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考辨与佛经鉴别/中国语言学前沿丛书

作者简介

方一新，杭州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汉语言研究所所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汉语词汇与训话学，已出版《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训话学概论》等著作，发表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其中《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获第五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获得教育部第七届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内容简介

汉译佛经是汉语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研究价值），在中古语料里都是罕有其俦的，弥足珍贵，值得重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利用汉译佛经进行汉语史研究，尤其是语法史、词汇史研究逐渐升温，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更是如火如荼，相当热门；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令学界瞩目。 汉译佛经的材料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多有利用，这无疑会有助于更加全面、详尽地研究汉语史，使研究结论更加可信，较之二三十年代前对佛经语料的熟视无睹，这当然是好事。但也不难发现，在利用汉译佛经特别是早期译经时，有一些不够严谨的情况。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加甄别，轻信大藏经（如《大正藏》）的题署。《大藏经》题署某某经为后汉某某经师（如安世高）译，或失译附某某录（如后汉录），学者就把该经当作东汉的语料，进行断代研究。立论的前提有问题，其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著名汉学家、佛教学家许理和是较早提出需要对佛经语料进行鉴别、筛选的学者之一。他（1977：197）指出：“在《大正一切经》（1924—1929，东京出版）中，有不下96种‘汉代佛经’。但这些佛经译文是否真的产生于汉代，还大可怀疑。因此，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还需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选择。”著名佛学家吕澂也是较早提出应该对翻译佛经进行鉴别核实的学者。他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27）第一讲“佛学的初传”中说：“据道安录载，安世高译籍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支谶较少，可确定的有三部，十四卷，有疑问的九部，十二卷。这是最可靠的著录。后来的目录对两人的译籍又增编了多种，都不可信。” 因此，在利用佛经特别是早期佛经之前，应该首先确定（或推定）其译者或年代，做必要的语料鉴别和考定的工作。 对早期译经题署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不少中外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提出过卓见。 国外学者中，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一批佛教学者，就对汉译佛经的概貌、译者、可疑佛经等进行过翔实的考证研究，研究相当深入，成果丰硕。代表性人物有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常盘大定《从后汉到宋齐的译经总录》（日本国书刊行会，1973）、野上俊静等《佛教史概说》（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台北天华出版社，1984）、牧田谛亮《疑经研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等。 欧美学者里，较早以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为代表。许理和，除了专著《佛教征服中国》，另有3篇重要论文，经过学者翻译，先后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即：1. 1977，《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2. 1991，《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顾满林译，《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286—312页，2001）。3. 1996，《早期佛经中的口语成分——确定最佳源材料的尝试》（朱冠明译，见朱冠明《〈摩诃僧祇律〉情态动词研究》后附，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许理和既是较早提出需要从语言的角度对佛经语料进行考订鉴别的学者，也是对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提出标准的学者。许理和（1991）对早期汉译佛经作了深入研究。作者指出：首先必须认定哪些是真正的东汉译经。文章提出5个标准：1. 道安的《众经目录》可信，东晋支愍度的目录也可参考。2. 尽可能找佐证，包括：1）正文的注释；2）序言和版本记录；3）最早的引用或时代较早的重译本所据的底本。3. 根据以上两条，确认“里程碑式”的译经。4. 用这些“里程碑式”的译经来进行术语和风格的分析。5. 根据第四点，再考察现存译经中定为汉代译作的真伪。 许理和的上述观点，尤其是判定东汉译经的几条标准、早期译经的语言特征，以及不同阶段翻译术语和风格不同等对我们研究、鉴别东汉佛经都有启发，值得重视。 国内学者里，如著名佛学家吕澂、任继愈等，主要根据佛籍著录，从文献学角度提出鉴定汉译佛经特别是早期汉译佛经的必要性，并做了具体的甄别和考辨工作。 吕澂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文部分的编次》一文中指出：“汉文大藏中很多原来失译或缺本新得之书由于考订未当而致误题了译者的，这样的错误大半因仍《长房录》而来。《长房录》博而不精，它常常单凭旧录的记载，即臆断一些失译的书出自某家，以致早期的经师都骤然增加了好多译本，而模糊了各翻译者的真相。以安世高为例，最初《僧祐录》依《道安录》所举译籍不过35部41卷，其中还有缺本6部，疑是出撰述的4部。但到了《长房录》就随便增加到176部，197卷（见《长房录》卷4）。这样大的数目，连长房本人也不敢轻信，所以在他编辑入藏目录时，即将其中一部分归还于失译之内（见《长房录》卷13、14）。……像这样的误题译者的经籍，通过《开元录》而留在现行本的汉文大藏中的，其数很多。” 从语言角度考辨早期汉译佛经，探索东汉西晋时期汉语之演化。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汉译佛经是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特殊媒介，也是汉语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本书从语言学、汉语史的视角，利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方法，对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佛经翻译文本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在安世高、支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人在历代“经录”中题署他们为译者，却“有疑”的佛经的辨析，同时对这些“有疑佛经”的翻译年代、地域进行了考证。这些研究不仅对中国佛经翻译史、佛教传播史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以汉译佛经为史料研究汉语发展演化史、利用特定时期的可靠语料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特定时期的文化传播史都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语言学前沿丛书”由浙江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倾力打造，旨在厘清当前语言学各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占据中国语言学研究高地，推动学科发展。丛书特邀知名专家和研究中心成员编著语言学特定领域、范畴、结构的专题论文集，精选近十年来特定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定位明晰、题材新颖、主题集中，精彩地呈现出各个具体领域的最新进展。该从书以分卷形式出版，首期计划出版8卷，各分卷由主编撰写绪论，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说明选择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