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5:结构筑底与化危为机

作者简介

王德培，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会长。任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常年为全国各级政府、各大高校、著名EMBA学院、央企、大型集团企业开设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地方战略布局、顶层设计规划等方面的前瞻性课程，领衔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央企、园区等层级的多项重大课题。 著有《中国经济2016》《中国经济2017》《中国经济2018》《中国经济2019》《中国经济2020》《中国经济2021》《中国经济2022》《中国经济2023》《中国经济2024》《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地缘战争：历史上的大国冲突》《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人民币的未来》《再平衡——中国的优势与美国的强势》等备受关注的预测专著。 福卡智库（FORECAST THINKTANK）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福卡”取自英文forecast，意为“预测，预言”。凭借“经济预测、破解复杂、发展战略、可行方案”四位一体、相互促进的综合优势，成为业内的知名品牌，致力于打造中国原创智库。2020年入选上海市重点培育智库名单。

内容简介

如何正确解读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虽面临真实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与衰败显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面对中国经济形势，国内外的分析判断大多是就表象进行外延式扩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关键变量。换言之，判断经济形势，不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短期看长期，还要看结构变化，更要看综合质量。现实是，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不仅表现在量上，更表现在质上。如在创新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较2023年上升1位至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报告还表示，中国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中国创新发展正展现出强大的动能和广阔前景。又比如，凭借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优势，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7578.3 亿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1%。“新三样”出口市场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受到广泛欢迎。 显然，不被形势变化的纷纷扰扰所困惑，关键在于把握决定形势走向的本质，回归第一性原则，从事实出发——中国经济表现不及预期，追根究底在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面临系统性、周期性、结构性三重巨大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既有长期笃定的追求，也在识变、应变、求变中调整。 其一，系统性挑战是指整个全球经济系统面临巨大风险，例如通货膨胀、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地缘政治抬头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在世界经济坐标中，中国 “一枝独秀”。从增量看，国家统计局2024年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经初步核算，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GDP依然同比增长4.7%，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美国202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欧元区2024年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2%）。从分量看，2024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 其二，周期性挑战是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周期性威胁，包括产能过剩、需求收缩、高负债等。对此，政策调控的本质是“左平右衡”，不断围绕着均线上下波动，使各种偏态和失衡尽可能向均线回归。就此而言，如果说2024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普遍加深、探底的年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复苏曲线，那么整体来看，2025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筑底在望的一年。毕竟，从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到房地产、地方债等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但效果有限，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筑底的底色开始显现。 其三，结构性挑战既包括从 “大基建+房地产”到 “科技创新+数智经济”的新旧动能切换，也包括经济发展长期采用投资和债务驱动、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错配等结构性扭曲。这意味着，变局时代，应对中国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变革，而这难以一蹴而就。当下也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这也就命定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将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处在承前启后、爬坡过坎的关键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3%—5%的中低速增长，同时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给了中国经济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间。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万事万物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进入一个回落调整的时期，直至下次机遇来临，高速增长才会开启。变局时代，危中有机。对中国而言，与其被唱衰中国的言论所捕获，不如跳出现象看本质，借助经济困局倒逼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为长期增长打下基础。这也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 中国解决问题的四大空间 在关于改革的 “全方位动员令”下达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长期约束、限制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 “动不得”的领域、环节，它们将要面对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 “生死选择”。鉴于此，以下四个领域有可能会被 “打开空间”，为构建新质生产关系做好前期准备。 首先，进一步释放市场化的空间。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市场还有一些深层的约束待破解:其一，目前国内办企成本在世界还处于中高水平，各种税费尚处于高位，从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3.5%，而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3%的 “剪刀差”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隐忧；其二，企业经营范围被限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条文很可能成为制约企业经营的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 “放管服”的精神；其三，负面清单难以落到实处，政企官司的 “公正公开”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无法保护市场主体基本需求的情况。 此类事件若频繁发生，不仅会抵消刺激性宏观政策的效用，而且还会封闭市场化的空间，更别提推进市场深化改革了。不过反过来看，这三大问题其实也正是市场化改革能量释放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再次打开既是操作问题，更是提振市场信心与预期的信号。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变数在于其推进的时间表。 其次，把握精兵简政的历史机缘。当财政收入负增长、各种债务剧增、行政办公经费锐减时，实质性的改革条件就成熟了，倒逼体制改革也水到渠成。道理很简单，财政供给吃力时，较为合适的办法就是动重新分配的脑筋。在此条件下可以快速推动除了教育、医疗 (也需要 “瘦身”)之外的事业单位，在一至三年内基本 “脱钩”，转为企业，而那些自身有财力的事业单位，其 “脱钩”的积极性大，因此，作为首批试点，其速度可以更快，完成可以更早。延安时期党中央就搞过精兵简政，毛主席对此提议特别写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因此，精兵简政的关键在于启动的历史条件，它是优化结构的前提，可以在约束时间内完成以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再次，利用大国红利实现国家信用再释放。这些红利往大了说，可包含货币的国际化、债务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以及规则的国际化。不管是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还是BRICSPAY (金砖国家支付系统)，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伴随债务的国际化。参照美国的实践效果来看，这个新空间是难以估量的巨大。至少目前俄罗斯99.5%的外贸是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往小了说，当为地方化债托底的3万亿—5万亿元专项债到位后，极有可能出现由国家收购地方债，或者把地方政府的债转为欠中央财政的债，然后由中央财政兜底接盘，把它们 “挂起来”慢慢消化，以此解决由地方债务陷阱引发的区域经济衰退。按市场经济原则 “谁家孩子谁家抱”、地方自己承担债务问题的可行性不大，这不符合大国的 “身份”。而且，伴随国家地位持续提升，中国的债券也将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为用国际资本 “化债”创造了条件。总之，大国红利的精髓是用更大的视角、更大的战略发现更大的空间来解决国内的困难。 最后，强国企，弱国资。作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抓手、国家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强国企”主要体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三个集中”上，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并在集中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大功能。具有这些功能的国企无论怎样集中、做大都合情合理，而且伴随国家间竞争的激化，其权重会越来越大。 但现实中的亮点却是针对那些与国家战略不相关、弱相关的国资尽量转让、抵押、拍卖，实现剥离，变更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要求运行，既把国资改革的主体多元化目标落到实处，又把类似2022年 《关于盘活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指导意见》提到的 “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类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建立健全资产盘活工作机制，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为保障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等要求落到实处。这些年来国家出台大批类似的政策措施，意味着还有巨大空间可以挖掘、释放，此举既能盘活存量资产，又能破除行政性垄断这一饱受诟病的 “国资顽疾”；既能促进 “三个集中”、做大战略性国企，又能减员增效、甩掉历史包袱。毕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全国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对2023年分类型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做了统计:国有企业实缴职工人数为3054.97万人。形成对比的是，2024年9月出口增长放缓到2.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1%，创下年内最大月度跌幅。这个巨大的 “剪刀差”会无情地 “收割”多少就业岗位？ 这就决定了 “强国企，弱国资”策略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破局之道的核心要义是 “解决问题不能同时产生新的问题”。最后一个破局的关键是在央地关系的侧重点上，地方仍然是承担责任、面临挑战、解决问题的主体。换句话说，为了解决问题，地方将迎来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与容错空间，在前文所述的四大空间里尽情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与能动性，充分体现首创精神，都将是破局之道的应有之义。未来地方之间的差距将从今天拉开，具体体现在破局的方向、方式选择上，对 “新、奇、特”和 “高、远、深”的理解与把握上。 世界经济正处于两轮繁荣期之间的过渡期，推动上一轮繁荣的动能已显著衰退，中国乃至世界都亟须寻找进入下一轮繁荣的新动力。面对新旧动能切换的时代命题，中国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方方面面的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性筑底中化危为机？面临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升级的地缘冲突、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思潮、青黄不接的产业换代等时代挑战，中国又有何化解之道？ 大国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再“起飞” 多元新兴产业，迎接科技文明 独特中国优势，化解世界经济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