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本（第三辑）

作者简介

主编叶舒宪为上海交通大学首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在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革新文学研究方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他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在国内形成声势可观的新流派。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三十余部。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文化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创造”及参与主持、撰稿多项工作。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心理分析》《民族魂与中国人》《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等。

内容简介

面对三星堆的失语：文化文本论重建思想史原点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 三星堆新发现举世瞩目，本地学者为何普遍失语？ 自2021年3月以来至今，国家启动前所未有的主流媒体态势，长久地持续地全方位宣传报道在成都平原的考古新发现——三星堆6个祭祀坑发掘现场实况，其社会关注度和网络讨论热度堪称此起彼伏，热烈非凡。所谓“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标题一再重复，两年下来，如今在国内外已是妇孺皆知。窃以为在这样轰动性的历史大发现舆论背景下，在2022年底前的成都市举办这次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的学术年会，势必会让三星堆研究方面的选题在我们这个文学研究圈子里也能热络一番。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临到会议开幕后才看到会议手册：原来除了本人这个“外来的和尚”之外，竟然一百多篇会议论文的选题都根本不关注三星堆。好像和我们本土学人所生活的地点近在咫尺的三星堆遗址，像是遥不可及的“潘多拉星球”的奇幻景观也！这种地方学者不关注也不研究本地文化重大新发现的现象，似乎是应验了汉语成语所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啊！有感于此，笔者在草拟好参会论文之题目——“四重证据法重建中国思想史原点”之上，重新添加一个正标题“面对三星堆的失语”。希望能够从我们学会层面的努力出发，让情况有所改观。 如果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学术失语现象？恐怕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现行教育出了问题。高等学校的学科细分式的人文教育现状，让大多数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根本无法面对知识大爆炸的当今现实。只要分别浏览一下国际史学研究的前沿学派——大历史学派在近十几年来风靡图书市场的超级畅销著作：以中年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为代表的通俗版，和以资深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全彩插图版，刘耀辉译，后浪出版公司，2017年。]《时间地图》[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晏可佳、段炼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为代表的学术版，国内与国际在文科知识人方面的知识结构巨大差异，就会即刻显现出来。国家领导层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距，所以要在近年来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启动覆盖全国的新文科建设运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的打破各专业各学科长期以来封闭在自身内部发展的坐井观天被动局面，结束旧文科的教育体制，大力号召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促进交叉学科的教学和认识优势，为当下面临的旧文科教育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一套解决方案。 中国比较文学界，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尝试并大力扶持跨学科知识建构的前沿领域，理应在面对当下发现的大批新材料方面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发挥其在整个人文学科之中的理论引领和方法引领的积极作用。对于生活在三星堆这块热土之中的四川本地学者而言，更应该努力站在本土文化自觉的高度，发挥人文思想解读和跨文化阐释的专业优势与地利优势，形成规模性的学术攻坚团队，拿出新人耳目的批量研究成果。文史哲研究者需要走出作家作品分析或单纯的嚼文嚼字模式的文本研究窠臼，努力尝试对无文字的文化传统的认知和攻坚[ 比较文学中的文学人类学派将文字的书面记录传统确认为文化小传统，将无文字传统视为文化大传统，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更加宏大的文本观念——“文化文本”，尝试以此来引领人文研究的广度拓展和深度变革”。参看近二年来新发表的著述：李继凯等主编《文化文本》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叶舒宪《什么是“文化文本”》，《中外文化与文论》第5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顾锋、杨庆存主编《深度认识中国文化——理论与方法讨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而不能一味沉陷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模式孵育出的作品分析老套路（思想内容+艺术特点）。 二、三星堆象牙堆见证“神话中国”观 汉字“象”，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写成一头大象的素描草图。中原大省河南的简称“豫”，也是让大象的素描图成为造字的核心意象，这就充分说明殷商时期的造字者们心目中，大象是司空见惯的陆地动物，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之物。比甲骨文汉字更加久远的文化传统，被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文学人类学派确认为文化的大传统，要理解甲骨文汉字“象”的写法之所以然，以及中国思想史、美学史的象、意象和形象等关键概念的由来，必须诉诸于无文字时代的先民与象这种陆地最大动物的关系史，适当了解华夏史前的环境史与生物史，还有史前的宗教史和神话史方面。因为在文明到来之前的时代，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是虔诚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者、神话故事讲述者或听讲者，不会有例外的情况。三星堆祭祀坑的大批文物作为发挥仪礼功能的通神法器，满载着古蜀国先民的信仰和天国想象。作为人文学者，1976年出生的以色列学者——牛津大学毕业的赫拉利博士能写出21世纪以来全球传播最广的学术书《人类简史》，其所涉猎的知识内容绝非一两个或两三个学科所能涵盖。目前我国为何无法培育出类似的知识创新型学者呢？这问题值得每一位从业者紧跟着“钱学森之问”去深刻反思：不仅要反思文科教育的瓶颈所在，也要反思和调整个人的学习方向：先找出差距，启动自我警醒的迎头赶上的过程。赫拉利博士在《人类简史》出版后很快又推出其姊妹篇《未来简史》，似乎是要凭一人之力完成古代社会中先知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比之下，我国现行文科教育制度下的学子们，所熟悉的还只能是自战国至汉代留下来的书面文本，这充其量也就是两千年多年的历史信息。这样的认知界限，和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文字文本的时间限度，难道就是我们当下无法超越的文化认识限度吗？这样的发问方式，就意味着势必要走向突破文字文本限度的强烈自我意识。 如何突破？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存在本身，就潜含着某种启发认识突破的功效：三千年前如此丰富奇绝并超乎一般读书人想象的金玉铜象牙丝绸制品，足以让我们反思书本文献知识的有限性，不再像古人那样偏执地盲从文献记载。必须到书本文献根本没有覆盖到的真实历史场景和祭器文物中去再学习，完成知识观的自我更新，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三星堆诸多文物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是三千多年前的古蜀国人为什么要动用成百上千根大象牙，作为每个祭祀坑掩埋文物最上面的覆盖层？蜀国的先民又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多的象牙，先民心目中的象牙和祭祀礼仪与神话观念有怎样的相互关系？ 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交叉学科代表——文学人类学派，针对当下学界流行的、误导性很大的轴心时代说或轴心突破理论（雅斯贝斯），提出一种适合本土文化传统再认识的“神话中国”理论，希望通过对早期文化之原初信仰及神话观念的解码和阐释，重新认识本土文明根脉及其流变。面对三星堆象牙堆的祭祀坑奇观，四重证据法中的“第三重证据”一旦出场，就会起到非常有效的激活和解码作用[ 杨骊等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三重证据指的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民间文化，包括各民族的口传史诗和神话传说。因为现代人的城市生活早已远离大自然和各种野生动物，现代公众面对祭祀坑里大面积的野生大象之象牙的情景，除了万分惊讶之外，就只剩下感叹了。与野生象类接触密切的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哈尼族神话，为我们提供了激活三星堆象牙堆文化功能的知识参照系。 哈尼族创世神话《动植物的家谱》讲到，最初的人类没有粮食吃，最初的粮食的种子在上面的天神世界里，人类祖先为了能够上天取得种子，就要先打造升天的工具——天梯，而这个能够贯通天地之间的唯一性的天梯，就是用杀死的大象骨骼为原材料建成的。[ 王宪昭、王京评注《中华创世神话选注·动植物起源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1-23页。]了解到象牙象骨在初民神话想象中充当人神沟通之天梯的文化功能，再看三星堆的每个祭祀坑文物分布中的大量象牙堆积，其解谜的参照效应，就好像一场学术牌局的底牌得以揭开一般。 目前现有的专业人士的解释基本有两种：一种认为象牙是祭祀天地的礼仪重器[ 陈德安等《三星堆：长江上游文明中心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还有一种认为象牙是具有压胜克敌作用的法器，主要用于压制造成洪水泛滥的水神妖孽。后一种观点的依据是，古代礼书中一种叫做“壶涿氏”的记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为代表。下面是2021年《潇湘晨报》记者对他的采访报道： 金沙遗址所发现的象牙都出土于古河流两岸，这是否表明使用象牙祭祀和水有关系呢？朱章义解释说，成都平原自古以来便是沃野千里，美丽富饶，但在都江堰修建之前，河流经常改道，古蜀先民常常因此而遭受洪水灾害的侵袭。这已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洪水的泛滥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在当时，先民们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治理洪水，其一就是科学治理，即修建防洪大堤。其二就是巫术活动，即进行祭祀活动，如祭祀河神，或镇杀洪水中的妖魔精怪等，在生产力及社会条件的限制下，这种方式成为了古蜀先民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据《周礼秋官壶涿氏》记载：“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其中，象齿，就是大象牙，把它沉入水中，就能够镇杀洪水中的妖魔精怪。[ 《潇湘晨报》2021年9月10日：《三星堆金沙象牙成堆从中藏着怎样的古蜀密码？》] 朱馆长这样一种用象牙镇杀水怪防洪的说法，看似引经据典，颇有道理，但似乎偏离了《周礼》这部书的原意。首先是“壶涿氏”这个官职名称，郑玄的解释是：“壶，瓦鼔也，涿，击也，主以土鼔去水中毒虫也。”官职名称隐喻着敲击土鼓的仪式行为，所要攻击或对付的是“水中毒虫”。既然是虫，那它会是导致洪水泛滥的水怪吗？显然不是的。水中毒虫属于成语“含沙射影”所说的小生物，名叫蜮或水狐，虽与洪灾无关，却是巫医信仰传统中能够给人带来疾病的小妖孽之类。如此看，《周礼》所言象牙入水的主要目的还是仪式性防疫的用途。“蜮”这种小怪虫，常躲在水中，以口中所含沙粒，射人或射人的影子。凡被蜮射中者会生疮。“含沙射影”四字成语实际包含蜮的两种别名：“含沙”和“射影”。其他别名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之“溪鬼虫”、“射工”、“水弩”、“抱枪”等。从如此多样的别名来看，关于这种毒虫或鬼虫能够致病的民间信仰，在古代非常普及流行。如果说三星堆的古蜀国人要用成百上千棵巨大象牙来对付这种“以气射害人”的水虫，在道理上似很难说通。文学人类学学研究分会的首任会长萧兵先生专研辟邪神话观的大著，倒是可以提供解释的思路[ 萧兵《辟邪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钦定四库全书》所收明代学者王应电所撰《周礼传》巻五下引用的两家（刘氏和王氏）观点，就是运用辟邪理论来解释“壶涿氏掌除水虫”一句的：“刘氏曰：土之性沉而克乎水，炮而为鼔，击诸水上，则深渊可达，入水而应于土故也。王氏曰：以牡橭午（即榆木杵，引者）贯象齿而沉之水，神感其气而死，其神既死，则渊实为陵。圣人所以变化驱除之术，非深穷物理之生克，孰能与此夫？琥珀拾芥，礠石引鍼，戎盐累卯，獭胆分杯，坏漆以蟹，浣锦以鱼，散血以藕皮，毁金羊角，皆出自然之理也。”此处所引王氏之说，一口气列举出八种物物相克的典故，来说明用土鼓对付水毒虫的道理。八种典故包括：用食蟹来治疗漆树过敏而生的疮，以羚羊角破金刚石，等等，皆为民间传说信仰的生克原理故事。这里谨就“戎盐”典故的略加诠释：戎盐，现代名为大青盐，为氯化物类石盐族矿物石盐的结晶体。具有泻热，凉血，明目，润燥的作用。其化学成分主要为氯化钠。《本草纲目》石部第十一卷金石之五：“时珍曰：出于胡国，故名戎盐。赞云：盐山二岳，二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为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或称戎盐，可以疗疾。”李时珍指出这种胡地所产土盐，既有辟邪祛恶的作用，同时也具有治疗的效果。对照之下，壶涿氏掌管以击土鼓克水虫，还是同样为的驱邪辟疫目的，而不是应对洪灾的。古代的辟邪一般选择体现神秘能量的圣物，包括玉、帛（五色丝）、金、铜、铅、琉璃、骨、角、桃木等等，象牙当然也与此并列。如汉代皇室贵族专用的辟邪防疫三宝之一“刚卯、严卯”，其制作材料，官方记载有如下三种：白玉，黑犀牛角，象牙。这三类神物是按照等级而排序的，相当于分为上中下三品。象牙材料仅能算是次于白玉和犀牛角的下品而已。三星堆的几种圣物排列情况有所不同：象与象牙似乎地位等级更高，所以全部铺放在祭祀坑金玉铜器的上面！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之庞大，完全出乎世人的意料之外。 下面便是《后汉书·舆服志》讲述的古代官方佩玉制度沿革的原文：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韨，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韨，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縢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将玉质的刚卯严卯作为第四重证据，其四面上刻写着的66字咒语就相当于二重证据，完全能够说明古人用神物圣物法器辟邪防疫的观念功能。所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的十六字话语，凸显的是辟邪神话信仰的作用，具有斩钉截铁般的自信力与攻击力，那就是专门对付瘟神疫鬼的。汉代《急就篇·卷三》“射鬾辟邪除群凶”句颜师古注：“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欬攺。其上有铭，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这就说明，除了皇室贵族用白玉、犀牛角和象牙三种珍稀材料制作刚卯，社会上的中等贵族和富人们也可以金属铜和桃木制作之，并普遍相信其祛除鬼魅妖精之类导致疾病的邪恶力量。可以说古代中医药学思想的辟邪神话观，充分体现的正是“神话中国”原则，而非体现“轴心突破”的哲学或形而上的思辨方面。 假设发明轴心突破理论的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之前能够目睹三星堆祭祀坑大发现，他一定会重新考虑其哲学大突破理论是否适应公元前800-200年间的中国文明。理由很明确，雅斯贝斯所处时代，对文明发生前的史前史文化几乎还没有确定性的认知。下面就是他努力之后而望洋兴叹的原话： 谁也不知道人类在无边无际的史前的真正血统及变化，这完全可能永远也不得而知。[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史前是个庞大的实体，因为人在史前出现了。然而，它是一个我们基本不了解的实体。……这个难解之谜对我们非常具有吸引力。由于我们的无知，它也不断地使我们失望。[ 同上书，第52页。] 就学术的接力赛而言，作为后代人的我们之所以要比前代人幸运，就因为能够看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这样的罕见的史前遗址文物重大发现，能够一下子直观认识到公元前800年前的先民精神生活景象。我们在这里能看到的是先民对神话和信仰的狂热和沉浸，而不是拒斥神话信仰之后的理性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科学！八个祭祀坑的数万件承载者虔诚信仰和崇拜情愫的神圣祭品，能够让哲学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哲学觉醒情况变成镜花水月一般缥缈和不现实：以下还是雅斯贝斯的关于轴心时代突破之标志的原话： 神话时代一去不返，像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 同上书，第9页。] 试问，有谁能够在三星堆青铜神坛、神树和纵目面具以及成堆大象牙景象中看到哲学理性向神话发起的斗争呢？我们怎么能将古蜀国先民设想成像荷马史诗为代表的神话传统发起攻击的哲人柏拉图呢？即便是稍晚一些的信仰“祭如在”之虚拟现实原理的孔子，也从来没有像神话传统发起攻击。他不是还感叹过自己很久不能梦见凤凰神鸟吗？更不用说他亲口说出“入太庙每事问”的无比虔诚话语了。雅斯贝斯将老子、孔子、墨子等都比作中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似是而非的误导作用，需要从比较文化方面给与批驳和反思。这几位先秦学者不仅根本不会像柏拉图那样攻击神话，反而有《道德经》的“谷神不死”说和《墨子》中的《明鬼》篇，充分见证鬼神信仰的根深蒂固，何谈什么轴心突破？如果连诸子经典的原文都没有读过，又如何去建构自己的世界历史具有共同结构的理论大厦呢？ 三、四重证据法重构三万年人象关系史 早在三星堆1986年先发现两大祭祀坑之前半个世纪，咱们四川大学的著名学者徐中舒就写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在缺乏足够的四重证据的情况下，依据二重证据即殷墟出土甲骨文中三次出现的获象、来象记录，有力地证明殷商时期不仅四川盆地有大象，即便在中原地区大象也是常见之物。 此获象、来象之象，必殷虚产物，与后来驯象之由他处贡献者不同，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云：“象爲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爲字从手牵象（说详后），则象爲寻常服御之物。今殷虚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也。王征君（静安先生）曰：“《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爲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此殷代有象之确证矣。”（王先生说见《观堂别集》）[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卷第1期，第60-75页。] 如今，我们按照考古遗址和文物作为求证史前史的第四重证据的大思路，可以鸟瞰整个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人进象退”历程。由此可知，在个头较小的亚洲象与人类发生接触以前，人类曾经主要猎食身材更为高大的猛犸象和乳齿象。只有在史前猎人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先导致猛犸象在距今一万年前彻底灭绝，之后才有亚洲象作为象类的替代者或后继者，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猎食与驯化两种现象；并因此而导致亚洲象种群数量的急剧减少。从30000至15000年前分布在东欧地区的狩猎部落就开始利用巨大的猛犸象骨建造棚屋居住，其中以捷克东部和乌克兰第聂伯河畔的猛犸象骨蓬屋[ [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杨宁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17-118页。]最为引人注目。在捷克东部的摩拉维亚，名叫多尔尼韦斯顿尼斯的村落发现三万年前修建的猛犸象骨屋遗迹，被猎杀的猛犸象遗骨数量多达上千根[[加]佩金格尔《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朱宁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96页。]。到11000年前的我国满洲里扎赉诺尔市出土的猛犸象化石，以及当地新建的猛犸象国家公园，这乃是这种巨大动物行将灭绝前夕的一次集体回光返照。我们再将视线南移到中原地区：有5300年前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墓地中伴随最早的一批墨绿色蛇纹石玉钺，还出土有象牙镯子一件。这应该是史前中原社会出土的最早的一批奢侈品，其材质已经不是猛犸象牙，而是亚洲象牙。随后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出土有5000年前的象牙梳、象牙圆琮形器、象牙珠子，等。在距今7200年至5000年前后的长三角地区，本地先民有利用象牙材料雕刻圣物的传统：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双鸟朝阳神徽，上海福泉山出土良渚文化象牙雕羽冠神人徽权杖，皆为其例。再向西移，到距今4000多年的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出土有泥塑象神偶像（现今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几乎是写实型的雕塑风格，这也说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对大象还是司空见惯的。再向西，经过“巴蛇吞象”传说原产地，即重庆、三峡地区，最后抵达长江上游地区的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一部大约3万年来东亚洲人象关系史之轮廓，已经大致可以呼之欲出了。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们用猎物猛犸象的巨大双牙对拼起来，做成猛犸象骨屋的大门景观，如今的参观者还可以在基辅的自然博物馆中得到眼见为实的体验。 在还没有出现农业生产的旧石器时代，巨大的野兽作为猎物，居然是如此服务于人类的衣食住行需求的。而象牙作为史前部落社会最早出现的奢侈品材料，一般是加工制作装饰用的珠串，充当先民的身体佩饰物。当然，在现代人看来属于装饰品的象牙珠串，在当时人类的信仰语境中也会充当护身符一类的神圣辟邪法器作用。在捷克的多尔尼韦斯顿尼斯村落，还发掘到欧洲最早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有红色赭石，石制工具，贝壳、狐狸牙或狼牙，以及象牙珠子。[[加]佩金格尔《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朱宁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102页。] 从三重证据方面看，许多原始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有佩戴兽牙辟邪的习俗，这就给狼牙加象牙珠的串饰之文化功能，提供了比较和参照。 三星堆的象牙，其文物距今年代仅有3000年出头，几乎处在这个长达三万年人象关系传统的年代表之末端。其能够让人拍案惊奇之处，仅仅是古蜀国祭祀仪式所耗费的象牙之数量，大大超越所有前代的遗址文物发现。古蜀国统治者的宗教性虔诚，在大大加速亚洲象灭绝的作用程度方面，占据着目前所知的国内首屈一指地位。原来活跃在比较文学界的一批生态批评热衷者们，其效法美国哈佛大学生态批评教科书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在面对本国生态史的惊人新材料时，却出现集体哑火的局面，确实会令人感到遗憾。倒是一位英裔的澳大利亚汉学家伊懋可教授捷足先登，拿出他全面陈述在东亚洲的人进象退的成反比进程的生态史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其第二章“人类和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认为人-象搏斗是在以下三条战线展开的：其一是开垦耕地毁坏了大象栖息的森林环境；其二是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而与大象搏斗。其三是为了象牙和象鼻而猎取大象。象鼻是美食家的珍馐佳肴；或者是为了战争、运输或仪式所需，而设陷阱捕捉大象并加以训练。[ [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这就是伊懋可的中国环境史视角所给出的人进象退的反比例关系。人类的农耕社会越发展，大象的生存空间就越是被挤压缩小，最后就只剩下云南边境一带的个别地域了。如果这位环境史学家能够适当涉猎一些中医中药方面的著述的话，或许还会给大象在中国自然环境中的退却过程，增第四方面的因素吧。明眼人都能够从《本草纲目》一类医药书中看出古代中医对象牙药用作用的偏爱。 以象牙为神圣标的物的崇拜传统，显然是在早于三星堆的各个时期的史前文化中不断传承，所以有遍地开花的局面。只是未能出现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这样大量使用整棵大象牙用于宗教祭祀的情况。在1986年和2001年两次挖掘过程中，三星堆共出土80多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1000多根象牙。自2021年至2022年6月，一年多时间里三星堆3号至8号坑中又出土678根（段）象牙和象牙制品。大家可以从这个数量去想象古蜀国宗教狂热所导致的生物灭绝残剧。成都目前要打造世界科幻之都，三千年前发生的这一幕触目惊心，其实比科幻还要科幻吧。 在欧亚大陆上和人类共同生活过千百万年的象类生物，究竟是在何时与人类渐行渐远的呢？换一种发问方式：既然比亚洲象要早很多的猛犸象、乳齿象的种群灭绝悲剧与史前猎人的猎杀密切相关，即在距今一万年前就从大地上绝迹了，那么其后裔亚洲象是不是也面临着难逃被人类斩尽杀绝的厄运呢？情况确实如此，如果不是人类在一万年前后学会种植粮食，开启农耕革命，为社会人口增长找到更充足的、可储备的食物来源，那就很难说亚洲象是否能够大量地存活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先民狂热祭祀神灵的时代。我们仅凭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祭器的分布情况，就能大体上看出人进象退的此消彼长变化过程。简言之，当三星堆八个祭祀坑均在最上面一层铺满象牙的那个时期，距今约3000年上下，亚洲象在蜀地的大量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等到时光轮转到距今2600年的东周时期，也就是金沙遗址最晚的地层第三文化层所呈现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白花花的大象牙已经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野猪牙和鹿角、麋角。牙角类，和玉帛类同样，在先民的神话信仰中具有相同的的神圣功能，人们希望发挥其内涵的神力即正能量，抵 御一切给人类的生活和生命造成威胁的山妖水怪、瘟神厉鬼和魑魅魍魉。 ★解析三星堆文化中的中华文明底色 ★理解三星堆出土文物背后的文化象征，金、玉、铜、丝帛、象牙 ★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直抵文化研究前沿