，“回归土地”是“一个无法触及的金色梦想，一种既诱人又无法实现的执迷……仅此而已”。然而，时间表明，乌托邦主义者值得严肃对待，不仅因为他们激发的梦想，也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就其人数和他们选择定居的偏远地区而言，回归土地者的确都是些边缘人。但这种边缘状态是因为他们深刻质疑战后消费社会、进步的价值，以及农村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他们提出的观点在主流文化中冒头，促进了生态意识的萌发，并最终推动了法国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完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留下来的新农村人参与了城乡文化的互融，而这种互融是当代法国农村的特征。 当焦虑成为时代的基调，人们就会开始美化农村和田园。 农村人迫不及待地迁往城市，城里人却涌入农村寻求松弛； 农民被迫另谋生路，“农民”却成为文化偶像和广告商的宠儿； ………… 农村有每个现代人心底最深的不安， 也孕育着全新的希望。 加州大学教授力作，解构当代“乡村乌托邦”神话。 ·挑战“乡村衰落论”，祛魅“田园乌托邦”，剖析现代农村的真正活力所在 当下大众对农村的认知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一方认为“农村已死”，不再值得讨论。另一方则强调农村代表淳朴、诗意的生活，保存着城市乃至现代社会已经失落的美德。 然而，本书作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萨拉·法默指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是对当代农村的误读。前者忽视了农民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而后者实际建立在城乡二元论的刻板印象之上。将农村粗暴地等同于“城市生活弊病的反面”，实际上也扼杀了改变的可能——哪怕农村再好，也已经不再属于作为现代城市居民的我们。 为了展现当代世界的城乡关系，作者以20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农村热”为案例，指出在法国经历高速现代化的同时，“农民生活和农村景观”确实“牢牢地攥住了法国人的想象力”，但法国农村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再次迸发活力，重新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多重视角观察，聚焦城乡互动，全面解构“农村”形象建构史 传统的农村研究往往聚焦于农村社会自身的经济、组织结构等要素，而本书作者萨拉·法默则将重点放在农村与城市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互动。这样一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农村”不再是静止、孤立的一潭死水，更多新问题由此被揭示。其中最有趣的，是作者详细地解构了现代人对“农村”形象的种种建构，呈现政府和民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政客、商人和知识分子如何根据各自的需求塑造“农村”的形象和含义。 在具体的论证中，作者选取的案例大多富有生活气息，跨越了文化、时代的界限，比如闲置农舍怎样被炒作成房产热点、城市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生活体验，以及“农村”如何在文艺界重新成为话题。即便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能对此轻松共感。 ·正视当代城市病灶，直指时代焦虑根源，解析农村如何孕育未来的全新可能 对农村的种种塑造，都源于现代人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我们都能感受到时代和经济的进步，但进步同样会给个人带来困扰。当我们在合租房里蜗居，在拥挤的地铁上竭力呼吸，“想象还有另一种我们曾经拥有的、更好的生活”自然成了城市病的解药。只要相信还可能存在其他选择，哪怕是望梅止渴，我们也会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 然而，唯有正视想象背后的根源，才有真正治愈时代病灶的可能。这也正是本书之于你我最大的意义：农村不仅是现代人短暂喘息的空间，它还赋予我们重新思考个人与时代、传统与未来关系的余地，以及质疑、挑战和改变的决心。毕竟，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在奋斗，只为证明没有谁应该沦为现代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