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研究文集(续编)

作者简介

张人凤，张元济之孙，浙江海盐人，1940年生，196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长期从事职工继续教育工作。退休前任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副教授、校长。编、著有《张元济年谱长编》（合编）、《张菊生先生年谱》、《智民之师？张元济》、《张元济研究文集》以及论文多篇，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译有《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

内容简介

张元济先生参加开国大典前后 1949年5月底，上海全境解放。不数日，陈毅市长偕周而复来我家，拜访了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他们虽是第一次晤面，却作了毫无拘束的畅谈。随后，在那气象一新的最初日子里，祖父改变了以往多年间不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习惯，出席了陈毅邀集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以出版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8月下旬，已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老友陈叔通给祖父来信，透露了“内部消息”：第一次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祖父将作为大会的特邀代表。祖父这时心情有些矛盾——已届83岁高龄，身体和生活能否适应？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代的人物都已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将面对一个几乎是全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发挥好与自己代表身份相称的作用？8月底，周而复、梅达君持陈毅、潘汉年的信再次来访，逐步消解了他的疑虑。大会筹备处同意由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全程陪同，照料生活。父亲此时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总经理王志莘先生是金融界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对父亲这次请假非常支持，作公假处理。 大会要求代表在9月10日前抵达北平。祖父由著名内科专家乐文照医师作了体检，9月6日随上海多位代表一同乘火车出发。同车的代表有桥梁专家茅以升，工商界人士盛丕华、篑延芳、胡子婴，越剧演员袁雪芬等。那时战争结束不久，上海到北平的直通火车刚刚开行，为避开可能发生的空袭，开车时间定在晚上。车行44小时后，9月8日午后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淮河大桥亦被毁，只能从临时便桥通过。茅以升告诉大家，修复并不太困难。 在北平的最初十天，是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分小组进行，主要是讨论制订《共同纲领》。因为解放战争还在南方和西南、西北进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条件还不具备，由政协制订通过《共同纲领》，在一定时期内，即作为国家施政的总纲。小组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祖父认真阅看《共同纲领》的初稿，与各位代表一起仔细审议。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有几处：一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加入“航业”，即发展海运。二是原稿有“禁止肉刑”四字，祖父认为我国从汉文帝时已废止肉刑，南北朝恢复过，后来又废除；这几个字所指只是鞭笞，进入民国后连鞭笞也被废除；至于私刑，则禁无从禁。他认为“际此文明进化时代，如以此列入，于我国面子甚不好看”，应予删除。这两条意见为大会接受。他还在大会最后将要表决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立发言，说近来有人觊觎我西藏等领土，所以应把“解放全国领土”句改为“解放全国，保卫我国的领土”，意即不允许别人侵略我国领土，而我国亦只保全自己领土而无侵略他人之意。亦有代表发言赞成维持原稿不变。这时周恩来在主席台上提议在“巩固国防”之下加入“保全我们的领土”字样，问祖父是否同意，祖父表示同意。关于新中国的国名，还举行过一次专门的讨论。几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代表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他们的意思是勿忘辛亥革命的功绩。为了尊重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林伯渠奉毛泽东之命，邀请数十位年长的代表在六国饭店客厅座谈。到会的长者纷纷发表意见，祖父和陈叔通、陈嘉庚、马寅初等认为可删去“中华民国”四字，沈钧儒认为删去这四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最后周恩来即取沈钧儒的发言作为会议的结论。祖父还提过一个意见，未被大会采纳。那就是他不赞成采用公元纪年。他认为我国有四千多年历史，采用公元，会使人误以为只有一千九百多年，且公元以耶稣诞生为始，而我国有多个宗教，公元未必适合其他宗教。这条意见虽未被采纳，但他返回上海后，11月21日写给郭沫若的信，就署上了“1949年”。这是祖父愿意跟上时代步伐的一个写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9月21日下午七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当时代表只能三四人合坐一辆小车，祖父与邵式平、吴贻芳代表合用一车，父亲也随同前往。十天前，直接领导会务和秘书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曾到六国饭店看望祖父，谈了半小时，临行告诉我父亲，可以陪同进入会场，他会事先安排的。果真，父亲在大会秘书处取得一个“联络秘书”证件，大会期间出入会场就很方便。大会代表最年长者是侨界知名人士司徒美堂，比祖父年长六个月，祖父居次。开幕那天，司徒美堂拄了拐杖，但谢绝工作人员搀扶，祖父更是连拐杖都不用，一时被记者作为佳话，在次日报纸的大会花絮中刊登。祖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那时主席团成员并不上主席台就座，而是上台合影后仍回台下自己席位。在9月30日闭幕大会上，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计算选票期间，他与代表们一同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三时举行，政协委员们早早来到了天安门。那时天安门没有电梯，祖父顺着嵌建在城墙内高高的七十余级台阶，拾级而上。走到城楼西侧刚站定，便有工作人员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父亲则站立在他的背后。大家一起聆听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洪亮的声音，一起向冉冉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行致目礼。接着，阅兵式开始，步兵、炮兵、海军、骑兵、坦克，依次整队经过天安门，战机在上空翱翔。军容整齐，军威强大，观者深为鼓舞。阅兵结束后是群众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游行。六时以后，几位老年代表陆续退场，返回旅馆休息。那天祖父心情特别激动，虽八时一过即就寝，但听到窗外游行队伍的欢呼声，久久不能入睡。一生的经历浮现在他的脑海，苦难的旧中国内忧外患，几乎无日得以安宁，有识之士，乃至有识之君，也有振兴中华的设想或实践，但终归失败。到了今天，他看到了希望，他对新中国抱有无限的信心。他披衣而起，给毛泽东主席起草了一封信：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大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迫强售于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江宁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绝根柢，一雪此奇耻。谨呈上《文忠政书》全部，聊附壤流之见，藉伸祝颂之忱。伏乞莞存，曷胜宠幸。敬贺荣庆，顺颂康宁，统维垂詧。 这里《文忠政书》即林则徐著《林文忠公政书》，祖父历来对这位民族英雄十分崇敬。第二天他请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同仁选购了一部较好的版本，连同信件一同交由大会秘书处转呈。10月5日，毛泽东有回信： 菊生先生： 大示并惠书两函均已收到，谨谢厚意。敬祝兴居佳胜，并候树年世兄健进。 毛泽东 十月五日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现存祖父的这件信稿字迹很小，有些字较难辨识，以前曾在他的书信集中公开出版且为多位作者引用过，惜被抄录人和编校人造成了多处舛误，两年前《张元济全集》出版时才作了些订正。其中还有一个字未能识别，只能以□表示。 祖父在京一个多月中，受到毛泽东主席两次接见。9月19日下午，正要午休，陈毅来了，说主席邀请你同游天坛。祖父随陈毅车来到天坛，毛泽东主席在祈年门门口迎候。主要的客人除祖父外，还有湖南的起义将领程潜、李明灏和陈明仁。宾主沿天坛中轴线从北到南游览了祈年殿、皇穹宇和圜丘坛，观看了东西配展中陈列的文物。茶座休息时，毛泽东问起了戊戌变法的硕果仅存的老人，又问了光绪皇帝召见时的礼仪如何，以及在京城做官的情况，俸禄几何等等。说到祖父毕生倾全力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书籍，又说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从中获得了不少新知识。10月11日晚，毛泽东又邀祖父和周善培在他中南海寓所晚饭，宾主畅谈至10时45分方散。祖父提出，应设法使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宜酌登来稿，毛泽东以为“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这可能就是上世纪50年代各大报纸都辟有“人民来信”栏的由来。对于经济建设，祖父说由于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建设不能不权衡缓急，最要紧的是交通，其次农业，再次工业；而工业应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继而周善培谈起读经的问题，祖父坚持他从清末以来的一贯主张，即不能普遍推行，只可在大学“别立一科，听人研究”。他对当时有人提出以拼音字母取代方块汉字的主张大加反对，认为我国至今还能团结成一个大国，文字统一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晚饭是普通的家常菜，宾主有几位都是湖南、四川籍，只见他们从碗里挑红辣椒吃。 祖父因为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所以继续留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后才返回上海，那已是10月20日了。 回忆先祖父张元济先生二三事 我自出生之日起,就和祖父张元济先生生活在一起。他从1903年初应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邀请,出任该馆编译所首任所长,后来先后担任经理、监理、董事长,为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奉献了一生。我开始有记忆时，他已年届八旬，但每天伏案书写。早上8时，商务的通讯员汪师傅骑了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他阅看，若有急件，立即批复，由汪师傅带回，其余则整个上午阅看，写下意见或回信，下午4时，汪师傅再来取回。不分寒暑，从无间断。 我慢慢长大，识字，阅读，用的书籍，就由祖父让汪师傅买来。识字用的方块字，是商务早年的产品，字体为毛笔书写的正楷，部分方块字背面有单色图画。还有一部《幼童文库》，文字少，字体大，大部分为彩页。记得内容有家庭人员的称呼、常见动植物名称，还有中国传统的儿童故事，如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寓言故事如龟兔赛跑等。中国历史上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事迹，是重要内容之一。 上学前，先在家里请了家庭教师给我启蒙，用的是商务版的《复兴教科书》。祖父抱着“我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加入商务，立即配合清政府办学校，提倡新式教育的新政，组织力量，编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新教科书》，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有新版的教科书问世。1932年1月，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几乎无法继续生存，那时祖父已经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休，担任董事长，他和总经理王云五等一起努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同年8月复业，编印出版了一套新的《复兴教科书》，后来这套书一直在中国大陆使用到20世纪40年代末。商务的教科书一直继承《最新教科书》的传统，用古今中外嘉言懿行，对学生进行品德养成教育。我记得我读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背着一篓很重的鸡蛋，送到目的地后无法卸下，这时一个学生帮他托了一把，他连连对学生道谢。学生说不用谢，只要以后你见别人遇到困难时，帮人一把就好了。类似这种小故事很多，在一些微小处，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做。 我从20世纪80年代起，加入到了张元济研究的队伍之中。从资料看，祖父十分关心南洋华侨教育。1906年，还在清朝末年，他到北京，见了学部侍郎严修，就提请他关注华侨教育。1916年日记中，记录了十天内四次会见南洋教育界知名人士宋木林，所谈的当然是商务教科书在南洋的销售，并听取宋对商务出版物的意见。同年，在他亲自关心下，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分馆开业。1923年他两次到香港考察，为商务建设印刷厂购定土地。从此，商务对南洋的出版物，由香港厂印刷，直接运到新加坡销售，又以新加坡为中转，再销往其他东南亚各国。 十分有幸的是，2014年，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 文物中心和王赓武图书馆中看到了许多商务版华文老教科书。内有《复兴教科书》，不过不是我读过的那一种，而是专门为南洋华文学校编写的版本。这些书，在香港印刷后直销南洋，在中国大陆就无法看到。《国语》书里有描写新加坡风貌的课文，《算术》书里有南洋各国货币换算的计算方法，《历史》《地理》书里有各专门一册讲述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知识等，编得非常有特色。三家单位把一批半个多世纪前，历经风雨乃至战乱的老教科书妥善保存下来，既是历史文脉的记录，又可作为发展的借鉴，极为珍贵。 自2007年出版《张元济研究文集》之后，作者张人凤老师笔耕不辍，继续在张元济研究、出版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史研究等研究领域耕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专业的学术论文，有史料考订，有回忆文章，有序跋文章……作者将这些文章汇为续编，为张元济研究再添新成果。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作者近十二年来的研究成果，了解张元济的不凡生平与辉煌事业。2019年正值张元济逝世60周年，出版这部续编也是对这位出版巨擘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