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普陀山

作者简介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学术著作形式向西方社会传递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第一位在西方社会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奔走呼号的德国建筑学家，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出版有《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普陀山》《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祠堂》《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陶艺》等。 赵珉，2012至2014年就读于德国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德语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德语系讲师，教授基础德语、德语笔译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与德语教学法。业余从事德语翻译工作，出版有译著《怎样拍人脸：完美面部摄影90法则》《杜蒙阅途系列·布拉格》。

内容简介

第二章 普济寺 距离普陀主码头约 1000 米处，坐落着岛上三大寺院的第一座，同时也是建筑最为恢宏的寺庙，即普济禅寺。只有当寺庙中的僧侣达到一定人数、朝暮课诵形成一定规模、整个寺院拥有了一定地位之后，该佛寺才有资格在其寺名中加上“禅”这个字。“禅”意为“清心苦修、以悟佛法”。类似普济寺的大型寺院中都修有一个专门的佛堂，主要供剃度受戒的僧人进行修禅功课。不过，修禅并不拘泥于形式，僧人也可在外云游悟道。除普济寺以外，法雨寺全称也为“法雨禅寺”。这两大寺院还各有别名。根据地理位置划分，因普济寺距离登陆地最近，故称“前寺”；而法雨寺位置靠后，距前寺极远，故称“后寺”。 就其影响力及重要性而言，两寺不分伯仲。但同第三座主寺佛顶寺相比，这两者则略胜一筹。佛顶寺位于佛顶山山峰附近，而该山又是整座岛屿海拔最高的山体。由于位置偏远，所以无论是在香客数量还是随之而来的香火收入方面，佛顶寺都不可能同另两者相提并论。尽管在康熙皇帝时期（1662—1722 年在位），普济寺住持就已经拥有了显赫地位，但直到 80 年前，寺院住持才获得资格升座“方丈”，寺庙等级也相应高升一等。普济寺现任方丈就是本岛僧人，剃度于岛上一个小寺院，而该小寺院也因此名声大振。 码头栈桥连接着一条平坦的石板路，通往一座小山丘的山脊处。道路沿途经过若干间开放的大型亭阁，亭阁与路两侧都林立着石碑或木制匾额，上书汉字。登上山脊，人们便可将恢宏的普济寺全景尽收眼底。寺院坐落在一个宽阔山谷之中。建筑东面临海，开阔浩渺，另三面则被群山环绕。一条主路引导人们往东北方向前行，进入寺院。主路两侧分布有许多小型寺庙，不过数量最多的当属众多商贩们的店铺及住房，香客和岛上僧侣们的一众生活需求便有赖于这些商贩。在这一章节中，我将借助平面图（参见图 27）及若干张图片，对普济寺进行大致描绘，并由此得出类似建筑的主要特征。而在介绍另一主寺法雨寺的章节中，我则会对这些特征进行具体深入的展现。 普济寺南面横有一个莲花池，其长度超过了寺院整体宽度，并向东延伸。池塘东南部横跨有一座长长的拱桥，它在水面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半弧。拱桥台阶低矮，非常适合人们行走。桥上的扶手雕饰精美，拱桥同周边风景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整体和谐之美。寺 院 中 轴 线 南 起 碑 亭（ 参 见 图22）。它位于山丘边上，按照中国传统亭台式样修建，各地孔庙及佛寺中经常出现这个建筑。此类碑亭（亦称“碑堂”）内均竖有巨大石碑，碑体建于碑趺或龟趺之上。碑面上镌刻的文字一般记载了该寺的建院或发展情况，帝王巡幸寺院或其他重大事件也会被刻入碑文作纪念。碑文最后通常以诗赋结尾。 除拱桥外，池塘上还修有一座较为低矮的石板平桥 ( 参见图 25)。它的中部略宽，修建成平台式样。平台上建有一座八角小亭，亭子飞檐翘角，顶尖托起一颗硕大的圆球 ( 参见图 26)。亭子八角形的基座由砖石砌成，开有门窗，亭内设有可供休息的长椅若干。在寺院正式建筑的南面，也就是在寺院与莲花池之间，修建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道路在寺院山门前的这一段修得较为开阔，形成一个类似于前庭的区域（参见图 24）。寺院主入口为廊厅形式，其台阶两侧放置有石狮一对。不过，廊厅多数时候闭门不开，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供人出入，而是安放康熙帝时期落成的几块极其珍贵的碑刻。所以，这个廊厅也被称为御碑厅（亭）。该建筑为重檐设计，其两层方形拱顶的四周墙体部分由石块砌成，内部藻井四面各雕刻有飞龙一条，四条飞龙均朝厅门方向腾飞。拱顶外部墙面雕有相互交缠的凤凰图案，引人注目，所有凤凰同样朝向厅门方向。建筑内部正中建有一个宽大的四边形碑趺，其上矗立着一块高而阔的石碑，上方还修有一个木制穹顶，类似尖顶帐篷式样。 法雨寺宏大的念经堂中也有此类设计（参见第六章）。寺院房舍殿厅的柱子都立在坚固的圆柱形柱基之上，柱身下方刻有雄浑苍劲的云龙戏珠浮雕。不过，此处御碑亭的基柱较细，雕饰面积较小，相比之下，天王殿中的柱子明显更为粗大，浮雕也更为精美。 人们进入寺院一般不走这个位于正中的殿厅，而是由两边较小的石砌侧门而入。一路进深，侧门所在的东西轴线上还依次开着其他的大门。可见，普济寺建筑布局共依三条轴线展开，分别为中轴线与东西侧轴线。 三扇院门背后是宽敞的第一进院子（即前院），前院北端的东、西两侧建有钟楼、鼓楼各一。它们为多层建筑，带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顶。两者纤细而立，为院落平添一份灵动与生机。前院开有两扇侧门，引导人们通往寺庙内院。其门上修有宽大的飞檐，檐下垂吊着一对样式质朴的木制檐柱，这便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垂花门，在私人住宅中尤其常见。沿着中轴线往前便是天王殿，殿中一尊弥勒佛高坐于玻璃佛坛之上。塑像通体镀金，佛祖大肚能容，带着常见的笑脸，神态自然。工匠们以苍劲有力的刀工，在佛前供桌的正面与侧面镶板及两端翘起的飞角处雕刻出大量玲珑精美的纹饰图案。虽其他殿厅中的供桌亦是如此精美繁复，但天王殿中的浮雕尤其巧夺天工。浮雕半人高左右，较为平整，构图巧妙，栩栩如生，其表面镀上一层金粉，间或细腻地涂以泛着青光的银粉。浮雕除了在人物面部涂上白色之外，并未再使用任何其他色彩。这些浮雕或是直接暴露在外，或是隐藏于玻璃隔屏之后，但描绘的均是佛教传说中的故事。时至今日，这些故事也仍然是宁波地区传统匠人雕刻时的重要素材。普济寺中有许多艺术作品为新近之作，其中大多只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弥勒佛身后立着身披华美甲胄的佛教护法韦驮，其跟前同样放置有精美供桌一张。殿堂中的四大天王则神态各异，惟妙惟肖。 天王殿后放着一个巨型铜制香炉，人们经此处可到达大殿前方平台。平台栏板之间的望柱造型平常，但其顶端均雕刻以飘逸的莲叶形状，这种取材于大自然的灵动创作并不多见，不失为一种惊喜。平台上放置有五个大型祭祀器皿，均以青铜制成，造型古朴。正中的香炉背后建有两小段左右对称的台阶，通往上方一个小型平台。焚香时，人们便需登上这个平台，以完成整套仪式。 大殿既没有开放式的前堂，也没有殿周回廊（参见图 28）。为了扩大使用空间，所有配套区域都被规划在一个大殿之内，整个建筑从而得以进深五间。大殿仅有一凸出修建的屋檐作为遮挡，人们踏过殿门，就直接进入了内殿。大殿屋顶为重檐结构，日光得以透过两层之间的狭小缝隙投射进大殿之内，用以照明，这种设计与西方教堂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参见图 29）。从平面图看，大殿在中轴线上被划分成前后五个殿厅。中殿宽度达到惊人的 8.5 米，其两侧连接有通道平台，高度较中殿略低。横梁依照对角线组成一个个正方形，而这些正方形又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系统。中殿在南北与东西方向上占据了极为宽阔的空间，从而为佛像群的放置提供了充足的面积。大殿的东南及西南角落各设有耳房，供守殿人居住。房间旁搭有小棚屋，一些僧人在此或售卖礼佛用品，或解签算命，或在信众礼佛时做一些自己的分内事。西侧棚屋的北面摆放着大鼓一面，东侧相应位置则是撞钟一口。大鼓的东面设有一供奉着关公的小型祭坛，撞钟西面则是韦驮祭坛。这两尊雕像栩栩如生，皆为大师之作。韦驮像通体镀金，其身体略向前躬，身姿优美却又威严肃穆。他手持宝杵，身披华胄，头戴兜鍪，周身环绕有飞扬的彩带，雄姿英发立于帷盖之下。 祭坛前的供桌为康熙年间所制，出产于福州。桌子镶板及曲线形的桌腿之上密集地雕刻有精美绝伦的纹饰图案。近看可以发现，图案对称排列，且式样极为繁多。木制供桌并未同韦驮像一样被镀上金粉，而是被刷了一层暗棕色的油漆。其框架也做工精致，独具特色（参见附图 17—2）。位于正中的主佛坛南北方向占地两间 ( 参见附图 4)，它是我在中国所见到过的最独具一格且巧夺天工的一件艺术作品 ( 参见图 28)。佛坛上放置有四尊不同形态的观音像（参见图 29）。最北的一尊体型最大，它端坐于莲座之上、帷盖之下，身穿法衣，略微坦胸，通体镀金。其身后是常见的寺庙帷幕，把塑像区域隔离出来。这尊大型雕像的前方平台上是三尊前后排列的小型观音像，它们面朝南方，身穿真实法衣，其面积几乎占据了一整间进深。靠北的 2 号观音坐像须弥座略高，其目光并不似身后的那尊大型观音一般神圣而不可靠近。总体而言，这四尊佛像在神情与姿态方面更多的遵循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同时又保留了仁慈可亲这一真实凡人所具有的特征。这里所传达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作为菩萨，观音神圣威严，俯瞰尘世凡夫俗子；但当面对僧侣与香客时，她又展现出其慈悲亲切的“人”之一面，而信众处于这种感受之中，愈发亲近与依赖这位菩萨。目光回到 2 号观音像，它由青铜制成，外罩浅灰色丝质披风，其上绣有墨绿色竹叶。竹叶萌发于玲珑可爱的新竹之上，在风中不知疲倦地灵动飞舞，始终给人以生机与快乐。在场的一位中国人对我说了一句“菩萨在微笑”，之后又告诉我，“笑”这一汉字就包含了“竹”这个部首。因为备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在中文语境中，新竹被冠以“观音竹”的美称。 3 号观音像较 2 号更小，其所坐的宝座也较为低矮。塑像由木头镀金制成，通身罩着一件红色刺绣披风。这尊观音像的目光较前两者更为慈祥亲切，并引导人将视线放到位于其南面的最后一尊 4 号观音像上。它是四者中最接近于真实人物形态的一尊，只不过塑造时也许按照美丽女性的形象进行了略微理想化的表现。此外，它也是四者中尺寸最小的一尊，约真人大小，呈站立姿态。如此一来，它便高于位于其身后尺寸略大但呈坐姿的 3 号像。 4 号像由青铜制成，身披巨大而华丽的丝质披风，上面绣着众多花卉。这四尊观音像并不是按照简单的由大到小或由高到低顺序排列，而是在序列末尾，通过跃然站立的 4 号观音像，再次给人以强调与震撼之感，这种排序体现了相当程度上的宏大布局意识，彰显了极其深厚的艺术表现功底。 高筑的主佛坛所在的两块区域周边环绕有木制栅栏。栅栏样式简单却牢固扎实，其每根栏杆顶部均做成蜡烛形状。栅栏内 2、3、4 号观音像所在的大型平台的西面有两个立柜，上方放置着几座雕刻有观音像的小型佛龛。因为柜子上了锁并贴了封条，所以我只能猜测里面可能存放着经书、佛像等珍贵物品，至于具体为何物便无从知晓了。 这两个立柜背后是一尊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观音睡像，其价值珍贵，又生动有趣，我之后只在福州鼓山见到过类似的雕像。观音像被保护在一个长条形玻璃箱之内，观音右肘撑地，手掌托着头部，左臂舒展放于躯体之上，通身罩着一件黄色刺绣披风。雕像整个姿态犹如佛祖涅槃，非常引人注目。大理石质地极为细腻精良，无瑕的白色材质泛着莹莹的微光（此处请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关于玉佛的描述）。 佛坛前的供桌雕饰考究，其上摆放着五具足、灯台、花瓶及香炉。供桌、观音像连同佛龛等只占据了宏伟大殿的中间区域，剩余的大片宽敞空间几乎全供僧人及香客们礼佛朝拜。据僧人介绍，这里可以容纳 3000 人。他说的这个数字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若真有3000 人涌入大殿，那场面肯定十分拥挤。 靠北侧还设有若干小型佛龛及供桌，其中立有一石，上面刻着精美的观音像。东西两侧各辟出狭窄的一溜区域，其上共摆放有观音三十二应身像。它们均端坐于须弥座之上，尺寸约为真人四分之三大小，通体镀金。这其中有一些观音像被塑造得较为自然逼真，但总体而言并无多大艺术价值。 普济寺的法堂并无多少亮点可言，甚至可以说看起来极其寒酸。我们在下文的法雨寺一章中也会介绍到，法堂布局一般都比较相似，佛坛前会修有讲经台，其上设有围栏，摆放有桌椅，供僧侣讲经及诵经使用。事实上，法堂就是一个传经说法的场所。佛教著名寺院宁波天童寺的法堂就极其雄伟恢宏。为首的僧人站在讲经台之上，向一众修为较浅的僧侣传授佛法，指引其言行举止。 因为普济寺法堂之上的二层是另一个大型空间，所以法堂一层修建有平整的搁栅平顶充当天花板。二层空间北侧有一个玻璃佛龛，里面庄严端坐着一尊略微大型的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同一佛龛中还摆放有一尊白色大理石观音坐像，它同法堂中的观音睡像出自于同一块原石，其神态亲切，惹人注目。它身披一袭纯红斗篷，头戴类似于教皇所用的三重冠冕，这种装扮着实吸引人们的眼球。它的面容透着浓浓的温厚与友善，整体形象极为柔美亲切。 大殿所在院落的两侧偏殿中放置着罗汉像，每侧九尊，共计十八尊。罗汉即等级较低的佛陀。这种布局实在是不同寻常，一般而言，罗汉像均被摆放在主殿之内。法堂周围建有回廊，回廊北部区域置有众多匾额，其上刻着由皇帝指派至普济寺的历任方丈姓名。这些匾额样式简单，被固定在架子上。人们在每座衙门、众多的寺院以及每位家学渊源的文人或世代为官的官员家中都能见到类似的匾额。 这一排匾额靠着法堂北面摆放，正对着坐落于中轴线上的方丈室。人们从此处出发，向北穿过一道漂亮的垂花门，上完一段样式较为奇特的台阶，便可来到方丈室门前。建筑正中是方丈的礼佛堂，屋内墙壁上挂着一幅佛图，上面描绘有达摩祖师与第十八位罗汉的故事。值得一说的是，位于十八罗汉之末的伏虎罗汉生活于 6 世纪前期，在证得果位之前是一位声名远播的佛教信徒。这幅佛图前方放置着桌椅，供方丈诵经时使用。房间侧面狭窄的墙上还挂着若干画像，其中有一张关帝像。关羽因其所代表的仁义智勇等传统美德，被中国人奉为楷模。 建筑二楼为藏经阁。阁中林立着一个个高大的书柜，给人一种森严的压迫感。藏经阁中共计有佛经典籍 84000 卷。一楼礼佛堂东侧为方丈住所，不过此时，方丈并不在寺中，而是云游去了宁波及上海。再往东是一个偏院，里面设有客舍。寺院众多的僧人则住在另外多个偏院之中。 前寺东南侧矗立有一座太子塔（参见附图 5）。由于在中国的八卦风水学中，东南角为风水宝地，故宝塔被视为前寺的风水塔。又因为前寺在普陀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宝塔也处于岛屿的东南角落，所以它进而成为整个海岛的风水宝塔。宝塔全部由石块砌成，层层叠叠，巍峨壮丽。最底层的塔基为一个宽阔的正方形平台，平台四周原本建有一圈石制围栏，每根望柱顶端雕有蹲坐的石狮。虽然它们现今已不复存在，但其上的二层基座仍保留有与之相同的围栏与雕饰。幸运的是，雕刻于塔基对角线四个角落之上的螭首还保留至今。底层平台之上建有类似的二层平台，只不过面积略小。其上的四个角落各雕凿有一位尺寸如真人大小的力士，雕像身披甲胄，护卫着这座宝塔。虽然雕像的形象并未带有非常明显的宗教色彩，但某些元素仍会让人将雕像与佛教四大天王联想到一起。四者中有一位正拨弄着手中的六弦琴 ，而在山东、河南特别是山西的众多传统祭祠中，也有很多类似姿势的铁制武士像。当然，这些地区的佛教寺院中也不乏它们的踪影。据我所知，这些雕像均为宋朝年间（960—1279）所制，带有浓重的华夏色彩。从艺术创作角度而言，它们或许同那些先秦两汉时期林立于墓道两侧的古中国雕刻俑 3 有着一脉传承的紧密关系。 前寺的宝塔建成于元朝（1271—1368），而这个朝代的艺术创作特征，正是选取多样的中国传统元素为主题，并通过高超的技艺将其表现得至臻至美。保存至今的元代众多塔楼、牌楼或碑刻等其他建筑艺术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宝塔上的四尊武士像或许可被解读为佛教四大天王，但就其所展现出的艺术造型而言，人们应更多地从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角度，而非宗教角度加以理解。 二层塔基之上还建有一个基座，其上雕凿着缠绕的飘带、祥云状横饰带以及流水山崖等图案。基座上拔地而起一座三层宝塔。一层四个角落各立有一根独立的柱石，共同撑起这一层空间。柱石上方砌有互成直角的横梁，形成突出于一层空间的台口水平饰带。类似的水平饰带同样隔开了二层与顶层空间。顶层连接着大幅向外挑出的花环状檐口，其上雕凿有半弧状山花蕉叶纹并四个位于檐口四角的冠饰。塔顶似乎本应为锥体设计，锥尖上镶嵌宝珠一颗，不过时至今日，塔顶仅存破损锥体依稀可辨。 这座三重宝塔的每一层每一面都雕凿着佛龛，共计十二个。每个佛龛内都有佛像石刻。上层壁龛中端坐着毗卢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僧帽上所绣图案即毗卢小像，故僧帽又被称为“毗卢帽”。中层壁龛为释迦佛，下层则为观音、普贤、文殊及地藏王这四大菩萨。 所有这些石像均为半浮雕工艺。底层石柱之间还坐落有独立雕像。南面正中为南海观音，其左右两侧分别为善财童子与龙女，再往两侧是两位罗汉，这五尊雕像均并排放置。底层东西两面则各有五尊罗汉像，再加上北面的六尊，至此，十八罗汉完整现身。法兰克依据《古今图书集成》，在其研究中介绍到，该宝塔建成于 1334 年。当时正处于元顺帝（1333—1370 年在位）时期，皇子宣让王 1 出资约三万马克，修建而成此宝塔。该塔所用的石灰石均取自举世闻名的太湖美石，建成后塔高达到三十一米。《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如此评价这座宝塔：塔上佛雕姿态各异，但均法相庄严、容貌端丽、眼神生动。 宝塔所有的雕像，包括护塔使者、石狮及莲花在内，都是如此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世间未有能与其媲美者。这座宝塔又被称为“太子塔”，此名称同出资修建该塔的元朝皇子并无关系 ，而是同佛祖本身有关。释迦牟尼出家前便是身份高贵、拥有继承权的太子，保留对其的“太子”称呼，彰显出佛祖的崇高与光辉。 虽然太子塔多处倾塌，但它仍然是岛上的一颗明珠，对普陀意义非凡。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于1906年，从北京出发，历经四年时间，先后游历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行程数万公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专业系统地考察，留下了8000多张照片、2500多张草图、2000多张拓片和1000多页测绘记录。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 伯施曼留下的这些带有详细数据的照片、拓片及临摹的图画，成为很多文物古迹少见甚至是唯一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它们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文物古迹修复、古城复建等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数据。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深受伯施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