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情报与反情报丛书

作者简介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美国的“战略情报之父”、“情报分析之父”，中央情报局4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肯特从事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近30年，丰富的情报实践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他发表了大量有关情报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是美国战略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肯特的思想对美国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容简介

拥有能干的专家和这种管理控制人员，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部门情报组 织却另行其道。从部门情报组织的运作模式来看，好像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灵 巧的组织，好像微妙复杂的情报产品通过非专业人员使用万无一失的模板和 简单工具就能生产出来。我认为这个观念大错特错，我认为我们不能用生产 福特轿车的模式来生产微妙而实用的情报。如果你遵循产品装配线上的规则 ，增加情报单位的步骤，并将每一个步骤简化到非专业人士都能承担的程度 ，那么你就不会在装配线的终端获得任何知识，自然也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 的产品。只有当从事初级工作任务的人也对整个流程有了深入了解，并能在 生产线的高端有效工作时，你才会得到一些东西。 就我所谈内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外语翻译工作和翻译文本分析之间的 惯常分工。也许确有一种万无一失的翻译，但我很少看到。作为一种直率的 工具，语言会隐藏一些它本想表达的信息，除非你事先感应到它想表达的含 义。很多聪明人无法解读一份用自己的母语写就的计划表，同样，另一些聪 明人花了毕生的时间来学习和教授一门外语，却发现自己仍无法翻译用这种 语言书写的很多内容。他们必须熟悉外语和美语含义，只有这样的段落他们 才能翻译。一个人虽能把一部外文小说中隐藏的所有意义都演绎出来，但不 一定就能翻译一篇技术类文章。此外，世界上所有的字典也不可能帮他解决 遇到的全部困难。只有当他掌握了那些复杂的词汇，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掌握了相关的主题，他才可能翻译这类文章。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情报军官 进行分析时要仰仗其他人的翻译资料，所以受制于翻译人员。而且，据我的 经历来看，只有很少的人满足于这种枯燥乏味的翻译工作，他们才正是我们 所可以依靠的。 翻译工作中的劳动分工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搜集阶段和评估阶段的 分工、评估阶段和所谓组织结构图上的“研究”阶段的分工，都存在着同样 的问题，甚至更容易引起疑问。 绘制组织结构图的公共管理学博士和硕士们似乎经常忽视上述问题，恰 如必须履行关键情报任务的部门情报组织的高官一样。军队遵循的这些路线 原则，着实让我感到费解。这种想法的基础就是：指挥军官(line officer) 无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无论是在参谋部组织，还是在直线集权型组织中 (line organization)，高级职位都要由具备指挥经验的军官担任。这些军 种确实默认在医药、通信、后勤方面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给予专家 和指挥军官均等的职业机会。让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些机构对参谋工作的价 值最为清楚，却并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上面。具有长期参谋经验的军官，或者 一直从事参谋工作的军官，根本没有资格与那些专家同日而语。要是这么考 虑情报职能，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 在陆海空军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将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卓越的 指挥经验。但是，基于同样理由，他们都没有为战略情报付出毕生的精力。 在这一机构中，他最倚重的、权力最大的人，如他的副手、行动部门的负责 人、参谋人员，甚至还有一些“专家”，几乎肯定都和他来自相同的阶层， 具有一定的指挥经验。那些在军界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是不可能长期从事包括 情报工作在内的专业任务的，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人，经过在特定情报领域的 几年研究和实践，会逐渐成为专家，但他们又必须选择新的岗位。在一些几 乎永久性的岗位，留下了一批满足现状，无心高就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 他们是军队中不聪明、不富有想象力、不活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 不是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活跃的一分子。 情报机构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专家，但这些人却无处可觅，鉴于这一情形 ，各军种就想在组织结构表上力图进行弥补，这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照这个 原则，若干人员就能带着一个16英寸的炮塔去瞄准一个不可见的目标，不是 因为娴熟的业务命中目标，而是因为胡乱摆弄众多细微复杂的小机械而侥幸 命中。这种情况和某一问题上的分工非常相似，比方说经济分析。把这项任 务分割成最简单的几部分，每一部分安排上足够的人手，这种解决经济问题 的方式还不如那种使用火炮的解决方式有效。 军队面临着相当困难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它们的首要任务就是 赢得战斗和战争。150年前，战争艺术状况使知识渊博而又聪明灵巧的人足 以使用那个时候相对简单的战争机器。那个时代，一支军队的绝大多数人都 在战场上，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建造、维修和改进武器。在这种条件下，这些 机构可以对专业化不屑一顾，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仅仅10年工夫，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艺术水平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陆军、 海军、空军不仅必须在战场上配置一支打赢战争的力量，同时还要使用那些 极其复杂的新式装备。这些装备非常复杂，以至于一支军队必须动用其全部 力量，来研究装备的改进，钻研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战效能的细枝末节。很 自然地，军队产生了一种担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否则军队就将处于这些 新式装备的控制之下。这样就产生了另一种著名的文化滞后(culturallags) ，这种滞后有损于军队的职业专家。军队意识到自己离不开他们，却未对他 们的天分给予恰当的肯定。除非这些特殊人才在成绩、晋升、荣誉上与指挥 军官享有同样的机会，否则他们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现在，战略情报是战争与和平中的现象之一，其复杂性与其他机器和技 术同步发展，不再是一个能干的军官在执行两项指挥任务的间隙就可以完成 的事情。战略情报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军队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合理 地招募、训练、奖励那些为此奉献终生的人，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然而，并非只有军队才应受到指责。事实上，国务院直到1945年秋才有 了名为情报机构的部门(近年它建立了一些研究单位，但存在的时间都不长) ，其情报任务都由一些非专家人员完成，他们同时还要处理上千件其他事务 。国务院的保守部门，同时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个部门，对情报几乎没什么概 念，并且也没有兴趣去支持一个情报单位。事实上，当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 析处依据行政命令(1945年9月20日签发，1945年10月1日执行)被转交给国务 院时，国务院的保守分子拼命反对。尽管他们确实对研究分析处的一些人和 图书馆有兴趣，但他们不想要这样一个情报单位。他们强烈主张把统一的研 究分析处分割得支离破碎，把那些地区问题专家分配到所谓地区办公室的合 适行动岗位上。这些意见对研究分析处来说是毁灭性的损害，但他们还是说 服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采取了这项措施。 P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