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哲学史（艺文志·企鹅）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A.C. 格雷林，英国哲学家、“新人文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特约研究员、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会长，皇家艺术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他还是欧洲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为《卫报》《观察家》《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并广泛参与制作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节目。于2015年获得伯特兰？罗素奖，2017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译者简介: 赵英男，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20），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14）与社会学双学士（2014），研究领域为比较法和西方法哲学。 张瀚天，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硕士（2019），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18）、法学学士（2016）。

内容简介

文艺复兴哲学 比较文艺复兴艺术和中世纪艺术：后者是由宗教主题所主导的—圣母领报、耶稣受鞭笞、钉十字架、下葬、复活，还有对“圣母与圣子”这一主题的众多重述；而文艺复兴艺术的主体更加丰富多彩：它还包括风景、静物、对野餐和节庆的描绘、个人肖像、裸体、战争、传说和神话场景。从无情地把世界描绘成充满诱惑和血泪的尘世，到颂扬生活本身以及生活中更愉悦的可能，这个转变标志着一种精神的重生和活力的恢复，当时的诗人、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完全感受到了这一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识生活也是如此：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作家离开了经院哲学那些狭窄的技术细节，而去关注更加广阔的生活和社会。中世纪经院中高度专门化的哲学研究和近世学院中的哲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且二者在迅速地远离对生活有用的东西之后，也都重新转而把思想成果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我们会认为，从专门化的哲学到更为普遍的哲学的转向，在晚近和当代的欧陆思想传统中更为明显，其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就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思想与阿奎那的关系一样：前者受到他们重量级前辈的影响，但都涉足了更广阔的领域。德里达和福柯在当代再现了当年费奇诺对哲学研究旨趣的拓展。费奇诺（1433—1499）从阿奎那的《反异教大全》中学到了很多，但同时评论说，在他的世纪（公元15 世纪），“几近灭绝的人文艺术已经重见天日，其中包括文法、诗学、修辞学、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他说，他的时代“就像个黄金时代”。同样地，福柯也从海德格尔那里获益良多，但他的研究兴趣与之不同，也更广泛，他是现代性思想史的批判性探究者。 费奇诺提到了修辞学，这标志着文艺复兴的思想转向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把现实生活作为他们思想事业的主要旨趣，因此他们认为逻辑学、伦理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修辞学理论说，为了在说服和教育听众时得到最好的效果，构思演说或论文要经过几个重要的步骤。它们分别是：取材（inventio），即收集素材和信息；布局（dispositio），即排列素材；文体（elocutio），即以适当的语言表达排列好的素材。如果要准备的是演说，还要经过记忆（memoria）这个阶段，即背诵，以及讲演（pronuntiatio）阶段，即练习重音、节奏、停顿、手势和总体的演讲方式。布局阶段本身又有其结构：引介（exordium），即引入主题；叙述（narratio），即陈述情况；申论（divisio），即列明论证的要点；驳论（confutatio），即反驳反对意见；结论（conclusio 或peroratio），即收束总结。各种辩论性的演说，不论是政治的和法律的，告诫性的和指示性的，或是为了影响个人或统治者的选择、决定或行动而援引原理或历史事例，所有这些演说涉及的都是现实的、实践的关切。因此修辞学不只是一种学术演练。 修辞学的核心是语言，因此在中世纪文法学校的三艺（trivium）—文法、修辞和逻辑中居于首位的文法，就重新获得了重要性。最初它仅仅指拉丁语的学习，但现在它重申自己与逻辑学的关联，因为修辞关乎说服、影响、建议和反驳，所以直接适用于伦理争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界不关心中世纪的作者，因为中世纪的作者总体上忽视了修辞学而更重视逻辑学上的细节问题。知识界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Horace）的修辞学和诗学，他们在对二人著作以及西塞罗著作的评注中关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方面。普鲁塔克的著作首先引发了这种旨趣上的转变，而后出现了数百部修辞学论著。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把修辞学与当时极受推崇的行动生活（vitaactiva）联系起来。 哲学史家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对修辞学的强调是否真正构成了对哲学的贡献，或者（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自己所说）修辞学其实是反哲学的？柏拉图在文艺复兴中重新流行起来，他的著作被译为拉丁文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在《高尔吉亚篇》（由李奥纳多?布鲁尼译成拉丁文）中对智术师及其修辞诡计的指摘广为人知。一些人怀疑，文艺复兴除了以机会主义的浅薄方式，把各种哲学上的浅见用于修辞，还做了什么。持这种态度的人指出了这种修辞性的借用所导致的悖谬、矛盾和相对主义。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则是，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考虑到人们经常不得不做一些艰难的抉择，也考虑到人生经历与境况的多变性，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家可以主张，哲学思索绝对之物，因此可以难得地忽视现实，而修辞学则尊重和面对现实。他们可以引用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论点，即这种技艺对生活与社会实务有着关键的作用，也可以引用西塞罗的话“我们修辞家拥有智慧和学识的广大财富”。他们还可以遵循西塞罗的看法，认为柏拉图本人在其著作中就是修辞学的强力倡导者。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许多文艺复兴思想家，即便是自称信奉当时已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那些人，其关切和旨趣都远离了经院哲学家及其后继者们精密的技术性争论。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以及人文主义都是有趣的话题，而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引起人们兴趣的方式则完全不同，那就是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在巫术、炼金术、星相学、赫尔墨斯秘教以及卡巴拉上倾注的智识热情。所有这些“秘教科学”都勃然兴起，尤其是在那些经历了宗教改革而脱离了罗马教廷控制的地区。其主要原因是，欧洲新教地区的宗教当局没有足够的权威，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人们对这些事物爆发兴趣。这种兴趣的推动力是人们渴望永葆青春、不死以及把贱金属变为黄金来致富（致富的办法也可以是让别人相信自己有“技术”来实现上述任何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现代哲学”中会看到，16 世纪、尤其是17 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都是作为对这一秘教运动的反应而兴起的。 ◎作品看点 A.C.格雷林教授以洗练、精确、睿智的笔法，指引读者穿越横跨东西、纵贯2500余年的思想丛林。《企鹅哲学史》上承刘易斯、罗素等哲人著哲史的传统，系统性地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的脉络，又续写了自杜威以降、20世纪下半叶直到今天的哲学版图与前沿思考。 尽管自己身处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但格雷林对欧陆思想的了解和介绍同样清晰深刻。此外，他还大胆地将印度、中国、波斯、非洲等传统上游离于西方哲学主流话语之外的思想也纳入哲学史的视野。在格雷林笔下，哲学史不再是冷僻艰涩的苦旅，他的“铁口直断”让人不再迷惑于传统哲学教材的曲折论述，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各个更为专精的哲学分支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